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上月初（7月7日）通過「感激」七一刺警案行兇者梁健輝「為港犧牲」動議，不但引發爭議，甚至惹上官非——警方國安處日前正式拘捕並起訴四名涉事學生「宣揚恐怖主義罪」，他們一旦罪成將要面對五至十年刑期。社會大眾固然不忍見到這些初生之犢鋃鐺入獄，但也不得不承認這群天之驕子的確出現價值偏差。然而，綜觀2014年以來漸趨激烈的學生抗爭行動，所謂「價值偏差」明顯只是結果而不是成因；我們不禁要問，這場曠日持久的混亂到底是誰之過？而擁有最優厚資源的高等教育是否出了什麼問題？

「我也參加過學生運動。學生們甫進入大學這個 『自由天地』，對政治的想法總是過於浪漫，我能理解他們的心境。」創辦過政黨、出任過高等院校校長、擔任過政府問責官員，現任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研究講座教授張炳良對「火紅年代」領導學生運動印象猶深。

「大學生總是政治上最激進的一群」

那是大學政治氣氛濃厚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張炳良作為精英教育群體的一份子，抱着「愛國反殖」的激情加入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繼而開始聚焦反思國家的政治形勢，希望藉此改善香港發展。他直言，「大學生總是政治上最激進的一群人」，也總是在尋找社會燃點，例如他們這些「50後」當年最前衛的就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同樣會以推行社會改革為己任、志在時勢中成為英雄，「那麼在2014年之後，最激進的『天地』在哪裏？就是本土主義問題，年輕人在這裏找到政治的落腳點，提出了激進的本土主義定位。」

事實上，「本土主義」議題向來都佔據香港文化和政治的輿論場，近年更是關乎香港未來走向。張炳良進一步將「本土主義」的問題概括為「國民身份認同」——七十年代的「本土」，被放置在「港英殖民」的背景之下，其實更傾向和愛國情懷相連的「鄉土」，尤其是當大學生被「保釣運動」激起了民族意識，更加不甘成為「二等公民」，非常願意作為「中國人」去抗爭；但最近十年所談及的「本土」，幾乎脫離了原本以「中華民族」為中心的國族意識和國家認同，甚至是以「香港獨立」為潛台詞所展開的一套論述。

例如，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曾於2014年2月發表「香港民族命運自覺」專題，如此重新定義「本土」：「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真正出路，所謂本土精神，不論形勢是香港獨立還是城邦自治，要旨就是港中區隔。」文章以美國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所著《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為分析框架，提出「民族」是由自我認為是同一群體的人們所構建而成，因此可以抽離原有的文化傳統和民族歸屬等因素，自我想像成為「民族」即可進行前途「自決」。

這套說辭原本沒有什麼人在意，但當《學苑》將其輯錄出版成《香港民族論》，翌年又被時任特首梁振英藉發表《施政報告》點名批評，「港獨」和「自決」等議題瞬間闖入公眾視線，甚至得到不少知識份子的認同，認為香港被「壓迫」久了，理應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但在張炳良看來，「學生們在香港身份與國民身份之間難以找到平衡，而將兩者互相排斥。其實每個城市都存在自己的本土特色，但當本土主義變成反內地甚至尋求與國家主體切割的分離主義，究其根源是年輕人對社會的不信任，他們找不到自己未來在社會上的立足之道。」

張炳良的觀點衍生出兩大問題——第一，香港大學是社會公認的最高學府，港大學生自然是萬人之上的天之驕子，但為什麼連他們也會焦慮未來沒法出人頭地？第二，包括學校和學生在內，似乎總是把大學視之為「自由天地」，甚至當學生發展出一套危及國家安全的論述並加以宣揚時，學校也不打算介入導正，但這又是否不負責任，而大學教育到底所為何事？

深陷「功利主義」　「士大夫精神」旁落

對於這兩大問題，不妨用「功利實用主義」的角度去理解。儘管所有高等教育機構都會揚言要為國家和香港培養人才，但他們所理解的「人才」並不以國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作為價值支撐，而是以學生畢業後的收入水平、發展路徑及其對於學校排名的高低作為教育核心，所以從不重視培養學生的國族觀念和國家認同，而是以實用學科為主開辦課程——久而久之，這些高等學府變得愈來愈企業化，彷彿一家只懂「跑數」的職業訓練所，致力讓學生在高度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當中獲得僱主的認可，逐漸忘卻辦校初衷。

正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在《正義諸領域》（Spheres of Justice）所警告，一旦用市場邏輯支配大學，從資源調配到大學定位都會出現異化，以在教育大市場中贏得最多利益為目標，終將導致大學核心價值邊緣化。香港的高等教育正正陷入這種「功利主義」的尷尬，導致中國傳統文化所強調的「士大夫精神」旁落——「士大夫精神」的核心在於「文以載道」，它講究教育根本的目標，要令學生學會思考人生，成為有責任的君子，但當教育只成為滿足香港經濟發展需要的工具，君子就會變得沒有社會價值，沒有立足之地，與資本主義愈來愈難相容。

「學生對自己沒自信，對社會也缺乏信心，就會對社會公平產生質疑，政府又弱勢，為既得及短期利益所束縛，政策常常落後於時下需要，給民眾不作為的感覺。」張炳良談及香港高等教育現狀時如是說。當學生的落差感不斷增加，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愈來愈強，就會採取暴力激進行為，以求快速改變「被決定了」的命運。他還觀察到，社交媒體的發展加速了這種「不信任」，因為讓孤獨、焦慮、沮喪的年輕人在虛擬世界找到精神寄託，拋棄了獨立思考的能力，鼓動他們實現「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的所謂宏大理想。

其實，本土意識也好，學生運動也罷，原本都是極為正常的社會意識和實踐參與，年輕人偏激出格的行為背後，其實是對愈加逼仄的發展空間的強行控訴。在「利己主義」盛行的當下，人與人之間充斥着赤裸裸的利益關係與冷酷無情的金錢交易，人的尊嚴就成為了交換價值，失去了希望的年輕人只不過是社會組成部份中表達最激烈的群體。

問題是，大學作為社會的縮影，呈現的是一代人共同的精神狀態，當下理應捫心自問——到底應該教些什麼？又想為國家和香港培養什麼樣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