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東京奧運的主題口號「United by Emotion」，似乎在美國女子體操金牌名將拜爾斯（Simone Biles）宣布因心理壓力失準退賽後，才展示了真正而有別於官方原意的意義。多國選手紛紛表態支持，有些更開腔大談自身經歷，運動員心理健康成為了東奧的實際主題。拜爾斯的失準可如何解釋？為什麼這個長久存在的情況突然在近期才受到關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獨特奧運環境，對一眾健兒有何影響？在知名運動員掀頭表態下，社會對運動員的期望會否從此再不一樣？

2016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奧運奪得四金一銅後，拜爾斯自然是美國在本屆奧運的體操獎牌希望。7月27日的女子團體決賽，有望連續三屆奪金的美國在首輪先與俄羅斯進行跳馬。她該輪最後出場，原定空中轉體兩周半的「Amanar」動作只轉了一周半，落地時也不穩地向前跨了一大步。這失手令她僅得13.766分，比俄羅斯選手的最佳成績低了接近1分。

令日本有明體操競技場內外更震驚的是，拜爾斯跳完後一度離場，回來後穿回外套，明顯沒有準備下一項賽事高低槓熱身。美國體操協會確認，拜爾斯以「健康理由」退賽，並「每天接受醫學評估決定是否參與未來賽事」。最終俄羅斯奪金，美國及英國分別獲銀、銅牌；之後的個人全能、跳馬、高低槓和自由體操決賽，拜爾斯也退出了。

壓力下「空中失感」

拜爾斯在賽後澄清並非因傷退出，而是當時的心理狀態並不適合繼續做高難度動作，也不希望影響隊友爭標：「隊友在練習時已看到我有少許『空中失感』（twisties）……我知道自己要後退一步。換着四、五年前的拜爾斯肯定不會這樣做，反而會出場繼續賽事。但今天我不想出場，做一些蠢事然後受傷……我不想團隊因為我的失誤而失去獎牌。」

所謂「空中失感」，香港運動及表現心理學顧問公司Inner Edge運動心理學家盧綽蘅指出，在運動員身上甚普遍：「籠統稱為『choking』，亦即運動員把注意力放到不應該注意之處，導致失準。」這種失準並非一次性，可以持續幾分鐘，甚至在一場籃球、足球比賽中持續15、45分鐘，難以短時間內復原。

她進一步解釋背後的科學原理。例如初學羽毛球開球時，球手需要有意識地注意自己的動作，諸如球拍的握法、球在空中哪一點時揮拍、擊中後在哪裏停止動作等。經反覆練習多年後，「好像（本屆奧運混雙香港代表）謝影雪，已經想都不用想，變了自動，知道開球一定這樣開」。當空中失感或choking出現，就是在高壓的情況下，運動員的注意力放到這些本應練到自動執行的肌肉動作上，反而完成不了。

什麼才是運動員應該注意，因運動或每次比賽而異。她說運動員不應把注意力放在身體「內在」的肌肉動作，應該放在「外在」環境，例如泳手最後15米的衝線策略、或者足球員思考傳球給誰。此外，運動員在壓力下，注意力會「收窄」，例如足球員尋找傳球隊友，卻可能只看到一個人，從而做錯判斷影響表現。

退賽約一星期後，拜爾斯回歸，在平衡木決賽摘銅。之所以能夠重新走上賽場，一方面，她退賽後迅即聯絡位於千葉的順天堂大學運動健康科學部教授青木和浩，使用該校場地秘密訓練了四天。她事後透露，在那裏使用軟墊和海綿池，遠離人煙下，重新由基本體操動作逐漸找回感覺和信心。

另一方面，她在退賽後曾提到要「做『正念』（mindfulness）練習」。盧綽蘅解釋，精英運動員多少有點完美主義，傾向對自己要求苛刻，不容易接受失誤，隨時陷入「為什麼這麼簡單的動作都做不到」的情緒；而正念、靜觀等流行的運動心理技巧，其中一部份是自我關懷，「最高境界是不批判自己」，有助提高運動員復原速度及心理韌性（resilience）。

拜爾斯的退賽決定得到運動界讚賞。考慮到後果可大可小，2013至2018年與她合作的心理訓練顧問Robert Andrews認為她的決定明智。美國奧委會（USOPC）讚賞拜爾斯將心理健康放在首位；國際奧委會（IOC）非常尊重和支持她的決定。

運動員終究是人

令拜爾斯意外的是，她的決定引起了東奧其他選手的共鳴：「在團體賽後，我們返回選手村，坦白說我以為會有點尷尬，但選手們主動告訴我，這對他們來說有多大意義、為他們的世界付出了多少。那是從未試過的瘋狂感覺。那一刻我好像覺得，這比體操和獎牌更重要。」

拜爾斯退賽後，更多本屆奧運選手公開談及自己的心理壓力。今屆100米蛙泳金牌得主英國泳手Adam Peaty宣布奧運後休假一個月，以保障心理健康，並說拜爾斯有份促成這決定：「這不是一份正常的工作。」這亦表示他將避戰本月舉行的國際游泳聯賽。美國短跑運動員Noah Lyles在200米決賽中獲得銅牌後落淚，談及他與抑鬱和焦慮搏鬥、服食抗抑鬱藥的經歷。

以拜爾斯為首的運動員先後發聲和要求改變的是，社會大眾一直以來對於運動員的要求似乎苛刻到不切實際。拜爾斯批評：「大家對運動員在比賽場外的事毫無概念，只是從社交媒體上判斷。你們根本不知道我們要經歷什麼。」她樂見社會引發了風氣並促成改變，同時也認為這種討論早該出現：「我的心理狀態仍然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但能夠揭露心理健康這個議題，對我無比重要。大家需要意識到，我們終究是人類，不只是娛樂……我絕對認為現在才有這種對話，似乎有點遲。」盧綽蘅也同意，大眾需要認識到他們不止運動員這身份，他們也是人，也有情緒，社會應把運動員與「打不死」之類的標籤脫鈎。

拜爾斯最終成功令運動員心理問題受到社會大眾關注。根據社交媒體數據分析公司 NewsWhip 的研究，拜爾斯退賽的報道所產生的互動，多於梅根（Meghan Markle）和哈里王子（Prince Harry）與名嘴奧花雲費（Oprah Winfrey）的訪問。

運動員承受心理壓力問題肯定不是新鮮事。最先公開發聲的也不是拜爾斯。美國傳奇泳手菲比斯有份擔任去年上映紀錄片《金牌的重量》（The Weight of Gold）執行監製，影片採訪了多位美國奧運獎牌得主在比賽和退役後的種種心理問題。不過最終迴響有限。

直到今年5月，兩屆澳網及美網冠軍球手大坂直美的言論才開始引起話題。當時她宣布拒絕參與法網的強制新聞會，表示願意接受賽方罰款。她解釋自己「不是一個天生的公開演講者，向媒體發言之前會產生巨大的焦慮感」，並且自2018年起一直面對「長期抑鬱」，同時批評賽會的新聞採訪形式老舊。為照顧身體，她最終決定退出賽事及無限期休戰。本屆奧運她在第三圈出局後再提到，不知道如何應付作為奧運主辦國當家運動員的壓力。

近期大眾關注運動員心理問題，原因之一正是拜爾斯在奧運這個全球矚目的場合發聲，就如美國奧委會心理健康服務總監Jessica Bartley指出：「確實是絕佳機會展開相關討論。」本屆奧運女子自由泳200米及100米銀牌得主何詩蓓賽後表示，「比賽80%是心態」，羽毛球男單代表伍家朗球衣風波發酵，令香港人對運動員的心理有所討論。

東奧作為轉捩點

另一原因在於本屆賽事在東京仍處於緊急狀態下舉行，在諸多方面為運動員帶來更大壓力。先是疫情下全球封城，運動員備戰困難重重。例如墨西哥體操運動員Rut Castillo向運動媒體Marca Claro表示，她和教練「沒有地方訓練，只能透過Zoom（視像會議）練習，真的超級艱難」。

疫情剛爆發時，入住體院的香港運動員仍可繼續訓練，但不能與外界接觸。盧綽蘅透露，初時運動員慶幸仍可持續練習，但精神上漸漸感到辛苦；加上部份運動心理學家也在家工作，運動員有心理問題時未必能即時找到支援，故感到無助。有些運動員受不了而離開體院，想「呼吸新鮮空氣」。之後他們就要開始跟那些沒有入住體院的運動員一樣，在運動設施關閉下，只能自行想方設法練習。然而，「香港家居不大，大家都在家工作和學習，日日在家困獸鬥，或會與家人產生磨擦。」Bartley也指出，有些運動員因疫情暫別家人或失去工作；也有些運動員擔心感染後可能對身體機能產生長遠影響。

東京疫情持續反覆，奧運開幕前約莫一個月才確定賽事如期舉行。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精英表現心理學教授David Shearer指出：「不論任何時候，將不確定性加入某個處境，都會帶來心理壓力。有些運動員能夠應付這挑戰，但有些可能會影響了心理健康。」

即使運動員安全抵埗後仍未能安心。例如阿根廷撐竿跳運動員German Chiaraviglio在到達選手村後的檢測呈陽性，被取消比賽資格。他在Instagram上失望表示：「要處理這樣的情況，真的很難，我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拜爾斯也坦言：「這屆奧運整體上非常大壓力；沒有觀眾，還有各種不同變數。賽事期間、以至奧運籌備階段和過去一整年，都很漫長。」

種種特殊安排下，澳洲單車隊的運動表現心理和行為負責人Ruth Anderson斷言：「這場奧運會肯定與我過往參與過的不同。最大挑戰是運動員如何適應……一個與以前截然不同的比賽環境。」盧綽蘅指出，運動員出發前理應做足心理準備，例如先了解賽會各種程序與以往有何不同、當家人朋友無法親身到場打氣時如何保持聯繫等，這些都要預先計劃好，若準備不充足，種種變數就形成壓力。

事實上，即使有奧運參賽經驗的選手也未必能順利適應。例如英國跆拳道選手Jade Jones是2012及2016年奧運57公斤級別金牌得主，本屆賽事卻在16強出局。她賽後解釋：「整個賽事與我所習慣的情況很不同。通常我全家都在場，當我出場時感到害怕，他們的歡呼給我額外動力。今天我卻陷入恐懼模式。」

社交媒體雙面刃

疫情也令日本運動員受到另一重輿論壓力。是否如期舉行奧運，日本國內一直意見兩極。奈良女子大學運動社會學家石坂友司指出，愈來愈多人在網上遷怒於運動員。日本體操運動員村上茉愛在本屆個人全能賽事後，被媒體問及她因為參加奧運而遭受網上言論攻擊時哭訴：「我知道有些人反對舉行奧運。即使我不想看到這種留言，但最後也影響到我……真的令人沮喪和悲傷。疫情確實在支持和反對奧運的人之間造成分歧。但我想向他們展示我去年的努力來回應他們。」某程度上，日本運動員的確做到了，今屆奧運日本取得27金排第三，成績為歷屆奧運最佳。

當然，在現時這個互聯網時代，社交媒體愈來愈成為運動員的壓力來源。本屆奧運射箭三金得主、韓國選手安山，因為短髮而被韓國網民指摘為女性主義者；日本乒乓球混雙代表水谷隼擊敗中國選手奪得金牌後，在一則現已刪除的Twitter帖文中說，收到匿名死亡恐嚇；男子體操個人全能及單槓金牌得主日本選手橋本大輝也表示，贏得金牌後，在社交媒體上遭到誹謗中傷。

相反，也有運動員在利用社交媒體的好處，不論是疫情下與家人和粉絲保持聯繫的重要途徑，還是吸引大眾關注新興小眾運動和製造商機。13歲的巴西滑板運動員Rayssa Leal在本屆奧運奪得銀牌後，兩天內Instagram增加了450萬追蹤者。美國欖球員Ilona Maher開始在奧運選手村拍片，以有趣風格評論運動員和本屆的紙板床後，TikTok追蹤者數量增加了三倍：「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工具，可用來建立我的個人品牌，並讓我更出名。我也希望能推廣欖球運動。」又或者像菲律賓舉重運動員Hidilyn Diaz，2019年在Instagram上呼籲各界贊助，最終籌得經費到東京參賽，並贏得該國首面奧運金牌。

如何看待社交媒體因人而異。有些運動員能夠有紀律地運用，例如今屆女子團體乒乓球銅牌得主蘇慧音，奧運期間把Instagram帳戶交給胞姊管理。也有些乾脆離開社交媒體，例如本屆奧運奪得兩面金牌的澳洲女泳手Ariarne Titmus透露，已刪除手機所有社交媒體應用程式，避免「外來壓力」。

盧綽蘅認為，難以比較現今世代是否比上一代運動員有更大壓力，畢竟兩代人在資源和意識上有差異，但至少現在這一代多了社交媒體這潛在壓力。她坦言，近來輔導運動員時更留意他們使用社交媒體的習慣、個性是否容易受到網上負面言論影響、如何處理相關壓力：「社交媒體算是新的題材。我們做前線的，要跟上時代步伐。我最初入行時真的不會跟運動員談社交媒體。我自己都在學習當中。」

改變才剛剛開始

是次由拜爾斯退賽引起的事件，很可能只是改變的開端，尤其是對於一些運動心理學發展較慢的國家和地區。盧綽蘅說，走得較前的歐美國家，在大學運動隊伍已經有很多全職運動心理學家，而且運動員即使沒有心理問題也會主動約見，認為對表現有額外得着。

相比之下，她說香港運動心理學發展起步較遲，現時運動心理學家人手供應不足，風氣也有待改變，她希望大坂直美和拜爾斯的發聲可以帶來更多正面的改變：「始於華人社會太少談論心理健康。文化上仍然覺得心理問題就等於『黐線』，或者是一種弱點。」例如，她曾為一支男子籃球隊作心理諮詢，與球員傾談時發現他們防備心重，不理解為什麼要與運動心理學家合作，甚至先入為主以為是教練對她說了什麼壞話：「好明顯是這方面的教育不足。」

類似情況在日本或許更根深蒂固。據日本關西學院大學運動心理學研究員堀川雅美經驗所得，日本運動員若面臨心理問題，隊友通常態度嚴厲和冷漠：「運動員要站出來談論心理健康問題，或者說自己精神不妥當、不穩定，真的很難。並非所有壓力都是不好，但作為一種文化，日本人期望個人可以完成一切，完美主義被視為一種美德。」

不過，要真正改善運動員的心理壓力，運動心理學家的能力終究有限。盧綽蘅說，有丹麥行家建立了一個專門研究當地運動員發展的模型，從最微觀在運動員表現上所牽涉的核心支援，例如教練和家長，逐步往宏觀分析，諸如球會或球隊管理、教育系統、體育制度、社會支持、政府財政等。她指出，由此可見運動員失準未必只是解決比賽場上的問題就足夠：「很多時運動員來到，我頂多可以幫到他的範圍是改善他的表現，或者與教練和家長配合。我可以做的事有限，我不是改變政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