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內地和香港的形象，就像兩種「平行時空」──在內地，人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滿意度高達90%以上；但在香港部份人眼中，中國共產黨就像是小說《哈利波特》當中的「佛地魔」般邪惡、令人恐懼、不可言說。可是，兩地明明只有一河之隔，為何認知卻有天淵之別？有人會說，內地資訊封閉，人們被「洗腦」了；但也有人反駁，指香港才是被「洗腦」的一方，長期沉浸於意識形態的傲慢與偏見，扭曲了對國家及執政黨的應有認識。
《香港01》就此與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兼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對話。到底他怎樣理解香港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負面觀感的形成？怎樣回應中國共產黨對於香港的理解落差？怎樣看待香港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六四心結」？怎樣解釋為何中國共產黨可以永久和國家綑綁執政？怎樣研判在中國共產黨執政之下的香港政黨政治發展路向？怎樣提倡諸如民主黨等傳統泛民政黨的「升級轉型」？又怎樣建議香港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

香港01：這兩三年發生的事情，都在衝擊香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想像，我們觀察到兩種現象。第一種是一直在罵中共有多專制、多邪惡，然後好像一直在做一些事情去促成一種「自我實現」，例如「反修例風波」過後，當中央制訂了《港區國安法》和修改了選舉制度，他們就會說你看中共就是這麼專制、這麼邪惡。另外一種是，有部份「和理非」可能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中共的「專制」，同時也看到了一個和大家想像當中不太一樣的中共──除了「專制」等負面標籤之外，還會不斷自我更新，例如改善治理水平、提升治理品質。這兩種現象其實都折射出一個問題，就是香港人並不了解中共，甚至可以說是不認識中共。

但是，回過頭來從歷史上看的話，香港和中共有着不少淵源，起碼沒有中共的話就不會有今天的「一國兩制」，可是香港社會卻把中共當成了「佛地魔」，幾乎沒什麼人敢公開「唱好」，也從來沒有中共黨員公然參政。經過「反修例風波」，中央調整了從「消極」到「積極」的治港方針，香港人也不得不重新認識「一國兩制」，而當中有個不能迴避的關鍵，就是必須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請問，您怎麼理解香港人對中共認知的衝擊？

中共強烈追求民族復興

田飛龍：衝擊的形成主要來自兩個層面。第一，是近年中央對香港的管治行為，實際上已經從結構上重塑了「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例如有了《港區國安法》之後，香港本地法理學中所理解的高度自治、司法獨立，甚至民主進程，其實都被國家的制度力量重塑了，這造成了非常大的衝擊。重塑「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背後的強大力量，無疑就是中國共產黨，例如《港區國安法》這項最為重要的制度建設，所依據的就是2019年底中共第十九屆四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當中關於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規劃。儘管從程序上看，《港區國安法》是由國家設崗的垂直立法，但它背後的指導思想和設計思路全都來自中國共產黨的「新時代一國兩制」方略，例如需要怎樣補缺、應當如何重塑等等。

第二，是遇到一個歷史契機，今年剛好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人們都在通過百年的歷史來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因為它的存在是個世界歷史現象，講究人類的現代性，當中包括國家如何跟世界建立合理秩序的系列觀念和實踐運動等等。而它的出現，也可以說是西方國家引領全球化時所發生的內在張力和體系性鬥爭的產物，當中涉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兩極鬥爭；而中國共產黨的現代性有種獨特的問題意識，是在救亡圖存的背景下接受馬克思主義，所以，在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內部，對民族復興有着非常強烈的追求和紅線，任何決策都不可能偏離「大一統」這種極為嚴格的國家本位價值觀。

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構想在港澳落實「一國兩制」的價值所在，就是為了實現民族復興，所以必須顧及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如果喪失了這個價值、偏離了國家本位，那麼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觀念當中，「一國兩制」方針就會喪失正當性。當香港社會重新理解「一國兩制」及其背後的制度力量──即中國共產黨的時候，尤其需要重視它對民族和國家的尊重、熱愛及維護，因為一旦出現價值偏差，「一國兩制」就會走樣變形，需要國家力量加以整治。可以說，「一國兩制」理應在這個框架底下發揮作用，甚至可以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現代化與世界市場乃至全球人類進行溝通的良性平台，但如果它的存在已經不能促進國家發展，或者拖累國家前行，甚至成為顛覆國家基地，它就沒有必要被中國共產黨所容納了。

這樣就能理解在2016年的宣誓風波當中，當通過民主選舉進入立法會的本土派青年公然侮辱國家民族，為何引起中央強烈反彈；而實際上，中央也從那時候開始，逐步將「愛國者治港」原則植入「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將其標準化、制度化。你看，就算是鄧小平當年所言，「愛國者治港」的首要條件就是尊重自己的民族，可見中國共產黨時刻秉承救亡圖存、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等與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相關的核心價值，它也不是一種簡單的共產主義，而是必須結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也是自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由毛澤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而如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是沿着這條道路，不斷地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精緻地打磨自己，並且不斷地學習檢討、批判揚棄。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學習型政黨」，不斷嘗試利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來促進民族復興、共同富裕、共同發展。

香港01：您剛才呈現了一個比較豐富的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包括一種從外傳入的意識形態如何經過在地化、如何與民族文化扣連、如何發展形成中國特色；不過，一般香港人可能不是這樣理解中國共產黨的──首先，對於這個政黨的存在，大家可能比較習慣以西方政黨政治的概念去理解它的行為，所以通常都會得出一些批評，諸如獨裁、專制；其次，對於這個政黨的表現，基於歷史遺留的問題，例如很多不幸的政治悲劇，大家所能聯想起的都是負面感官，或是恐慌，或是害怕。您怎麼理解中共之於香港這種形象的構成？

西方為中共貼上負面標籤

田飛龍：首先，給中國共產黨貼上負面標籤的這個做法，本來就在整個西方資本主義當中通行，因為它是對方在心理層面和媒體構建的一個產物──先由西方構建一種充斥蔑視和鄙視意味的東方專制主義，再把中國共產黨納入東方主義的政治體制當中，從而構建中共等同專制或者獨裁的形象，並且藉此長期與東方進行意識形態鬥爭。

其次，這種做法之所以能在香港通行，從結構上來看是因為「一國兩制」的包容性，讓香港可以繼續共享西方的價值觀。不過，必須指出的是，「一國兩制」不是沒有底線，一旦這種西方價值成為顛覆國家的苗頭，甚至開始轉化為具體行動，中央就不得不進行干預。正如鄧小平所言，香港可以享有資本主義價值觀及相應的表達自由，但前提是不能危害「一國兩制」。所以，自從回歸以來，香港持續存在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污名化」行為，無疑也在延續甚至加深西方世界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東方專制主義的建構。

最後，還有個特殊的歷史因素，就是香港歷史人口的構成。在港英時期，香港經歷東方和西方的互相衝擊和雙向塑造，而當中有很大部份組成人口原本來自中國大陸，甚至可以說是被主體歷史進程所排斥掉的人口──他們和中國共產黨之間有着政治仇恨，並且把他們的怨念口耳相傳到二代、三代；而在傳播的過程當中，他們傾向透過污名化或者抹黑中國共產黨，從而塑造及鞏固自己的受害者人格，他們也會強調一種必須和中國共產黨所統治的深圳河以北等地區劃清界線的區隔意識，所以對「一國兩制」的理解程度往往僅限於「井水不犯河水」，一旦中央治港方針出現調整，例如變得主動、強調融合，他們就會顯得無法接受。這些人對於「國家安全」的理解很抽象，既認為國家安全是重要的，需要得到法律保護，但當「國安」被具體化了，尤其當背後的推動力量是中國共產黨的時候，他們就會頗受衝擊。

香港01：從很多香港人的成長經驗來看，大家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刻板印象可能也來自學校教育。我讀小學的時候就經常問老師，「一國兩制」是什麼、「高度自治」有多高，印象中老師的回答很簡單，就是中央什麼都不管香港。到了中學修讀經濟，老師介紹「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時，也很簡單地形容說市場經濟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而計劃經濟就是「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然後強調「資本主義」既高效又公平，再重申社會主義很貪腐、很落後，老師最後還會問，你們希望過得像大陸人那樣辛苦，還是願意繼續享受香港的繁榮──這其實都在無形之中作出價值判斷，並且引導學生的認知和選擇。當然，這只是我對我自己成長經歷的反思，但它確實導致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面用那種意識去理解「一國兩制」。我的記憶可能也有所偏差，但回歸以來的知識傳播明顯未能與「一國兩制」相適應。

「愛國」和「民主」形成價值對立

田飛龍：你這個經驗帶出兩個很重要的信息。第一點，不管有意無意，香港很多教師在基礎教育階段就給學生灌輸一種接近於「完全自治」的「一國兩制」概念，實則反映他們可能不太願意具體探究香港回歸以來關於主權轉換的實際含義，只是追求一種和回歸之前大致相同的生活和制度的延續。儘管「一國兩制」的確在原則上承諾了這種延續性，但它畢竟不是毫無限制的延續，而且也有了頂層架構的根本性改變，這無可避免地對中下層產生滲透影響──但如果一個已經改頭換面的人，下半身仍然想着繼續過上像港英時期的生活，結果上下根本無法協調，就會經常產生摩擦和衝突，導致「一國兩制」無法成為制度的有機體。第二點，香港人長期以來都對歸屬資本主義體系產生一種優越感，或者可以說是香港當中出現一種高等華人仰視外國人且歧視內地人的習慣性本土優越感。這種優越感的形成，來自於「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就，而成就是以資本主義制度為基礎，所以兩者很容易被扣連起來。

總的來說，這種歷史背景導致香港人心中產生了兩種情感因素。第一種，是將香港的現代化成就與港英統治結合起來，例如泛民主派，他們論及英國統治的時候，通常都會加上一些「玫瑰色」進行美化，而不願意更加完整地呈現那些歷史當中的細節，簡單來說就是「選擇性記憶」。第二種，是將香港的現代化成就與資本主義聯繫起來，所以他們極為支持資本主義制度的延續，真心相信這是香港成功的秘訣，甚至認定香港絕對不能和英美等西方主流勢力保持距離，以至於腦子裏面根本沒有去殖民化的概念，因為對於他們來說，殖民化與現代化是一個一體的過程。

但說白了，這兩種價值其實都是為了抗衡「一國兩制」當中那「一國」背後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滲透和影響，也就構成了香港政治文化當中那種無法解脫的「愛國」和「民主」之間的兩級價值對立，逐漸形成一種一旦接受「一國」的全面管治權和融合發展就等同於陷入政治和道德上的墮落一般。而「一國兩制」所帶來的天然制度衝擊對他們而言非常震撼，導致他們緊張得只能緊緊擁抱一個民主化的目標，就是一人一票普選，以為只有這樣才能緊緊掌握「高度自治」當中的本土主導權；一旦無法實現普選，他們就會非常焦慮，擔心自己無法在「一國兩制」的演變當中確保那種所謂香港價值和生活方式的完整性和純潔性。

香港01：談及香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認知和理解，1989年的「六四事件」應該是相當關鍵的因素，幾乎讓香港人對中共的恐慌達到最高點，既害怕「回歸」後會被中共「抄家」、「共產」，又擔心解放軍進城、歷史悲劇重演等等；事後以「平反六四」作為主要訴求的政治組織也迅速崛起，成為香港最受市民支持的團體，爾後以「反共」作為道德號召或者政治啟蒙的做法甚至成為每逢選舉必然出現的政治操作。《香港01》便認為，既然「六四事件」已經演變成香港人和共產黨之間糾纏不清的心結，又是雙方背負的歷史包袱，不如坦誠直面這段歷史，重新給予公正評價，好讓大家邁步向前，也使香港人放下對中共的天然戒心。

當然，隨着《港區國安法》的頒布落實，也有不少人把香港人「反中」的矛頭指向大家對於「六四事件」的執着；更有人質疑年年舉辦悼念活動的「支聯會」別有用心，因其綱領表明「結束一黨專政」，似有「顛覆國家政權」之嫌等等；加上中央親手修改香港選舉制度、確立「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落實，又有人揚言具備支聯會背景的政治人物可能無法通過政治資格審查云云，這一切都難免令香港人懷疑，中央是否借機打壓異見？「支持平反六四」是否等同「意圖推翻中共」？香港人與共產黨之間的「六四心結」，到底應該怎樣解開？

中共六四時的選擇經得起歷史考驗

田飛龍：這顯然是個非常複雜的歷史事件，不只是香港，在世界範圍內也構成了中國和西方關係緊張的一個歷史來源。如果能對這個事件本身進行紀念研討學術研究，或者以和平方式進行一些活動，將會具有歷史澄清的價值。包括香港在內，外界在討論這件事時，往往忽略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如果當年中國仿效蘇聯解體，就會重新陷入一種從晚清到民國之間的分裂局面，各國列強虎狼環繞，「一國兩制」根本不會發生，香港也不會回歸。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那將會使中國近代以來仁人志士追求救亡圖存和民族解放的事業遭遇嚴重挫折，也是1921年以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奮鬥目標的最大打擊，整個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如果用這種背景去觀察當時中共領導人的選擇，相信那是可以經受得住歷史考驗的。歷史也證明，那些採取相反做法的東歐國家們，都付出了非常慘重的主權和國家利益代價，並且只能長期在資本主義體系當中處於一種附庸性的地位，或者說是被反覆制裁的地位。香港人着實需要跳出原本習慣的那套冷戰史觀，以及那種被西方媒體建構的東方主義簡單洗腦的心智，從國家民族及更加開闊的全球歷史角度，全面認識1989年的事件。

至於香港人的心結一直過不去，也反映部份香港人對於「一國兩制」和中國共產黨的理解，始終存在隔閡和心魔。大家尤其未能適應的是，在《港區國安法》之下，一些原有組織的合法性都出現不少問題，導致大家原本習以為常的權利和活動都要根據新的法律環境重新塑造，所以，以前那種放縱的政治自由可能不再合法，那些灰色地帶也有待他們自我調整。

例如支聯會的悼念活動，這在「一國兩制」之下確實是種表達自由，但《港區國安法》已然通過實施，而支聯會本身具備「結束一黨專政」綱領，其燭光集會可能形成這種現場氛圍，加上近年它與本土青年激進活動呈現合流之勢，這就導致它的行為產生一種客觀煽動效果──讓大家憎恨中央政府，也就導致其合法性存疑。有些人認為，支聯會的悼念活動都以「和理非」形式進行，所以談不上「顛覆」，但是，這不代表它一定沒有危害，例如「顏色革命」當中，經常有人用「和平抗爭」來煽動人們憎恨政權。當然，我並不是說支聯會一定會被取締，如果他們能在綱領當中刪除諸如「結束一黨專政」這種直接明顯的顛覆性訴求，而其悼念活動都是在《基本法》和《港區國安法》所允許的範圍之內進行，相信仍會享有一定的活動空間和適度的自由；但如果他們拒絕作出任何改變，則可能面對法律風險。

香港01：按照您的分析，與支聯會關係密切的民主黨，仍是可以繼續合法存在的組織嗎？民主黨《政策總綱》的頭三條，就是支持香港回歸中國、支持回歸之後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民主治港」、作為中國人民有權利和義務參與及評議國家事務。從綱領來看，應該不具備「顛覆」性質，照理說可以和支聯會區分開來？

民主黨對「一國兩制」認識有偏差

田飛龍：民主黨（前身匯點）最早提出「民主回歸論」──支持香港回歸，實行民主政制，當中確實有「一國兩制」的概念，但他們有個潛台詞，是以「民主」來定義「愛國」，覺得只要國家愈民主，他們就會愈愛國。他們設想的民主道路是這樣的，先是在香港實現一人一票選舉，再作為示範對大陸民眾和中共執政階層提供一些參考或者施壓──而這恰恰符合美國對於中國民主化的設定。這種邏輯當中，存在一種立足香港、再通過對民主價值的追求與社會主義體制進行制度競爭甚至政治對抗。由於他們認定民主價值已被西方認證，而社會主義體制仍然存在各種道德或者治理缺陷，所以堅信這種政治訴求具有正當性和道德性，並且急切希望香港可以進行相應示範。不過，我認為這種訴求並非正確理解「一國兩制」或者認同國家的體現，因為當中存在一種想要推動或者倒逼國家進行政治改革的意圖，而他們所秉持的是典型的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念，變相沒有維護《中國憲法》所規定的社會主義中國。

也就是說，儘管民主黨未必支持「港獨」，但如果按照他們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去推進「民主中國」的話，就可能對社會主義中國產生顛覆性──這不是「分裂國家」，而是「顛覆國家政權」。司徒華離世之後，民主黨開始被激進民主派牽着鼻子走，不但失去了整個陣營的主導權，甚至引入了暴力路線，使得民主黨的生存空間和政治影響不斷被削弱。當下確立了「愛國者治港」原則，又制訂了新的選舉制度，都對民主黨進行擠壓──可以說，民主黨正在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政治生死存亡的選擇關頭；不過，民主黨也是最有可能改造成為「忠誠反對派」的政黨，因為他們本身擁有一種「國家大一統」的傳統基因。

若要改造的話，有兩點需要注意。第一，要正確理解和真誠接受「一國兩制」及其背後的主導性政治力量，也即中國共產黨。如果民主黨對「一國兩制」的理解無法達到這個思想高度，甚至仍然想以「民主中國」與中國共產黨一較高下的話，可能無法符合「愛國者」的標準。第二，如果民主黨的改造「用力過猛」，可能傷及自身的選民基礎及其信任關係，而萬一改到變成一個「準建制」政黨的話，相信也會難以生存。所以說，轉型工程相當困難。

不過，「愛國者治港」原則指導的香港選舉制度，正好給了民主黨一個契機，例如可以制度為由，徹底切斷此前與外部勢力的勾結和本土激進勢力的牽連，走上一條立足於「一國兩制」、真誠認同社會主義中國、願意服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道路──這樣的民主黨絕對能夠獲得政治新生命，甚至真正迎來「政治春天」。我也注意到，民主黨月前成立了「內地及政制事務專責委員會」以了解國情，其實多看我的文章就可以了。我之前也公開建議過，民主黨應該借鑑中國共產黨的經驗，成為一個「學習型政黨」，而不只是關注如何操縱民意。

香港01：您剛才從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角度分析民主黨的去向，這就延伸出一個問題，關於香港政黨政治何去何從的問題。香港有很多政黨，如果用西方概念去理解的話，香港的政黨政治是殘缺不全的，因為《基本法》以「行政主導」作為香港政治體制的設計原則，所以理論上不可能出現真正的香港執政黨。這導致香港政治生態出現一種「互相推卸」的局面──外界批評政黨沒有政黨意識和執政意志，已經淪為選舉機器和壓力團體，而政黨則推說是制度的限制影響了他們的發揮云云。在新的選舉制度之下，我們都可以看到，當局一再強化「行政主導」，政黨的作用似乎愈來愈弱，更難透過議會實踐施政理念。

那麼，這些政黨在香港的存在意義到底是什麼？另外，《中國憲法》規定中國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體制，而在「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之下，香港政黨必須接受這個政黨的執政，那麼，中國共產黨和香港政治實踐和政黨政治發展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香港有沒有可能出現一個強大的政黨，諸如中國共產黨或者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得以主導行政權利，做好「港人治港」？如果香港始終無法做好「港人治港」，那麼中國共產黨會否自己出馬──名正言順地出現在香港的行政管理體系當中？而屆時又能否稱得上是「一國兩制」？

香港政黨政治何去何從？

田飛龍：確實，當「一國兩制」當中「一國」的主導力量中國共產黨有了更多展現之後，的確會對香港政黨政治的發展提出一個極大的挑戰性命題──香港政黨政治向何處去？

在資本主義民主之下，周期性的選舉遊戲難免使得政黨矮化成為社會利益集團的代表，導致社會整體追求被分解、被瓦解，陷入政治版圖的多元化、碎片化，結果就像那些模仿西方民主化的國家一樣，只能借助外國資本的外國文化贏得議席，卻淪為外國利益的本地代理人，無法真正保障民族利益，最後多因政治分裂和衝突不斷而停滯不前，成為「失敗國家」。簡單來說，西方民主選舉欠缺整合社會的力量，所以無法真正促進該地區的共同發展，久而久之只能淪為資本勢力的附庸。歸根結柢，這種缺失源自他們沒有社會主義傳統對於資本的批判視角，自然就看不到資本力量所組織和塑造的選舉體系，但中國共產黨非常清楚這點。

中國共產黨雖然名稱上是個「政黨」，但它並不像西方政黨那樣面對選舉競爭，所以並不以選舉為中心，而是以治理為中心。當然，沒有競爭不代表沒有壓力和動力，因為中國共產黨本身就繼承了中國古代賢人政治傳統，既重視精英對於整體利益負責的知識、道德和能力，又強調精英必須獲得民眾的認可。此前香港的選舉制度改革，就是在這種治理意義之下展開的──香港經過這些年的民主實踐，中國共產黨發現當中存在不少問題：第一，選不出真正堅定的愛國者；第二，逐漸變成由外部勢力操縱、可能通向顏色革命的危險渠道；第三，無論是治理社會的能力，還是回應公平正義的能力，當選人的表現都相當有限──因而需要進行改造。所以，是次改革根本不是為了給傳統建制進行政治分肥，而是重新塑造賢能愛國者的管治體系，用以承擔香港在本地、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國家發展當中更加重大的任務。

當管治體系被重塑了，香港政黨必然面對轉型問題。如果不能朝着西方選舉性政黨的方向走，應該怎樣轉型成為一種賢能愛國者的政黨？如何通過資格審查？如何獲得中央信任？如何在香港「高度自治」的範疇當中擔當更多責任？可以預見，香港政黨的性質和功能都會發生重大變化，成為一種「選舉」和「治理」並重的政黨。這種政黨的政治空間的大小，取決於他們到底能在多大意義上學習理解和正確實踐「一國兩制」──這就要求他們都能夠成為「一國兩制」之下合格的政治家，而不再是政客或者政務官。

當然，挑戰難度極大。在以前，若要成為港英之下的政務官或者立法會議員，相應的角色規範其實比較單一，也有一定傳統做法可以遵循；但是，若要成為「一國兩制」之下的政治家，無論是視野和目光，或者道德和能力，都要超出兩邊的規範，既要懂「一國」，也要懂「兩制」，既要懂「社會主義」，也要懂「資本主義」，還要時刻追隨國家戰略體制的變化與更新，致力提升自己的管治水平和治理能力。不過，儘管有難度，但這樣的政治家一旦逐漸催生產生，極有可能為「一國兩制」開闢一種全新功能，就是為良好治理儲備更多人才，可以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經濟發展援助」以外的「治理能力援助」。

當前，中央主要針對香港的「行政」和「立法」方面進行重塑，但對「司法」仍然有所顧忌。不過，隨着《港區國安法》的落實，以前那種「司法獨大」的情況、甚至企圖透過司法對抗「一國兩制」的問題，已經慢慢地在找方法處理了，或者說已經嘗試進行重塑了。例如由特首指定國安法官，其實形成了一種對香港法官的再遴選、再認證機制；至於成立駐港國安公署，可以促使內地和香港司法制度緊密聯繫，為將來重塑香港司法權提供探索空間。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已經給了香港人充分表現自治能力的機會了，但如果這些關鍵領域的改造失敗，即香港人始終無法擔當治理要務，那麼最後只能逼着中國共產黨走向前台了。「一國兩制」有趣的地方就是在於，凡是香港能夠合格擔當的「自治權力」，中央通常都是高度截止，只有到了香港實在表現不堪的時候，才會親自出手。可以說，如果不是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和區議會選舉，中央未必下定決心重塑「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

香港01：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反修例風波」也完全突顯了香港對於中國共產黨的不了解，才會以為可以透過威脅「攬炒」達到所謂「五大訴求」，結果親手造成了「高度自治」的受損。不過，當我們說香港並不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時候，我們也會反過來問，中國共產黨又是否理解香港？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中國共產黨也對香港存在很多誤解，比如動不動就扣上「港獨」帽子、把和平表達訴求的活動定性為「顏色革命」等等，每每激發本就焦躁不安的香港人還以情緒宣洩，結果不斷加深雙方本就牢牢築起的信任鴻溝，陷入死循環。

中共和香港互不了解

田飛龍：當中的確存在一種信息不對稱，以及一些價值觀念的根本差異，因為香港確實經過英國一百五十多年殖民，成為一個「深度西方化」的香港、一個和西方緊密聯繫的香港。

至於「扣帽子」等問題，也是基於巨大的認知差異所產生的政治對碰問題──從佔中到修例，確實有一部份參與者僅僅是從自己的利益價值角度出發，自以為在參加一場正義的事業、一場尋求改變的事業；與此同時，國家則從自己的戰略高度，意識到這是一場港版顏色革命，但當中有相當一部份參與者並不認同國家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甚至認為是在用追求民主的方式去愛國──雙方的認知差異無可避免地造成了政治衝突和對衝，結果就是國家變得更加具體而權威地進場，這說起來其實非常諷刺，無論佔中還是反修例風波都非常諷刺。

香港正式佔中之前，發起者之一的戴耀廷曾經撰文形容，當這個政治行動影響到了中環金融中心的運作，就等同於打到了中共的痛處、打到了「一國兩制」要害的地方，相信中共可能趨利避害、選擇妥協讓步，屆時香港就能實現「一人一票」普選。可是，他並沒有真正理解中國共產黨，其實當他以這種致命性的威脅來和中國共產黨進行對抗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就愈會覺得香港的普選要求和國家安全問題之間的張力愈發突顯，所以必須加以限制，也就有了「831框架」。然而，香港民主派並不明白見好就收，導致普選進程從2015年開始陷入停滯──那可能是香港史上距離普選最近的時刻，但是你們擦肩而過了，後來變成最遠的。

再說反修例風波。從法律技術的角度來看，這本來是小事；而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和內地之間互相移交逃犯，也是正常的事；偏偏，當香港已經和很多國家及地區簽訂移交協定的時候，唯獨不能向自己的祖國移交逃犯──你們要知道，這對於國家來說，侮辱性和傷害性都很大，而整個反修例風波都充分突顯了香港在政治和道德上對國家的挑釁行為。當然，有一部份香港人並不認為他們是在傷害或者挑釁國家，甚至認為國家應該同情他們對於內地司法制度的不信任──害怕都像「銅鑼灣書店」那樣、害怕會被關進小黑屋之類的。可是，你們知道嗎，這種恐懼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中國制度的整體抹黑；而當香港以此為由反對修例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是在羞辱國家了。「羞辱」的結果就是，國家通過《港區國安法》來「上門服務」，就算你再不喜歡，也要繼續上門服務，你要是實在不喜歡的話可以移民。

整場風波可以說是「一國兩制」下香港矛盾的一次「癌變」，把當中的模糊空間全部磨滅了，而當中央實在沒辦法，只好擺出權力誰屬，你們就會發現其實香港沒有任何議價能力。回想起來，香港為什麼收不了場呢？當中可能存在兩種僥倖心理：第一，以為可以利用金融中心的地位要脅中央；第二，認為美國的支持或者制裁可以產生無敵的威脅效應。然而，其實中央早就考慮過這兩種威脅性因素了，並且承受得住相應風險。也就是說，當你面對一個比你高階的對手，並且威脅對方將會發射「政治核彈」，甚至迷信核彈威力，然後毫無節制地作出對抗，結果引發對手進行降維打壓，你就沒有後手了，也沒有能力回擊了。

香港民主派有時候既幼稚又「可愛」，因為他們的很多行為當中，明顯涉及外部勢力的干預或操縱，可是他們卻不懂得節制，也不懂得妥協。雖然他們宣稱自己追求民主，但我覺得他們對於民主的理解和學習程度還是太淺，其實西方民主的實踐經驗就是一個不斷妥協、不斷將部份利益和整體利益進行溝通平衡的結果，但香港卻不懂得拿捏政治鬥爭當中的分寸。

香港01：香港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理解差異確實很明顯，但有「差異」並不是問題，而是如果只有「差異」卻不設法尋求「共識」就是個問題，也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尋求共識的話，難免需要讓步或者妥協，站在中國共產黨的角度，當然希望香港顧全大局，但站在香港的視角，基於過往的認知，可能一下子還是會有很多疑惑。比如，香港可能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個政黨可以永久和國家綑綁執政？為什麼一定要用中國共產黨的理解去認識「一國兩制」？既然你當初也是通過革命獲得政權建立國家，為什麼我不能成立政黨去獲得人民授權，再用我的方式推進地區和國家的民主政制改革？為什麼只能沿用你的觀念和方法？

中共的執政地位是法定的

田飛龍：中國共產黨跟西方政黨最大的分別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法定的，而中國共產黨的出現和執政都是中國人民在歷史過程當中的選擇。從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哲學來看，1949年的建國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真正的目標是民族復興、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它肩負着治理使命和歷史使命，所以必須由中國共產黨繼續領導中國人民前進。

這其實也是社會主義政黨和資本主義政黨的分別，你看社會主義國家政黨，都不像資本主義國家政黨那樣採取周期性輪替制度，而它們背後都有一套得以合法執政的歷史哲學依據，就是社會主義政黨代表真理、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整體人民根本利益，但資本主義國家政黨強調多元主義政治哲學，認為政黨不可能壟斷真理、只能代表特定階層、必須經過選舉。

香港01：泛民主派應該會追問，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夠宣稱自己代表真理、甚至壟斷真理？既然大家來自不同的社會、有着不同的制度和價值觀念，那麼在「一國兩制」之下，為什麼不能各自安好，而要把我的變成你的？當然，這些問題問着問着就會發現，其實香港之前所追求的「民主回歸」，某程度上不也是想要把你的變成我的？而討論的最後就會回到一個原點，「一國兩制」到底是什麼？「五十年不變」指的是什麼？

「五十年不變」不是規則和制度不變

田飛龍：從這些問題就可以看出來，其實香港人比較能夠接受「井水不犯河水」的「一國兩制」，但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並不是這個意思。第一，「五十年不變」是個制度試驗的概念，也就是說「一國兩制」是中國國家治理制度在香港的一個試點，對應的是中國共產黨所說的「科學社會主義」（強調社會主義既不是空想的，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可以研究、可以修改的）。既然是「試點」，那就會有成有敗，成功的我們可以學習，失敗的我們就放棄；而現在已經進行到了一半，理應按照新時代重新塑造一個2.0版本的制度體系。

第二，至於「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也不用變」一說，指的是經過五十年的競爭磨合，以及充分的現代化，屆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將會非常充沛，同時也會有效吸收及轉化資本主義的經濟元素和制度管理，使得社會主義更加包容、強大、具有覆蓋性。也就是說，香港將會主動且心平氣和地和社會主義中國進行有機對接，並且喜聞樂見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最後，「五十年不變」強調的是原則的不變，而不是規則和制度的不變。世上沒有不老的青春，固定不變的香港制度肯定逐漸落後落伍，所以必然需要謀求變化，而變化的方向必定是在「一國兩制」當中與國家良性互動、積極融合。有人真的可以堅持完全不變嗎？香港泛民主派不也是在追求制度的變化嗎？他們的所作所為又是否在破壞「五十年不變」呢？

香港01：泛民主派又會反駁說，中央早就承諾香港實現普選，所以他們所追求的變化本來就是「一國兩制」所允許的進步，而不是破壞。他們還會說，中央當年「中英談判」或者起草《基本法》的時候，並沒有白紙黑字地把很多問題講清楚，現在卻用「無中生有」的方式去解釋甚至扭曲當年的承諾，例如「行政主導」政治體制，或者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

「一國兩制」也是「無中生有」

田飛龍：「無中生有」是道家智慧，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無中生有」來自於政治決斷，經由意志產生現實。說起來，「一國兩制」也是一種「無中生有」，並不是由《中英聯合聲明》所產生的「有」，而是通過中央的政治決斷所產生的「有」。

至於「一國兩制」具體怎麼執行，英國人根本沒有概念，也是由中央自己決斷──從《82憲法》第31條表明特別行政區的條款限制可以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按照具體情況進行規定，到1982年通過政策文件訂下12條對港方針，並將其寫進《中英聯合聲明》，到後來的制訂並通過《基本法》，都是來自於中央的政治決斷。至於近年強調的「全面管治權」，制訂《港區國安法》、制訂全新選舉辦法等等，香港都覺得自己是被迫接受的一方，就批評中央「無中生有」，但實際上中央不過是在行使一種它本來就擁有的政治決斷。可以說，批評中央「無中生有」的，正正反映他們並不理解中央的決策文化和決策過程，更不理解憲法政治體系最為深刻的地方──就是政治決斷產生法律，也就是「道生一」。

香港01：最後一個問題，當香港對中國共產黨有着各種不理解，而這些不理解又會影響香港對於「一國兩制」的認知和互動成效，那麼，香港到底應該怎樣認識中國共產黨？

應對中共懷有溫情和敬意

田飛龍：一個很基本的起點是，不能夠用西方選舉型政黨或者西方民主觀念去理解中國共產黨，只能從中國共產黨本身的指導思想及其實踐規範進行評價。香港人所不習慣的，恰恰是需要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一種內部性的理解，也就是一種同情的、溫情的、有敬意的理解。

具體應該怎麼做？其實不妨引用錢穆先生曾經提出的一個觀點。他在《國史大綱》裏面提到，西學東漸之下，很多人走全盤西化的道路，逐漸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產生隔閡，甚至認為中國古代的政治就是專制；而他給大家的建議是，應該對本國歷史懷有溫情與敬意，才能達到一種合理的理解。談及香港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認知偏差，香港缺少的就是這種溫情和敬意，所以容易根據一些外在標籤對它形成一種刻板印象，但實際上根本從來沒有科學地客觀地認識過它，而是被武斷和偏見遮蔽了對它進行內部理解的渠道。

如果說要讓香港人迅速認識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我會推薦三部電視劇：描述中國共產黨青春期的《覺醒年代》、呈現中國共產黨國家觀的《跨過鴨綠江》、紀錄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的《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如果香港人把這三部都看了，黨史教育就成功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