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15個委員會大多是特區政府高度重視的政策範疇，並且需要多個決策部門互相協調。按理說，由行政長官委派政務司司長主持大局的委員會，可謂獲得政府架構當中的「最高配置」，理應獲得最多資源，擁有較大回應能力。但為何，這些委員會的實際成效往往備受爭議？這到底是政務司司長主持的問題，還是委員會制度本身的問題？新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又可否扭轉乾坤？

無實權的諮詢委員會成效備受爭議

「扶貧委員會」是政務司司長轄下「重中之中」的委員會之一，旨在檢視現行政策及探討全新措施，以防貧及扶貧。但較早前，本身是扶貧委員會委員的工聯會鄧家彪竟向特首林鄭月娥發公開信，嚴正批評政府的扶貧思維有誤。而事實上，扶貧委員會已非首次有委員公開與特區政府「唱反調」，可惜當局似乎聽不而耳。這着實令人疑惑，如果特區政府連專責反映意見的組織及成員建議都無法接納，那麼這些委員會到底有什麼存在價值和意義？（表二）

同樣以扶貧委員會為例，本應定期更新「貧窮線」以分析監察貧窮情況，但前任扶貧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多次撰文質疑，以每月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作為貧窮線的計算方向，無法針對本港整體收入分佈不均的社會結構特徵。在相對貧窮的概念下，即使基層收入有所改善，只要仍遜於入息中位數的一半，就是官方所定義的「貧窮」；相對地，當入息中位數上升，貧窮數字也自然會「水漲船高」——這樣根本無法準確反映貧窮問題，可是，特區政府仍然堅持己見，委員會也被批「越扶越貧」。

由「人力發展委員會」和「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合併而成的「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同樣備受質疑，但有別於政府面對「扶貧委員會」的「不聽專家言」，「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的問題在於所謂專家的意見過於片面，並不符合香港現實需要。眾所周知，香港生育率持續下跌、未來勞動人口不足，特區政府早於2002年先後成立「人力發展委員會」和「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前者負責籌劃及監督現時每五年進行一次的人力資源推算，並就香港的人力需求及發展人力資源、資歷架構及質素保證架構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後者則由政務司司長牽頭，到2007年被改組為「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負責研究香港人口趨勢和特徵帶來的重大挑戰，並且統籌人口政策制訂工作。但當兩者於2017年被合併組成「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不時有聲音抨擊政府以「人力資源」取代「人口政策」的做法，是受限於經濟主導為發展思維，完全忽略人口自身的需求、福祉與人口、人才增減的內在聯繫。

觀乎兩屆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的新聞公報，會議基本上圍繞着如何改善人才供求，以應付經濟發展的需要；在疫情期間討論失業和就業問題，又多次提及大灣區青年創業、就業等事宜。更令人失望的是，那些對未來人口政策影響深遠的委員們，所提出的建議不外乎吸引海外人才、創造就業和增加再培訓服務等等，全都偏重人口作為資源的運用，一味依賴「人口輸入」和「融入大灣區」來調節人才和市場的供求問題，而人口政策本應包含的住房、醫療、養老和安老等等打造「宜居」城市的關鍵，卻都被委員們置之不理。

「青年發展委員會」的問題則是目標未明而能力有限。特首林鄭月娥於2017年發布的首份《施政報告》提出，要在未來五年致力做好與青年「三業三政」的相關工作；又積極籌備由18至35歲青年組成的諮詢委員會，為此預留10億元將原先負責審批資助項目的「青年事務委會」，改組成「青年發展委員會」，由時任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主持，以聽取青年人的意見，研究及討論青年人關注的政策議題，高呼與「青年人同行」。

截至2019年12月16日，委員會及轄下三個專責小組已舉行超過100場會議、會面及青年交流會，並推出諸如「青年戶外歷奇訓練活動試行計劃」、「優秀青年嘉許計劃」、「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2019-22）」、「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中學生／離校生個人升學和就業支援服務」；隨着新冠肺炎疫情「新常態」的到來，委員會也將政策專題會等交流活動移師網上，至今已就青年就業與出路、正向思維等議題舉行三次會議，並邀請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強、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黃仁龍交流。然而，香港青年問題的複雜程度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例如「三業三政」指向的學業、事業及置業問題，根本遠非委員會的「交流活動」和「資助計劃」所能夠解決，即使是由政務司司長親自坐鎮，感覺也只是「整色整水」而已。

有實權的督導委員會卻仍「竹籃打水一場空」

面對外界對委員會的各種質疑，不少學者和委員都不約而同地指出，「諮詢委員會」只是一個諮詢組織，有其職能限制，故無法左右政府施政決策也是情有可原。例如新界青年聯會副主席兼青年發展委員會委員陳浩庭表示，「委員會始終是個諮詢架構，並不是說今日在會議上就政策向有關當局提意見，第二日就能付諸實行。但我相信會是一個進程，在蒐集各委員及各方意見後，想必有關當局會在日後制定政策時考慮到相關意見。」

然而，如果連握有實權的「督導委員會」也未見太大成效，就很難說得過去。首當其衝的，非「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莫屬。如果要說反修例風波激化社會積習已久的深層次矛盾，那港人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理解不足亦是反修例風波揭示的另一矛盾。即使香港快將回歸滿二十五周年，但社會普遍仍對憲制秩序存在誤解，誤以為香港實行「三權分立」、「享有全面自治」等等。這種誤解能夠持續多年，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可謂不無責任。

自回歸後成立的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由政務司出任主席，下設立五個工作小組，旨在針對本地社區、教師及學生、公務員、工商專業界及香港以外地區人士，讓他們更深入、全面地認識「一國兩制」、《憲法》及《基本法》。委員會亦有權監察、評估和檢討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的推廣工作，和審核基本法的推廣計劃。無可否認，基廣會歷來設有不少流動資源中心，並舉辦不同的展覽、推廣活動和問答比賽，但從近年的政治爭議來看，普羅大眾明顯對「一國兩制」、《憲法》及《基本法》存在不少謬誤。

「推動回收業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同樣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政府於2013年設立推動回收業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以落實《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13-2022》中，所訂立的人均廢物棄置量減四成至四成半、回收率達致五成半的目標。但時至今日，香港近年的每日人均垃圾量不跌反升，數量遠超2013年訂立的目標。在《藍圖2013-2022》裏，政府原先預期2018年通過垃圾徵費法案，棄置量在隨後四至五年降低兩成，由1公斤減至0.8公斤。現實卻是2017年棄置量飆升至1.45公斤，證明前期的回收減費措施未能奏效。同樣，《藍圖2013-2022》預期廢物回收率在2022年到達55%，然而2019年的比例仍只有29%。而專為檢討回收情況、改善回收網絡而設的委員會，成立八年以來未見有何作用。至近年政府才推出「中央收膠」等先導計劃，撥款給回收商統一收集並處理廢膠以助出售，無奈實在太遲。

政府委員會向來被批評透明度不足，幸而在政務司司長主持之下的多個重量級諮詢委員會，都專門設有網站，會定期發放新聞資訊和會議記錄。不過，負有執行和監督政策職能的高層次督導委員會，則是大多既無會議記錄，又無近期的新聞公報和定期檢討報告，根本無從得知其委員會的具體成效。例如氣候變化督導委員會，網上僅得2016年第一次會議的新聞稿；而打擊販運人口及加強保障外籍家庭傭工督導委員會，同樣網上僅得一份發表於2018年的「香港打擊販運人口及加強保障外籍家庭傭工行動計劃」書，亦無定期檢討報告；至於內地合作督導委員會，不論改組前後，都不見其政策規劃、公布落實措施和檢討報告。在此情況下，這些委員會有否成效，以至政務司司長能否在其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公眾只能「靠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