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自2022年底積極推行一系列「搶人才」的政策，已有19.6萬名人才抵港。然而，從外地「吸引人才」只是整個「人才戰略」當中其中一環，關鍵仍然少不了在本地做好「培育人才」、「挖掘人才」、「留住人才」等工作。以最炙手可熱創科為例，香港多所高等教育院校的課程設計和資源配置，又有否適時革新教育方法和理念？——對此，一些任教相關學科的學者這樣告訴《香港01》——「企業越來越多地用數字實驗去做決策，但是大學很少開設專門的課程。」「我聽到過一些學生的抱怨，有些課的內容可能幾十年都沒變過。」「教課教得好的話，給教授帶來的表面回報不大，大家比的更多是誰能夠發頂尖的論文，誰能夠拿更多的研究經費。」

「產學研」專題報道之一

將實際應用帶入課堂

「你一定有很多使用谷歌（Google）的經驗，也一定看過無數藍色文字的谷歌搜索結果，但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這些文字是藍色的？」在香港大學經管學院的課堂上，助理教授黃珊以同學們熟悉的谷歌界面舉例，解釋數據分析領域常用的分析工具。

「使用藍色並不是一個順其自然的決定，谷歌將用戶分成41個組並分別顯示不同的文字顏色，記錄兩周時間內各個顏色獲得的點擊量，表現最好的顏色成為了最後選擇的藍色。」她繼續向同學們提問：「這個決策如果由人決定，會容易嗎？」同學們紛紛搖頭，黃珊接着解釋說，即使是一個資深的介面（UI）設計師，也難以預測使用哪種顏色會帶來最好的效果，但數據可以作出決策，這便是數據以及A/B實驗應用到實際決策後帶來的轉型，即由高層決策到由數據驅動的決策。

黃珊觀察到，很多香港的企業，例如電商平台和銀行，都已經意識到數據對商業決策的重要性，也在招募這方面的人才。但根據她這些年與企業合作的經驗，數據深入決策需要建立新的企業決策文化，這個過程的難度可能超出預期。傳統企業的決策權基本集中在領導層， 數據參與決策的重要影響是由數據證明決策的合理性，而不僅僅是用人的經驗和權威來驗證。這個過程會導致決策權部分下發給基層員工，使得決策權更平等：任何人提出的建議，經數據證實，都有被採納的合理性，與此同時也要規範決策權在基層的濫用。「比如說，一位基層員工通過A/B實驗證明了他的提案能夠增加更多收入，那麼根據數據結果，提案就有被接受的正當性；相反的，如果上級的提案在實驗中證明是無效的，那也有理由被否決，這種改變，特別對於已經成熟的傳統企業在開始是很難適應的。」她補充。

出於對中國互聯網行業現象的濃厚興趣，黃珊自攻讀博士第三年開始，一直與內地互聯網企業保持聯繫與合作。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取得管理學的博士學位後，黃珊去了華盛頓大學任教。然而，新冠疫情的爆發使得在身在美國的黃珊被迫中斷了許多聯繫和觀察，想到這樣的中斷可能要持續好幾年，她決心離開美國來香港執教，因為香港在地緣上也更接近內地的互聯網企業。

「企業越來越多地用數字實驗去做決策，但是大學很少開設專門的課程。」黃珊表示，自己從美國回來的一個目標和收穫，就是把數字實驗方法開成了一門完整的課程，這門課完全基於企業界的一線經驗，也參考了很多企業內部培訓的內容，並且會邀請企業的專家來到課堂做分享。

不過，要讓教學落到實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覺得大學的課程和業界是有Gaps（間隔、差距）的。」黃珊指出，在香港，一方面企業對數據科學的發展還比較滯後，人才和技術也不是特別成熟；另一方面，大學教育與企業需求之間的結合還可以更緊密。她感嘆道：「大學教育應該能走出大學，特別是面向就業的項目，需要和工業界產生更深的鏈結。」

教授應有使命感

「我聽到過一些學生的抱怨，有些課的內容可能幾十年都沒變過。」香港大學數學系系主任袁曉明強調，大學的教育與中小學有所不同，大學教的東西往往是在發展的。比如，20年前某個算法很好，但20年以後這個算法可能已經被提升了無數遍，有更好的算法出現了，如果教授還在教20年的那個算法，那對學生顯然不公平。袁曉明解釋說，系裏會根據教授的專業或特長安排課程教學，具體的課堂大綱主要由授課的講師決定，「但是你要知道，人都有惰性，有些課你覺得設計得挺好的，也花了很多時間，但每次變動需要做一些Paperwork（文書工作），還要開一些會来批准，所以很多時候大家也就算了。」

袁曉明表示，課程的更新常常要求教授在講課時自己把握和發揮，比如簡單的內容可以讓學生自學，過時的內容可以直接跳過，並補充新的東西進去。但他承認，許多教授沒有理會這一點，因為要教學生新東西的前提是自己先學會，再把它變成學生能聽懂的內容，這就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從功利角度來看，這對教授而言「沒有用」。

「大學的考核對研究越來越看重，雖然表面上也說教學與研究同等重要，但實際上，教課教得好的話，給教授帶來的表面回報不大，大家比的更多是誰能夠發頂尖的論文，誰能夠拿更多的研究經費。但我始終覺得大學老師應該有所使命，要把教書這個事當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根據袁曉明教學的經驗，在教應用數學課時，如果能把一些真實的應用帶入到課堂中，效果會完全不一樣，例如他帶學生做一些有研究性質的項目時，學生就會表現得比較積極，而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就更有可能會發現自己的潛力，創造出一些新的知識。

學生重視實踐機會

香港城市大學高級副校長（創新及企業）楊夢甦也有類似的觀察。他指出，現在的教學模式相較傳統而言出現了不少的變化：「傳統是以『教』為主，現在我們的改變是要以『學』為主。以前我們都強調teaching，就是教師在課堂上拿着講義、拿着幻燈片去講，學生坐在底下聽。但現在隨着互聯網科技的發展，同學們有很多不同的渠道去學到知識，所以教學應該轉為以學為主，怎麽樣幫助同學能更好地學到，激化他的學習能力，你要能夠讓他有興趣，讓他Interaction（交流），讓他跟其他人要互動，讓他覺得有趣。」

不過，在楊夢甦看來，大學沒有劃分「理論性」或「應用性」的課程，「就像我們做科研，沒有太多地去糾結是基礎研究、理論研究還是應用研究，我們講的研究只有『好的研究』和『差的研究』。」至於如何判斷研究的好壞，楊夢甦認為要看有沒有創新性、能不能應用，有些研究在短期內就可以應用，有些雖然短期卻無法轉化應用，但長期看來是有可能的，因此並不是說後者就不能做，或是只能停留在理論層面，「有很多顛覆性的東西確實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夠變成實際的產品。」

那麼，報讀這些學科的學生們收穫了多少？

課程質素高但留不住人才

本科就讀全球商業管理（Global Business Management）專業的本地生Hatty，畢業後意識到自己專業技能的不足，同時她也觀察到，就業市場對數據分析的技能需求越來越大。「現在社會發展更趨向於科技驅動，數據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部份。」於是，Hatty選擇進修商業分析的授課制研究生項目。該項目為學生提供實習機會，以同學組隊的形式與企業進行合作。Hatty實習所去的Yuu集團是一個歐洲背景的公司，不允許將用戶的購買紀錄與私人信息儲存在同一個數據庫裏，因此公司難以了解消費者的性別、年齡、居住地區和家庭情況，需要通過數據分析來預測消費者所對應的標簽，幫助Yuu的營銷團隊更好地向用戶推薦產品或優惠活動。Hatty回憶說，在實習過程中，他們能夠將學過的代碼應用到實際操作中，從而進一步熟悉代碼語法。另外，由於他們是直接與企業管理層溝通，每個星期都會進行匯報，所以也能夠了解公司高層的期望，同時增進了工作上的溝通技巧。

來自內地的張雨桐也報讀了同一個授課制課程，在決定入學前，她就從學長學姐處了解到項目有實習的機會，這也是促使她確定入讀的重要原因。本科就讀德語專業的她，跨專業到這樣一個商科與計算機結合的科目，為了彌補不足只能在圖書館度過了大多數的校園時光。談到學習，張雨桐表示對項目很滿意，笑言「這個錢花得很值」。張雨桐唯一覺得可惜的是實習可選擇的公司範圍有限，要麽是很大型的公司，要麽是不知名的小公司，中等規模的公司很少。實習的去向是學生們組隊填寫志願後再由學院分配，這可能就會出現尷尬的局面：「因為我們大家都想去好的公司實習，但好的公司只有那麽幾個，那你可能就會選擇不到你喜歡的公司。雖然（不同的公司）同樣都能夠鍛煉能力，但對於實習生來說，Big Company的Title還是非常重要的。」此外，這種分配方式也難以兼顧不同人的職業生涯計劃，張雨桐的目標一直是去互聯網公司就業，諸如騰訊這樣的大型互聯網企業就是她的心儀之選，但對於想要留在香港工作的同學來說，可能本地企業才是最佳選擇。

儘管學生們對課程項目有好的評價，也一致肯定教學質量很高，但這些項目仍然難以將人才輸送到本地的就業市場。張雨桐承認，自己沒有考慮留在香港工作：「大家都知道香港的金融業發展很好，但互聯網行業相較內地而言要差一點，我來香港讀書前就已經篤定了要去互聯網行業工作。」此外，香港對她而言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要留下，「可能因為我是四川人，廣州、深圳還是香港給我的印象都差不多。」她表示，身邊的同學留港的數量也很少，即使留下，也大多是在金融公司工作。

「現在基本上全部（學生都會）離開香港，我們的畢業生在香港的就業率特別低，特別是技術人才、STEM的人才。」任教數學系的袁曉明表示，前幾年內地互聯網行業發展勢頭較好的時候，計算機、數學系一些偏計算專業的學生幾乎全部去了那些「大廠」，無論是本科還是碩士的學生全部如是，就連本地學生亦有離開香港去深圳或其它地區工作的趨勢，「（因為）高科技行業在香港實在沒有太多機會，工作崗位有限。」

本地生Hatty在做過幾份不同類型和發展方向的實習工作後，堅定了想在互聯網公司從事戰略工作的職業路徑，並在畢業後加入香港的KeeTa（內地最大外賣平台「美團」在香港開設的獨立品牌）。但她實習期間所選擇的都是在內地的企業：「當時抱着實習的心態，雖然還沒確定想要在什麼地方工作，但已經確定了想去互聯網行業工作。香港本地沒有什麽互聯網企業的總部，Google、Uber這些公司在香港的分部都是非關鍵業務部門。而內地的互聯網企業發展迅速，我覺得自己前期在內地的互聯網的環境當中去學習，可能會有更強的Sense，也能夠接觸到更核心的互聯網業務和職能。」Hatty解釋說道。

對於留在香港互聯網行業工作的前景，Hatty認為政府政策比較鼓勵數字經濟的發展，「雖然發展速度可能没有那麽快，但是未來的發展潛力也會更大，或者說我可以更早地加入到初期的發展中。」Hatty說，內地互聯網的產品型態和業務模式已經成型，如果現在去內地互聯網企業工作，最多只能從事錦上添花的工作，但香港的公司是從零做起，會給自己帶來更多挑戰和收獲。

談到同學們的就業去向，Hatty表示有點惋惜，因為很多同學都認為香港的數字化發展比較落後，大部分都希望去內地就業。她認為學校可以更多與政府合作，比如開設一些講座，讓同學們了解到香港發展數字化的決心，以及相對應的可以在香港拓展哪些領域的可能性：「香港不是也希望去獲得更多人才？我知道香港有一些像『高才通』的計劃，但是實際上已經有很多內地的人才在香港高校就讀，他們可能對於香港的發展沒有很完善的Picture，對香港有哪些就業機會的認知是比較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