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務司司長主持的15個高層級委員會成效不彰，雖只是整個委員會制度的冰山一角，但也可以說是510個諮詢及法定組織的縮影。有不願具名的行政會議成員向《香港01》指出，問題在於政府缺乏期望和定位，令委員會制度難以發揮其應有的專業和政治功能。

政府只需要「yes-man」？

以委員會的用人標準為例，民政事務局在網上列明，「委任諮詢及法定組織非官方成員的原則是「用人唯才」，當中考慮有關人士的才幹、專長、經驗、誠信和參與服務社會的熱誠」；然而，部份委員會的人員構成無疑與委員會的定位自相矛盾。

例如，近年飽受爭議的「青年事務委員會」原意為推動「三業」（學業、事業和置業）和「三政」（議政、論政和參政），但社會上真正缺乏資源提升學業、建立事業和置業的青年往往是低下階層，惟委員會當中不乏富家子弟，包括霍啟剛（霍英東家族之第三代長子）、何力治（本港著名建師何顯毅之子）、郭永亮（船王許愛周家族後人）、劉詩韻（永利行國際集團的創辦人劉紹鈞之子）、梁毓偉（香港龍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梁麟之子）、彭穎生（運高工安洋行有限公司董事長彭曉明之子）。

這個組成不時令人質疑「離地」，無法代表普遍青年的聲音。當然，「富二代」亦是香港青年的一部份，亦能夠借助其掌控的資源、關係網絡，更準確地掌握相關領域的持份者意見。但對比起只得三個名額的「青年委員自薦試行計劃」，富二代連同商界和政界已佔去總委員數的四成（見下表），卻未見一個身陷在職貧窮的青年在席。難道，他們與青年事務無關？

「撲滅罪行委員會」亦有同樣問題。為何統籌各局部門制定滅罪計劃、檢視犯罪報告、制定宣傳策略的滅罪會中，商界和富二代的人數佔比多達七成，卻未見在犯罪事務上起緩衝作用的社福界在席，而代表學界聲音的僅得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莫仲輝一人，實在難以理解政府的任人準則及背後的目的。

一名不具名的行政會議成員向《香港01》表示，一個理想的委員會理應包含不同正反的意見，補足政府政策的「盲點」，以更好地預示決策可能會引起的不同效果，因為「委員會正是需要講理據，不是『為反而反』的人，並且能夠提出多種意見和其他處理方法的委員」；可是，單就現時政府的委任情況而言，「（政府）只需要yes-man。」

這種做法必然會損害委員會的專業性及其政治功能。這名行會成員指出，「現在政府只需要委任些知名人士，然後對外說委員會同意了政府決策。比如把社會上的NGO代表拉進委員會，一旦他們同意決策，就要求他們對外『護航』，不准他們say no（說不）。」

每人發言幾分鐘無法深入討論

如果說政府設立委員會的目的，只為了「跑數」，也許就不難理解部份委員會不合理的委員數量，例如青年發展委員會多達47人的委員人數（39個非官守委員和8個官守委員），尤如一個「龐然大物」，難以想像開會時七嘴八舌的混亂情況。

青年發展委員會委員陳浩庭亦笑言，「就算每位與會者說一、兩分鐘，都最少需要可以一、兩個小時的會議時間。我認為青發會較有靈活性，有時甚至會在開會時做腦力激盪 ，為政策專題會議訂定主題。」

不過，政策議題的專業意見和民意，豈是每位委員兩三分鐘的發言能夠說清。理論上，專家和委員需要提前閱讀和研究秘書署提前準備的大量會議文件，既無薪酬，又需要特意在工作日請假出席幾個小時的會議，以「遷就」政府的「五天工作日」。如果委員花費大量時間準備並出席會議，卻只換來兩三分鍾的發言時間，這難免會令委員「洩氣」，更不利於會議成效。

史丹福大學管理科學及工程學系教授羅拔·薩頓（Robert I. Sutton）研究指出，會議人數過多，與會者難有足夠的時間發言，因此簡短的評論取代了有來有回討論和交流。這使得大多數的會議都以宣布事項、資訊交流或者更新消息為主，難就議題進行深入的溝通，更別說達成共識以及做出決策。而冗長的會議時間亦會令人分心。這又反過來導致與會者逐漸變得不重視會議，不願意為會議做事前準備，最終令會議成效日益下降。

薩頓認為最有效率的會議規模，應是五至八個人。按此標準來看，政務司司長主持的諮詢委員會，除去賑災基金諮詢委員會僅僅達標外，其餘委員會人數都超過八人（見下表），難以想像這些會議能討論出什麼具體的建議和規劃。

屢次改革制度卻未對準問題癥結

諮詢委員會制度演變至今，已不再是港英時期輔助政府施政的專業和政治定位。回歸後社會政治意識漸濃，一方面香港的區議會和立法會不斷擴大直選議席，市民更傾向由民選產生的議員監察政府和傳達民意。另一方面，社會習慣以遊行示威和集會，直接向政府表達訴求。諮詢委員會中委任的意見領袖、社區領袖及專業人士，其代表性和認受性大不如前。

例如首任特首董建華於2002年開始推行的政治委任制度——將所有司長和局長職級由公務員職位改為以合約方式聘任，並須為施政過失負責；至2008年曾蔭權實施《進一步發展委任制度報告書》，將「問責制」涵蓋「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職級，令問責官員成為政策制訂的重心。這導致諮詢委員會參與施政決策的功能進一步受損，因為問責官員根據自己的意向，諮詢委員會的民意與專業意見，採納與否視乎官員的個人取態。

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成員兼兒童事務委員會委員吳堃廉明言，雖然會議上每位委員都落力投入，「但諮詢還諮詢，最後決定的都是政府內部。」香港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林緻茵亦表示，委員在會議上並不知道政府會否採納委員的建議，往往要到立法會才會知道政府所採納的決定，而政府亦不會向委員解釋採納決定的原因。

然而，歷屆政府的努力都未有解決問題癥結，為制度訂立目標和定位——委任準則依然不清不楚、委員會的認受性和代表性仍舊存疑、諮詢委員會參與施政決策的功能依然受損。儘管曾蔭權、梁振英和林鄭月娥政府多番嘗試重新定位諮詢委員會的制度角色，但改革的方向多集中在推動社會參與、試用未有太多公職經驗的「新人」；林鄭月娥更推出「青年委員自薦試行計劃」和「青年委員自薦計劃」，增加青年委員的人數，意謂吸納更多元的聲音進入諮詢架構。但政治和專業功能重塑未果，卻導致開會人數過多、開會時間過長，根本無法深入交流和討論議題。會議成效不彰，自然而然會淪為「充人數」的委員會。

上述那名行政會議成員認為，在這種會議環境下，諮詢委員會只會形同虛設，「人人只是說兩句，來開會好像一種支持政策的表態。或者說一句話也不會有人跟進，只是被記錄在案，就是這樣簡單。」長此以往，不論是專業人士、學者，還是基層代表參與諮詢委員會的意欲只會有減無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