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內地的民族主義情緒持續高漲，甚至已經出現狹隘化、民粹化、情緒化的迹象。前有運動服飾企業鴻星爾克因捐5,000萬元人民幣物資支援河南災區而走紅，引發一些網民以鴻星爾克為標尺指摘其他企業「捐得少」，後有東京奧運會開幕後，21歲的奧運冠軍楊倩因發布收藏Nike鞋的照片遭到攻擊，以及本身是「外省正藍」屬性的台灣藝人徐熙娣（小S）因一句「國手」被一群狂熱的大陸網民攻擊為「台獨藝人」，隨後多家品牌中止與小S的合作，繼而大陸網民的「台獨藝人」之火又燒到同樣無辜的蔡依林（Jolin）、徐佳瑩（拉拉）、彭佳慧等藝人。
此情此景，讓人不禁想起2015年逝世的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的忠告。

李光耀曾長期被世人譽為中國問題的權威觀察家，在他生前，哈佛大學知名教授、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提出者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等人採訪過他，並於2013年在內地出版了一本書《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在書中，與數代中國領導人都有交往的李光耀提及「一年前，一位70多歲的中國領導人」問他是否相信中國在和平崛起。李光耀回答：「是的，我相信，但有一點要說明。你們這一代人經歷過抗日戰爭、大躍進運動、文革和四人幫，還見證了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過程。你們知道陷阱很多，而且知道如果中國要一帆風順地不斷發展，內部需要穩定，外部需要和平。然而，你們給中國年輕人灌輸了太多對民族復興的自豪感和愛國主義理想……這可能導致不穩定。」據李光耀的說法，「這位中國領導人說他們會確保年輕人明白這一點」，「我希望他們做得到」。

給年輕人灌輸了太多愛國主義思想

這段對話耐人尋味。李光耀此處說的「你們給中國年輕人灌輸了太多對民族復興的自豪感和愛國主義理想……這可能導致不穩定」應該是指過去一些年，內地官方主流敍事和意識形態宣傳都在突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對國家發展成就的自豪感。以李光耀作為世界一流的戰略家和政治家的睿智，以及他長期以來和中國政府的良好關係，他這樣說顯然不是反對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對國家發展成就的自豪感，而是他認為過度渲染和突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對國家發展成就的自豪感，容易造成年輕人的盲目自信和自我膨脹，由最初對國家的自豪感滑向自負，對國家發展產生不切實際的想像，並可能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這樣下去，勢必妨礙中國與世界的正常交往，容易自我感覺良好，甚至可能到處樹敵。

李光耀這本書的中文版出版，迄今已經過去八年。八年間，內地社會的民族主義情緒進一步高歌猛進，年輕世代的國家主義認同和愛國主義情緒尤為強烈，整個社會的輿論場生態為之一變。當然，這個轉變過程並非一蹴而就，甚至不乏自信過頭，滑向自負，以至於淪為笑料的案例，比如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在2018年中美貿易戰前夕提出的「中國已全面超越美國」，以及被《人民網》痛批為「逞口舌之快的精神勝利，於國於民都可說是『瘟疫』」的浮誇自大文風，但總體而言，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國家主義不斷高漲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伴隨着中美關係持續惡化、香港反修例風波等一系列事件的疊加刺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催化，內地網絡上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情緒可以說已經達到一個歷史高點。

在普通網民、自媒體中，曾被《人民網》痛批的浮誇自大文風再度捲土重來，片面抬高自己、貶低別人的的文章、內容、標題到處可見，炒作和渲染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已經成為許多人的生意和變現秘訣。在思想市場中，《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和復旦大學教授沈逸關於中國是否應該以人道主義對待疫情肆虐的印度的爭論，尤其具有風向標意義。胡錫進在十多年前，甚至在《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出版前後，一直都被許多人認為是立場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備受海內外自由派的嘲諷。不料，當立場更激進、民族主義情緒更強烈的沈逸出場後，主張對印度克制和人道主義的胡錫進竟被大量網民視作曾用來形容自由派的「公知」。短短幾年間，如此反轉，以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崛起的胡錫進竟被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反噬，既令人唏噓，更印證內地社會風潮和思想市場的整體性大轉向。

民族主義如此狂飆突進的社會風潮是中國高層所樂見嗎？答案是未必。從李光耀書中說的當初中國領導人對他的答覆、高層依然將中國定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李克強公開講出「有六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的基本國情、中國政府依然將對美工作重心放在管控兩國矛盾並致力於構建競爭共存的中美關係，以及作家方方遭受圍攻時坦言「官方有人找過我」，「至少從表面上看，他們對我的觀點表示了認同」來看，至少到現在為止，中國高層總體上還是保持着比較清醒的認知，並未被民族主義裹挾。道理很簡單，中國高層畢竟掌握着更多的訊息渠道，又大多如李光耀所言經歷過「大躍進運動、文革和四人幫，還見證了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過程」，「知道陷阱很多，而且知道如果中國要一帆風順地不斷發展，內部需要穩定，外部需要和平」，再加上體制內的確匯聚大量精英，其中必然不乏能理性認識民族主義之士。

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

既然如此，那為何民族主義能在中國高層總體比較清醒的背景下高歌猛進？這裏至少有兩個因素，其一，民族主義本身並無問題，合理範圍內的民族主義在今天這樣一個以民族國家為基本競爭單位的世界秩序下是正常而又合理的現象。放眼世界，很少有一個人的思想認知裏不或多或少帶有民族主義成份。你出生和生活在某個國家，對某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產生心理歸屬和情感依託，或對某個國家有一種想像的命運和利益共同體認同，都會大概率產生一定程度的民族主義。中國近現代內憂外患的屈辱歷史在相當程度上喚醒和形塑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心理。這也是中國當初抵禦外部殖民者、侵略者，激發民族血性，同仇敵愾，建立主權獨立國家的精神資源。改革開放之初，為了解放思想，打開國門，與西方進行正常的溝通與合作，中國民族主義情緒有明顯淡化，啟蒙自由主義成為當時的社會共識。但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在內外形勢的壓力下，中國政府推行了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為導向的文化教育政策，開始持續塑造和建構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認同。

其二，近些年民族主義在內地的高歌猛進是內外形勢疊加的結果，包括對內官方通過民族主義來進行思想認識的整合，鞏固既有政治秩序合法性，制衡批評和反對聲音的輿論壓力，對外是外交風格強勢轉向所需和美國遏制壓力的深度刺激。目前來看，暫且拋開價值觀之爭不談，單從內地官方期待的效果——在高層保持清醒的同時有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民意的支持和配合——來看，的確比較成功。

但凡事過猶不及，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就像「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那樣，既能為一個國家應對外部危機和內部思想撕裂提供有力的精神資源，又會限制一個國家政策的靈活性、開放性和國際交流合作，讓一個國家對自身國情產生虛幻想像，對外政策容易陷入強硬、被排斥和警惕、再強硬、再被排斥和針對的惡性循環。要知道，作為思想武器的民族主義，雖然可以被官方所運用和定義，但也可以被民粹主義者、煽動家所利用和定義。胡錫進和沈逸同為民族主義者，他們的分歧和爭論某種程度上是顧全大局、有紀律有原則的官方版本的民族主義和民間衝動易怒、有失民粹的民族主義的矛盾。而後一種民族主義趁着官方的默許不斷壯大，日趨激進、民粹，時至今日，已對中國和平崛起和進一步改革開放帶來困擾。

當局須及時引導和平衡

今天許多內地人都有一個憂慮，那就是今天的高層、精英尚能比較清醒，他們有着歷史縱深感，大多如李光耀所說經歷過「大躍進運動、文革和四人幫，還見證了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過程」，「知道陷阱很多」，因此能比較成功地駕馭民族主義，但時而久之，愈往後的高層、精英，尤其是近些年在民族主義浸染下的年輕人有朝一日成為高層、精英，缺乏歷史縱深感的他們，會否被民粹民族主義反噬？

蘇軾說過：「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對於當下內地來說，近些年一路高歌猛進的民族主義，某種程度上便是如此。未雨綢繆、有備無患，總好過臨急抱佛腳，允執厥中更是好過極化思維和過猶不及。內地社會要趁着尚未被民族主義反噬，及時加以引導和平衡，給更多理性、清醒的聲音以多元空間，讓輿論場更多的聲音都能保持温和理性，有格局、胸襟和國際主義視野，不民粹、不譁眾取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