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方雖小，但人均碳足迹高踞全球榜首，當中有逾65%的溫室氣體來自發電，可見發展可再生能源對減少碳排放的重要性。正如碳中和領域知名專家、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首席科學家姜冬梅接受《香港01》採訪時所指：「不管是香港還是任何一個地方，想實現碳中和的話，最重要是調整能源結構。」然而，港府當下似乎仍然以成本效益、土地短缺、回報周期太長、投放資源有限等理由推搪可再生能源的大力發展。

在2018年，發電佔香港本地溫室氣體整體排放量的65.6%，居首位；其次是運輸界別，佔18.1%；廢物處理作為主要排放源之一，則佔7.4%。環境局局長黃錦星5月在回覆立法會議員盧偉國的提問時表示，為減少碳排放，政府已在廢物處理、能源供應、綠色建築、綠色運輸、清潔生產等方面採取了多項措施。實際上，綠色建築的推廣是為了減少能源損耗強度，《香港都市節能藍圖2015～2025+》中定下於2025年將能源強度減少四成的目標。因此，碳減排的每一環幾乎都與能源不可分割。

開源節流須兩手抓

由於香港碳排放量主要來自電力行業，因此改變發電燃料結構至關重要，而提倡生產再生能源亦是世界趨勢。黃錦星曾在回答立法會前會計界議員梁繼昌的提問時提到，在2019年香港的整體發電燃料組合中，燃煤發電約佔44%，天然氣發電約佔29%，從內地輸入核電及本地可再生能源約佔27%。在2020年，兩間電力公司各有一台新燃氣發電機組投產 ，香港天然氣發電的百分比因而增至約50%，燃煤發電則相應減少至約25%。而政府在《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30+》中曾展望，到2030年，燃煤發電佔比將繼續減少，天然氣及其他非化石燃料將繼續增加（見表一）。

環境局前副局長、香港科技大學環境及可持續發展部首席顧問陸恭蕙，與香港理工大學可再生能源利用研究室主任楊洪興教授均對《香港01》表示，要實現碳中和，從技術上來說，開源與節流要兩手抓。

在「開源」這方面，陸恭蕙認為，發展風能及太陽能需要土地資源，但香港土地匱乏，現時土地能放置的可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難以滿足龐大用電需求。「不是每塊地都可以用，香港用電量很大，你可以跟其他城市比一比。香港管轄的海域面積也不夠多，更多（海域）還是廣東的。可以這樣講，風電非常有限，至於太陽能板，可能以後發電能力愈來愈高，新技術愈來愈多，但也都不夠。」陸恭蕙以科大的太陽能板為例說明「供不應求」——科大校內建設的8,000塊太陽能板，每年產生約300萬度電，為香港最大規模太陽能發電系統，但所提供的電能仍然杯水車薪。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香港便在政府建築物上建造了幾套大型太陽能熱水裝置，早早邁出應用可再生能源的第一步，但如今的進展遠遠落後於內地或其他國際城市。例如政府估計，在2030年前，太陽能只可應付約1%至1.5%的香港總電力需求，兩個風力發電場所能提供的電力佔香港總耗電量不到1.5%。

不知是否「落後」慣了，政府似乎也「接受」了這種「現實」，不時在各類文件或立法會答覆中，重申「香港可再生能源潛力有限」的論調，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楊洪興接受《香港01》採訪時批評，香港未能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優勢：「現在到新界走一走，你可以看到很多單層住宅甚至高層住宅都安裝太陽能光伏板，但總的來說（安裝的數量）還很少。可以這麼說，要按現在的這個規模和速度來實現碳中和，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可再生能源的應用）太少、太慢了。」

政府低估發展潛力

在政府看來，鑑於土地短缺，香港並沒有進行大型商業化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有利條件，例如陸地面積只有1,106平方公里，當中大部份屬於天然山坡，海域亦有限。在《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30+》中，政府估計由2017至2030年間，香港能夠以風力、太陽能及轉廢為能實現可再生能源的潛力約為3%至4%。

「（這個數字）太保守了，這樣還怎麼達到碳中和？不是和目標背道而馳了嗎？香港完全可以發展可再生能源。」楊洪興認為，香港的可再生能源並非完全沒有天然優勢，他曾經做過估算，假設將全香港能照射到太陽的地方都裝上太陽能光伏板的話，最多能達到15%的發電量。

實際上，不少學者均先後在研究中估計過香港太陽能發電潛力，得出太陽能發電潛力佔總用電需求的5.9%至35%不等，高於倫敦、東京、新加坡等地；在香港高用電量時期中，高峰用電需求於下午2時和晚上8時出現，即每日高峰用電需求與中午時段太陽能發電量高峰期脗合；香港全年皆接收太陽輻射，具備良好的全年日照量，並在夏季錄得較高的日照量，其中7月日照時長超過200小時。

另一個優勢便是利用風力發電，在觀瀾島、西貢、南丫島等處建造離岸風場，即在海上建造風力發電廠，通常設置地點在大陸架。「在（香港海域）60至70米高的上空，全年平均可達到每秒七米的風速，用風力來發電將大有可為。」楊洪興舉例，現在廣東沿海、江浙一帶、福建等地都建立了很多離岸風場，風能發電估計可創造15%甚至20%的發電量，但卻沒有大規模應用，他認為這和高昂的成本有關，「和煤電、核電相比，（太陽能和風能）貴多了。」

香港浸會大學曾舉行香港太陽能政策發展工作坊，將香港與其他國際大城市對比發現，香港太陽能日照量達到每平方米3.6度，相比之下，東京日照量僅有每平方米3.3度，倫敦則為每平方米2.6度，潛力尚不如香港，然而其太陽能安裝容量、發電量均超過香港。（見表二）

從太陽能本身的潛力來看，東京和倫敦這兩座城市的日照量有限，但其太陽能的安裝及應用狀況卻領先於香港。楊洪興還提到，太陽能光伏板的體積及重量不會對建築天台構成問題，並認為土地限制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觀點是藉口，「（理由）很牽強，香港完全有條件發展。香港的地皮確實很少，但可以在屋頂裝置（太陽能）光伏，而離岸風場又在海上，需要的土地很少，（推廣應用）沒有技術上的問題，現在的技術已經成熟了。」

水陸空間均可規劃

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資深項目主任楊凱珊曾於2017年發表文章《突破土地供應局限　發展浮動式太陽能發電》，用「寸土必爭」來形容當局應研究利用水塘等不同空間發展太陽能，建議政府加快發展水上太陽能發電，安裝晶矽太陽能光伏板於能浮於水面的塑料台架上，發電效率往往比陸地上高10%至15%。此技術已經在許多國家被廣泛採用，當局曾評估，全港17個水塘用一成面積來安裝約240公頃太陽能板，每年可生產2.5億度電。楊凱珊還在文章中提到，岩石坡、復修堆填區、天橋上蓋等空間亦可以利用起來。由此可見，只要願意規劃、善於規劃，能源結構並非必須一成不變。然而目前，全港水上太陽能板發電系統只有兩個，分別在石壁水塘及船灣淡水湖，大量可用資源有待利用。

資料顯示，太陽能及風能的發電成本高。楊洪興亦指出，煤電及核電相對便宜，如大範圍推廣可再生能源，相對更高的電力成本或將分攤到電力公司和住戶身上，企業和住戶或會顧慮經濟因素而抗拒應用可再生能源發電，環保措施難以全面得到民間的配合。因此，政府不可不作為，須考慮提供補貼以減輕商界及民間負擔，並從多個角度帶動減碳措施深度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