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閘限電眾說紛紜 哪種解釋最接近真相

撰文:楊語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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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國內地最重要的公共假期之一「國慶小長假」即將到來的時候,「多省份拉閘限電」突然成為熱搜詞,引得國內與國際輿論側目。其實,對於內地很多地方來說,缺電年年有,那為什麼今年如此嚴重?輿論中的一場大型的探究之旅就此展開。

今年5月以來,中國南方沿海省份「為什麼這麼缺電」就已經在一定範圍內引發討論,但近期受「有序用電」影響的省份陡然增加到二十個,嚴重者如吉林省通知停水停電「常態化」預計要持續到明年3月,遼寧省瀋陽市部份地區因為紅綠燈沒電而產生道路擁堵,甚至有的地方因電梯停電導致孕婦要爬二十多層樓、商舖點着蠟燭營業、一家三口一氧化碳中毒——因為燒煤取暖的排氣扇不能工作……

直接對民眾的基本生活造成困擾,拉閘限電在社交媒體上想不上熱搜都不行。

受限電影響,吉林省磐石市的街燈和交通燈未能正常運作。(微博@野野野max)

「一盤大棋」

或許是因為這個問題的專業門檻較高,涉及的因素也相對複雜,又或許是看到網友雖然關心但並沒有多少過激的情緒,率先登場的是陰謀論:

為了獲得「針對西方的話語權和定價權」,必須「犧牲部份企業的利益」,用限電的方式「打擊西方經濟」。

這一說法最早的出處,據說是一位「網紅經濟學家」。有人為了說明這「一盤大棋」的必要性,連武俠理論都搬出來了,「欲練神功,必先自宮」,直接將拉閘限電捧成了「葵花寶典」。

然而,世間往往會被驗證的一條真理是,看上去煞有介事的「一盤大棋」,盤算的無非是流量生意。官媒央視網上周二(9月28日)發文痛批「大棋論」,稱其遮蔽了電煤供給短缺的基本事實,營造「為了限產而限電」的既視感和「用電緊張純屬人為設限」的錯位認知,「亂帶節奏」,產生了「低級紅」、「高級黑」的效果。

內地各級政府則從正面進入輿論場域,限電一度嚴重到影響居民用電的東北三省紛紛發聲,表示將加強電力供需平衡分析預測,做好預警預報,盡快組織發電企業增加電力供應,盡最大努力保障居民生活用電。不過,有國際媒體注意到,黑龍江省政府在表達態度的時候也說明了一個事實:按照當前的電力供需形勢,該省有序用電仍將持續一段時間。

國家電網有限公司也在28日召開緊急會議,提出了「堅決扛起電力保供責任」、「加大電網跨區跨省資源調配力度」、「全力守住民生用電底線」等要求。

三大原因

種種用詞可以看出,事情的嚴重程度不輕。用電的限制何以至此?中國媒體與國際媒體各有總結,普遍被提及的原因有三條:

第一是產能突增。英國廣播公司(BBC)發文表示,在疫情的持續影響下,中國作為全球少數幾個依然開工生產的經濟體,吸引了大量國際訂單。再加上東南亞國家持續受到變種病毒影響,「國際訂單只好轉投中國」。

這一點也確有數據支撐。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顯示,以美元計,8月份中國出口按年增速加快至25.6%,進口增速加快至33.1%,貿易順差則進一步擴大至583.4億美元。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在接受內媒採訪時表示,往年中國全年用電量增長幅度為6%左右,今年預計要到12%,「一些地方的電網或者是電力調配,通常應對的都是比較温和的增長,現在就會出現應付不過來的問題。」

第二個原因是煤炭價格高漲,中國的電力供應70%依靠火電,而煤價與電價目前出現「倒掛」現象,「麪粉比麪包貴」。有內媒在廣東等地了解到的情況是,按照目前的發電成本,每發一度電,煤電企業要虧損一毛錢,「這會挫傷煤電企業的發電積極性」。

有鑑於動力煤的價格是市場化的,而電價不是,有學者開始重提「漲電價」,認為居民用電應該漲價一倍左右,而最重要的理由並不是短期的市場行情,而是「碳中和的成本誰來承擔,又怎麼能起到抑制上游高耗能產業的作用?」但反對者認為,這又是典型的海耶克式(Hayekian)「市場派」的一貫思路,以為把價格交給市場就能搞定一切,而不去考慮供電作為公共產品的屬性。

這些延伸的爭論暫且按下不表,依照內媒《財經》的報道,比煤價高企更嚴重的問題是,煤炭供應緊張,「根本買不到」。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今年1至8月中國原煤產量26億噸,按年增長4.4%,這一增速遠低於用電量增速——同是1至8月,中國發電量按年增長11.3%。

煤炭供應緊張是導致內地拉閘限電的一個原因。圖為山西省一家煤炭加工廠。(美聯社)

該報道提到,自去年開始,受內蒙古涉煤反腐「倒查二十年」,安監、環保力度增大及超能力生產入刑等因素影響,「大量表外煤炭產能被壓縮」,造成硬性的用煤缺口。也有相關行業人士在網絡上匿名表示,至少是從今年年初開始,山西、陝西、內蒙古等產煤大省,不僅是曾經那些「暗中超過核定產能」的部份沒有了,向外運輸煤炭也普遍存在「票證管理」,沒有「票」,「挖出來的動力煤也運不出去」。

「表外煤炭產量」到底少了多少,目前看來難以統計。有內媒援引一位專家給出的參考數據是,目前中國整體電煤庫存較去年入冬前降低近9,000萬噸。

輿論中普遍提及的大面積拉閘限電的第三個原因,也是最有爭議的一個,叫做「能耗雙控政策」。所謂「能耗雙控」,是2015年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目標,既控制能源消耗強度(也稱單位GDP能耗,能源在創造經濟產值時的利用效率),也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對「雙控」給出了具體指標。

能耗雙控

而近年來,中國政府多次表示將建設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以節能降耗為主要特徵的環境保護,正在逐漸取代經濟發展,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政績。特別是在今年4月以視頻方式舉行的世界領導人氣候峰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國際承諾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更是進一步確定「減碳」在地方政府績效考核中的主導地位。

此次大面積出現拉閘限電,被不少聲音認為與「能耗雙控」有關。上文提到的專家林伯強接受內媒採訪時明確表示「就要到年底了,地方政府都得要考慮一下(雙控)」。國際能源轉型學會理事長施訓鵬也投書內媒表示,地方政府不顧經濟發展的限電行為看上去難以理解,實則是政績壓力之下「運動式減排」的理性選擇,因為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本就是一對尖鋭矛盾,地方政府目前沒有標準去評估自己的減碳路線圖是否合適,寧願「矯枉過正」、「將目標層層加碼」,也不希望完不成任務。

但《人民日報》旗下微信公眾號「俠客島」則明確反對「將板子打在『雙控』頭上」,表示「能耗雙控」已執行近六年,國家發改委針對各地區「能耗雙控」目標完成情況做測評「晴雨表」的舉動也早已是常態,如果各地「保持節奏」,完全可以順利達成「雙控」目標。之所以出現「命令式停電」,和「開學前狂補作業」是一個道理,再加上部份地區將「碳達峰」前的近十年理解為「攀高峰」的時間窗口,搶着上馬高耗能、高排放的「兩高」項目,「違規給『兩高』項目開綠燈,想提早把住能耗增量『地盤』」,兩相疊加之下,就只能「等到衝線的時候猛踩剎車」,而顧不上「考慮乘客的感受」了。

也許在某種程度上,這兩種看似在辯論的聲音其實表達的是一個意思,就是在政策執行層面的扭曲。而就限電最嚴重的中國東北地區而言,情況可能還不止於上述內容。

根據《財經》的報道,南方省市中最為缺電的廣東,也沒有出現居民用電被拉閘的情況。東北三省鬧到居民都要限電的地步,「作為電力供應壓艙石的煤電出力不足是最根本原因」,比如近期遼寧省的火電出力僅為裝機容量的一半左右。

這自然是涉及到上文提及的煤炭供應不足、煤炭價格高企等原因,但該報道也提出,在煤電出力不足之外,「多個不可忽視的突發因素惡化了東北的電力供需」,比如有序用電沒有很好執行,比如在其他輿論聲音中鮮有被提及的「新能源比例增高也提高了電力系統面臨的風險」。報道顯示,東北三省風電總裝機達到約3,500萬千瓦,但在9月21日冷空氣過後,風電出力遠不足裝機容量的10%。

減碳規劃

網絡上的公開資料顯示,隨着2006年中國《可再生能源法》正式頒布實施,東北地區的風電開發大大提速,但較高的棄風率一度讓東北的風電發展陷入停滯,而2019年,隨着國家能源局公布新的投資預警監測結果,東北地區的風電「全面放行」。在這個過程中,風電項目的「棄風」問題更多指向送出與消納,通俗理解為「發的電太多了,用不完,也送不出去」。網絡資料顯示,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秦海岩曾表示,面對更大的(風電)裝機規模,「依靠特高壓外送難以在短期內解決風電消納問題,(三北)需要逐步壓低火電廠、尤其是自備電廠的發電量,這將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

東北三省近期面臨風電供應不穩的問題。圖為黑龍江大慶宏偉風力發電廠。(視覺中國)

然而「棄風」的定義中還包括「風電不穩定」導致的「風機暫停的現象」,也就是近期東北三省面臨的情況:短時期內風颳得太少,發不出電來。這種情況之下,減少火電比例、「壓低火電廠發電量」就顯示出了危險的一面。有網絡評論指出,風電本是不穩定能源(如果一定要實現穩定發電,成本會高很多),東北地區着重佈局風力發電而給電力供應帶來風險,是在產業規劃時存在漏洞。也就是說,東北地區的地方官員可能都不像其他省份的官員那樣考慮什麼「雙控」之下的減碳政績,純粹就是「電太少了」而不得不對居民用電也一併限制。

限電原因眾說紛紜,各個地方也一定有自己的問題特殊性,但就像一些自媒體所總結的那樣,癥結要麼是缺乏管理(規劃)水平,要麼是公共服務意識薄弱、手段過於簡單粗暴。

其實中央政府層面早有提醒,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提出「要統籌有序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糾正運動式『減碳』」。國家發改委亦在8月點名批評「有的地方對高耗能項目搞『一刀切』關停」、「有的地方口號喊得響,行動跟不上」等現象。

總之,減碳和發展要在「發展優先的原則下」取得平衡。一些專家學者的觀點也被國際媒體所援引:一方面應該以連續性、穩定性和可預見性的標準和規範為抓手,限制企業的不當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另一方面,要旗幟鮮明地保護企業的合理生產用能需求,避免超出發展階段的運動式節能減碳行為。

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有關部門增強相互協調,對政策執行保持必要的靈活度。」同時,「政策制定和調整都需要遵從公平、透明的程序,避免急轉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