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補習引起的學童及家長壓力問題，以及業界濫收費用、水準參差、補習天王等發展亂象，很早就受到一些國家的關注。部份國家曾經試圖進行監管，甚至明令禁止補習學校經營，然而在多年過後，補習學校仍舊門庭若市。從他們的經驗能看清由補習所衍生種種問題的真象嗎？

早於2011年，韓國便開始着手嚴格監管補習學校，如留意他們有否收取過高學費、超出晚上10時的營業限制等，又會派人於深夜到補習社集中的地區巡視，查看是否仍有學童在附近流連等。

上述監管措施的出現與時任總統李明博有很大關係，當時韓國四分之三學生均有參加補習，屬全球最高的比例，他希望壓制當地補習界的過度發展和衍生的亂象，並希望恢復民眾對國內教育制度的信心，長遠減少韓國家庭在教育上財務和心理的負擔。時任教育科學技術部長李周浩表示，國家的優勢之一是父母大多願意投資在子女的教育上，惟他補充說：「這些精力都花在提高考試成績上，而不是培養創造力或人性的其他方面。」

的確，韓國學生長時間接受校外培訓，近年在國際評分中屢屢名列前茅，經常在數學、閱讀等方面排世界頭幾位，另外高中退學率少於4%，年輕人的大學畢業率達56%，也是全球最高。即便如此，許多韓國人也意識到國家取得這些成就背後，社會其實付出了不少代價。

首先，韓國補習市場的產業規模已超過公營教育支出的一半，反映社會對教育的投入十分高。據2017年一項調查，韓國家庭平均月花38.4萬韓圜（約2,578港元）於校外課程上，較十年前上升33%。另一項調查亦指，部份韓國家庭或花費高達五分之一收入，用於子女的補習開支上。

而且，過度補習和催谷會令學生壓力很大，或成為當地高自殺率的元兇之一。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韓國的自殺率冠絕眾成員國，較成員國平均數高出一倍。年輕一代眼見壓力迫人，不少都不願生育小孩，以致國家面對低生育率的困境。此外，國內日趨激烈的教育競爭也迫使部份學生轉到海外升學，甚或留在海外工作或定居，長遠導致人才流失及家庭分離等社會問題。

全面禁止補習 反惹家長不滿

一直以來，韓國政府雖然不斷嘗試監管補習行業，包括上世紀八十年代曾徹底禁止補習行業，惟因補習需求龐大，始終收效甚微。有見及此，當局於2010年調整策略，不再一味禁止補習，而是嘗試長遠改革以測驗考試為主導的大學入學試制度。

教育當局開始資助國內頂尖大學的收生部門，透過美國式的收生程序來訓練有關人員，令他們在收生過程中同時顧及學生的天份、創造力和獨立學習的能力。地方層面也作出改變，如在補習社林立的首爾地區設立監察中心，以監督補習學校是否違規經營，如超過晚上10時的禁令，同時亦以現金奬賞舉報違規的人士。

另一方面，為提升大眾對公營教育的信心，當局亦推出針對學校教育的措施，如教師評級制度，以及激起學校間競爭的標準化測試，還在公立學校和電視頻道提供良好的校外輔導課程和資源。

不過，上述做法引起不少爭議，尤其是教師評級制度。補習界亦同樣不滿，補習學校Pagoda主席Go In-Gyung批評，當局的做法令所有韓國學生得接受較低的教育質量。

有家長坦言，雖然擔心過度補習的情況會為子女增添壓力，但也不希望政府再次「一刀切」禁止，認為由專業的補習機構來幫助孩子學習，較由父母指導的效果好。亦有家長表示，若當局過度監管，恐會適得其反，對資源較差家庭的孩子造成不公，長遠令學業成就差距擴大。

其中一位韓國父親為長女報讀了六年補習班，最終女兒未能如願考入名牌大學，他坦言：「這真的是浪費金錢。」因此，他沒有讓幼女補習，只寄望當局在教育改革上能予以幫助。「我希望有朝一日，公營的學校教育已經足夠。」

新加坡「精英分流」未改

類似改革和監管補習的問題也在新加坡上演。雖然新加坡教育近年為全球楷模，惟當地教育部門近年想減低學童在考試主導和劇烈競爭的教育制度下產生的壓力和焦慮。

新加坡雖未有過多從補習中心着手，卻更重視改革現行教育制度。舉例來說，當地的小學生都要為小學離校考試（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而煩惱，這個測試涵蓋英文、數學、科學、華語或馬來語等母語的各方面能力。

由於當地教育採取分流制度，奉行精英主義，故該項考試的成績將用作升中時分流學生的基礎，從而安排他們升讀快捷（學術）、普通（學術）或普通（工藝）等學校。這將大大影響他們日後進入國內菁英大學的機會，因此，該項考試相當重要，猶如「一試定生死」。當地補習中心負責人Angeline Teo表示：「這絕對充滿壓力，有時我也會很同情學生。」

即便改革多時，該項考試不再像以往着重死記硬背，轉為更注重應用學習，但補習的情況似乎未有得到太大改善。有分析指，這是因為考試標準仍在不斷提高，許多學生仍需要額外的課程才能應付，國內的競爭仍舊非常激烈。

近年，當地甚至有聲音希望廢除這個考試，以進一步減輕新加坡學童的壓力。例如國會議員潘麗萍多次於議會上提出改革的必要，並重申：「全球一些備受推崇的教育制度，均不會對這個年紀的學生進行成績的分類。」不過，取消相關考試的議案於2018年遭到否決，未能成事。

當局重申考試的必要性，因這有助當局確定每個學童的優勢所在。最終，當局採取措施減少制度中可能形成的競爭壓力，包括計劃從今年開始建立新的評分系統來衡量學生的學習情況，而非單與同齡學生比較表現。

另一方面，當局亦從學校教育方面着手，試圖減少學童在校的「窒息感」，具體措施包括廢除小學一、二年級的考試、取消高年級學生以成績分流等做法。

此外，當局同時希望未來更加着重全人教育，重點培育學生的創意能力，關注的不再是內容知識，而是更多關於處理資訊的方法。舉例來說，教師會透過多元化的教育方式，取代沉悶地於課室內簡單教授課程內容或操練試題。當局鼓勵老師進行不同的活動，讓學童在真實的環境學習和體驗，如透過在公園觀看昆蟲、雀鳥學習科學知識，並配合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等科技，既增加學習的趣味，同時更着重綜合知識的能力。

從韓國和新加坡兩地的經驗，可以看到監管補習的方向都不是單純規管補習社的經營。兩地政府皆嘗試從國家教育的根源着手，務求解決家長因過多的考試壓力而不斷催谷子女。補習問題的癥結，很大程度與教育制度、經濟、社會氛圍、文化等環環相扣，監管措施亦難以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