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為香港帶來了一個難得的喘息空間，讓港人能在過去兩年的政治紛擾及社會動盪以外找到慰藉，更讓我們暫且放下政治立場來重新審視香港的定位及身份價值，但卻有個別人士將是次奧運中的無心之失，以泛政治化的手法提升至政治正確的爭論。當中不只反映了意識形態的糾結，也間接帶出了香港運動組織對運動員結構性支持不足等問題。
張家朗、何詩蓓、伍家朗、江旻憓、歐鎧淳......這些名字、這些運動員，無論在是次奧運最終成績如何，都是港人之光。能代表香港出戰固然是一種殊榮，運動員在外拼搏及為港爭光，本身也十分值得港人敬佩及支持。
從奧運發生的種種，我們可以窺探港府政策的一二，驅使我們必須在此反思，應當如何在香港實施能長期落地生根的體育方針及藍圖。在此，謹提出數大整體政策方向，望政府及各個關心體育的持份者，均能反思如何能改善體育制度，為國家及香港作出貢獻。

一、以運動員為本，提供更全面的配套及支援

在東京奧運期間引起引起社會廣泛爭議的伍家朗「球衣事件」，背後反映出對運動員在國際及區域性比賽，以至普遍訓練的配套及支援皆有不足。綜合相關消息，伍家朗之所以未能穿着印上港徽的運動衣出戰，乃因不獲贊助球衣，同時個人並沒有自行印上港徽的權利。追究之下，眾說紛紜。有的說，問題出於羽毛球總會「有欠周全」，令社會人士產生不必要的誤會。也有聲音認定，問題源於運動員本身政治及公關敏感度不足，甚至以具政治色彩的標籤將是次主角批評成別有用心。後一種說法是否成立或合理，在此毋須多說。至於前一種說法，雖然並非不對，卻忽略了一個十分關鍵的持份者 ——特區政府。

「以運動員為本」的政策方向，其實與「為民愛民」的宗旨如出一轍。政府有必要在統籌及聯繫體育組織、運動總會等層面上，承擔起把關的角色——無論是在運動員出場的安排、退場後的精神健康及實際健康支援、屬於禮節層面上的安排，都不能單純由個人及機構負起全部責任。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暨奧委會）及政府不但應就這些關鍵環節，確立一套大致統一的方針指南，更應加派人手和調撥資源，以應運動員的不時之需。甚至從一個最為基本的層面說起，如今運動員對外的公開言論，稍有不慎，大有可能讓他們成為眾矢之的，遭到攻擊及批鬥。政府有義務保護香港運動員的身心健康，並且更需要以實際行動及具體支援來履行責任及承諾。

退一步來說，運動員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付出了龐大代價。無論是前空手道運動員李偉志，還是港隊單車手郭灝霆，皆因自身在訓練及參賽期間的嚴重傷患，而被迫提前退役。退役後的運動員福利、生活條件、就業機會，往往未能得到妥善安排或保障。港府近年固然在支持「退役運動員轉型」方面下過功夫，但對於欠缺條件或能力成功轉型的運動健將，仍欠缺應有的安排，令不少失落獎牌或並未得到金主贊助的「香港之光」在退役後要為口奔馳。我們認為，港府有必要加強支持退役運動員的教育及再進修，以及透過鼓勵全民體育等手法，借助過去多年運動菁英的魄力及對運動的熱忱，讓他們將自身的體育項目向更多市民推廣。這樣， 一來能促進運動發展，二來能提升香港整體市民健康及生活水平，三來也能為退役運動員找到一個繼續為港貢獻的崗位及空間。

最後，「冷門運動」也是我們應當關注的範疇。如今有不少「冷門運動」，包括新加入奧運及其他國際賽事的項目——如電競、空手道、滑板、衝浪等，這些項目興起，反映出當下世界各地運動的潮流及趨勢。政府有必要與體育學院及其他坊間機構合作，資助及推廣這些項目，更要保障運動員有足夠訓練場地及資源。比方說，在傳統熱門項目以外，體育學院是否也能為這些項目的獲獎者提供一定數量的獎金呢？這些政策，看似小修小補，卻有着非常重要的實際及象徵效用，必須及早推行，才能為我城運動員開闢康莊大道。

二、設置客觀標準，增加選拔透明度，提高管理質素

在增設及修改現有體育政策層面上，我們有必要秉持「公平」及「公開」兩大核心原則，以提升運動管理的質素及整體的選拔透明度。提高體育的公平性，不但能吸納更多有志之士參與其中，更能提升整體香港代表隊在市民心中的地位，避免所謂「黑箱作業」的指控及觀感。這些方案的落實，更能讓香港代表隊長遠獲得質的昇華和躍進。

去年政府曾有文件指出，港協暨奧委會並沒有具備實際約束力的執行機制用以確保會員遵守協會所設立的《章程細則》。報告還就「覆檢機制」提出質問，指出覆檢程序欠缺透明度所帶來的弊端。此外，報告還就「現行上訴機制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提出質疑，並舉出「選拔運動員參加第十八屆亞洲運動會游泳賽事作出決定的討論過程和理據」作為具體例子，質問為何種種關鍵選拔過程皆沒有官方記錄。

董事出席率偏低、審計委員會長年累月拒絕開會、人事調動及任命欠缺問責及公開透明度，種種結構性問題盤根錯節，也令本應為香港體育界服務的各種領頭組織聲譽大受打擊。須知道，一個城市的公民社會，絕對有影響及左右其康樂及文化整體質素的能力——更何況是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不同非政府機構內部管理質素？另一邊廂，撇開奧運不說，自港隊2009年在東亞運動會凱旋歸來，港府曾推出「鳳凰計劃」，投放更多的資源於足球運動，但足總卻久久未能進行內部管治質素提升、改善賽制、增加內部及外部制衡機制。近年更有不少聲音指出足總賬目不清、審計委員會「自行噤聲」、開支經常有不明來歷的龐大具體項目——縱有更多的資源投放，也只能白白浪費。重量不重質的體育政策，令市民長遠對港超聯等比賽的認同及興趣降低，一來對球員不公平，二來也令他們的生計難以維持，令足壇陰霾籠罩。若要提升整體運動質素，必先改善管理及組織者的結構性制衡和機制。

行政失當、管理不善、透明度不足、予人「自己人圍爐取暖」的印象 ——這些問題，港協暨奧委會、體院、體育總會等主要體育組織固然必須直面，不能推搪或借故拖延改革力度。與此同時，政府也應雙管齊下，一邊設置能為社會大眾及業界所接受的關鍵表現指標（KPI），另一方面增加整體的監管力度，確保KPI能妥善落實。這些指標，除了是圍繞公平及透明度兩大主軸以外，也應包含「運動員福利」、「對社會整體運動參與及水平的貢獻」、「資源運用效率」等三大要求，合共五大指標，確保香港體壇得以提升自身水平。這些表現指標必須與這些組織的管理層薪金及待遇掛鈎，才能驅使他們精益求精。要不然的話，若只將撥款與這些指標的落實掛鈎，最終受罪的，還不是基層的運動員及初級教練？

一個更透明、更公開的體壇，才有競爭可言。有競爭，才會有進步。

三、推動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互動及交流

香港作為國家的一份子，參與一國之內的體育互動及交流，本是理所當然。但港府官方社交媒體網頁對國家隊在是次奧運的輝煌成就，幾近是隻口不提，確實讓人費解。反而香港各大傳媒及報章，皆在報道香港代表的成績時，同時關注及提及國家隊的最新成績。我們不搞形式主義，不聚焦單一問題。提不提國家隊事少，對國家整體體育政策及香港在其中可以發揮的作用置之不顧，卻是事大。

內地與香港合作，乃是天經地義之事，也是對香港體壇百利而無一害的一種發展方向。自回歸之年，香港特別行政區首次派出運動員參加第八屆全國運動會，至今香港總共參加了六次全運會。全運會在內地是一大盛事，參加者及贏取獎牌者皆會得到中央及各地省部級政府的特殊關注。反看香港過去數年就全運會的報道可說是乏善可陳，並未能為參與其中的運動員帶來太多的關注。

回歸以來不少紛擾皆是圍繞着香港與國家整體的關係，當中一環，便是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體育卻正正是透過激昂情懷，化解矛盾及針鋒相對的主觀迷思的最佳渠道及工具。有消息傳出，港府將會安排全國運動會也能免費在全港各大電視台上轉播，這固然是一個令人鼓舞的舉動，但除了單純的直播以外，是否該更積極進取地探索其他相應的調整，以確保港人對國家體育發展產生興趣，關注香港與國家其他地方及地區在體育上的較勁？

站在一個較為宏觀的層面來說，中央在支持內地運動員發展所投放的資源、所設置的機制及體制、所動用的「傾國之力」，都值得港府借鑑。除了借鑑以外，更必須與國家體育總局、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眾多體育大學及院校等，尋求共同訓練及合作交流的機會，讓香港運動員得以向內地同胞學習，也能將香港引以為榮的體育精神與內地同袍分享。交流說很容易，落實卻很難。當中的安排、互動模式、競賽等因素，必須從長計議，也需要港府及香港各方願意跟內地的相應機構協調，解決當中的枝節問題。有個別人士曾經提出，將國家隊及港隊之間的成員，在兩者之間「互相借調」——固然當中的規程問題必須妥善處理，但若能促進內地與香港最頂尖的體育人才的交流，大有可能為雙方的體壇帶來正面「震盪」，搞出一番新氣象，亦未嘗不可。

隨着香港回歸祖國，我們更應好好把握內地提供的機遇，以及香港作為特區的身份，在體育科技、訓練模式、團隊相互配合及合作模式等層面上推陳出新，這既對香港體壇好，也對國家體壇好。

四、以體育作為改善生活素質的手段

香港人壓力大。等上樓、怕無工開、為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勞碌一生，成為極致資本主義社會種種枷鎖的直接受害人。這是港人的悲哀，也是港人必須面對的挑戰。如何在壓力龐大的都市生活當中，讓港人得以減壓，這是政府必須反思的問題。這些問題固然一定程度上皆離不開政治及經濟因素，但政府在推廣體育層面上，是否也應當與時俱進，不要被時代所淘汰呢？

香港人為何不願意運動？有人說，是因缺乏場地；也有人說，是因沒有資金或培訓人才。但我們認為，問題在於誘因——運動需時、也並非所有人那杯茶。若要確保港人願意投身運動，我們必須為他們創造合適的風氣、文化，鼓勵「全民皆動」。這一方面，新加坡的經驗很值得我們借鑑。新加坡的Vision 2030計劃圍繞着一個哲學性的提問：「到底體育可以如何在未來數十年服務新加坡？」（How can Sport best serve Singapore in the coming decades?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新加坡政府委派了不少官方代表，親自接見了超過500名市民，並透過網上問卷調查，收集了超過六萬名市民的意見，再從中抽出二十個具體倡議，嘗試提升新加坡整體的運動意識。

透過以上的諮詢過程，此計劃得出八大支柱， 包括，「全面發展年輕人及兒童體育教育」（Holistic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Youth）、「強化以運動員為本的社會環境」（Strengthened Athlete-Centric Environment）、「確保殘疾及弱勢人士得以參加體育」（Enabling the Vulnerable an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鞏固及深化企業體育文化」（High Performing Corporate Culture）、「鼓勵以『積極』參與體育應對老化問題」（Enabling and Harnessing Active Ageing）、「善用亞洲體育產業」（Capitalising on the Asian Sports Industry）、「重新想像及規劃體育基建」（Reimagining and Regenerating Sports Infrastructure）、「妥善利用科技及創新思維」（Leveraging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這八大範疇有多少會在香港政府現有及未來的體育政策中看見？

體育乃是強身健體的一門藝術，更是提升整體城市抗逆能力、公民意識及歸屬感的最佳方法。無論是數個星期之前的歐洲盃足球賽，還是剛結束的奧運，這些賽事皆有團結社會之效，讓我們絕大多數人能暫時忘掉政見分歧，放下包袱，支持我們尊敬而愛戴的國家代表、特區代表。這是十分關鍵的。但體育政策的制定並不能以一時的重大賽事來衡量，而必須具備長遠前瞻性的思考及反思。現屆政府曾提出將香港變成「宜居城市」的願景 ，宜居指的不只是是硬件或個別設施，而需要整體的文化風氣。讓我們找到積極主動生活（vita activa）的脈絡，才是對我城運動員及港人負責任的表現。

是次奧運，港隊的優秀成績確實令人值得高興。但常言道，每一名成功運動員背後，乃是一條「村莊」。此村莊指的不只是教練、配套、設施，也包括每一名市民及各大小持份者。我們應當追求的，並不應只是所謂的獎牌或一次性的勝利，而是能持續地讓香港運動員感受到港府及香港社會對他們的關注、支持。這是應有之義。

石中堅
一群對香港未來抱有希望的90後，相信香港必須自身從根本上改善管治，才能在環球政治中及中國崛起下，維持其獨一無二的地位，讓「一國兩制」重回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