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蘭卡母親成港難民 與女分別14年:每天換一個地方睡覺

撰文:盧君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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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訪問一位難民母親Indra Latha,她錄了一段說話給她的女兒。記者帶著這位母親的錄像到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東邊地區,好不容易在一大堆平房中,找到其女兒Anusha的家,他們特地準備飯菜。女兒弄的飯菜,Indra Latha有14年沒有吃過了。Indra曾說,在香港一直想吃家鄉的米,但卻比中國米貴得多。
坐在飯桌上與他們共進午餐,吃着當地地道菜色,他們熱情、好客,氣氛卻是說不出的沉重。他們的眼神悵然若失,期望從香港遠赴而來的,不是素未謀面的我,而是她的母親。
攝影:盧君朗

Anusha結婚的舊相片。(盧君朗攝)

「不了解母親實際處境,只知道她面對許多問題」

「我們知道她面對着很多問題。」飯後,聊到母親Indra Latha身在香港的的處境,Anusha重覆了許多次以上這句說話。「沒有工作、經濟困難,以前一直面對政治問題,這些是我知道的。」然而,母親每天面對的困逼,遠超Anusha的想像。Indra Latha或許是出於不忍,沒有告訴她自己在香港曾經到處漂泊,「每天換一個地方睡覺、不斷向教會求助」。在母親尚未有手提電話時,會在香港街上的電話亭致電給Anusha,那幾年,她唯一知道的,大概是「母親性命安全,但同時正面對許多問題。」

對母親的記憶,Anusha最深刻的是母親當年為她籌備婚事,用積蓄買了一堆珠寶給自己。她拿出數本厚厚的相簿,裡面全都是她1997年辦婚禮的相片。她已經14年沒有見過,母親在照片中那燦爛的笑容,「即使現在有視像電話,她也不常笑,總是看到她眉頭深鎖,憂心忡忡的模樣。」

至於那堆珠寶嫁妝,14年前Indra Latha因跟丈夫一同參與政黨活動,而捲入政治糾紛,被對立黨的人闖進來搜查時,被順手搶去了。Indra才來到香港。

方寸大的斗室,對身在香港,曾經4年沒有固定居所的Indra_Latha而言已經十分難得。(盧君朗攝)

等待難民審批流離失所 靠教會朋友救濟生活4年

Indra Latha與另一位斯里蘭卡難民,現在一同居住於九龍一個劏房中。從碌架床走到門口,僅有兩步距離,地面、床板上不時竄出一兩隻蟑螂,這是她在香港的家。

2004年,她從斯里蘭卡逃走,有「中介」說可以幫她來香港,並替她申請工作簽證。來港以後,她把護照及大部份的錢交予對方,對方卻失去蹤影,她猶如流落荒島,只能向聯合國難民署求助。憶起那些日子,她沉默良久,才從齒逢間擠出數句話來:「只能領取教會慈善救濟、以及一些外傭的食物、衣物援助。也沒有故定居所,一天換一個地方睡覺。」現在這個衛生情況欠佳的斗室,對她而言已經十分難得。

2008年,她在屯門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羈留所渡過一個月,直到現在,她仍認為那是一所監獄,被禁閉、連基本自由都失去的一個月,她又不住抽泣。好不容易才拿到了難民身份,可以領取每月$1500租金資助、$1200面額的食物卡(只能在指定超市買食物)以及每月$200的交通費。

Indra_Latha被騙走護照、金錢,只能依靠難民津貼度日。(盧君朗攝)

在港領每月不到$3000援助

Indra Latha領取每月總共約$3000的社會援助,卻仍不足以維持生活,單是房租,便花去了一大半($1700);食物卡中的$1200,通常要跟一同居住的朋友東併西湊,才勉強捱得過一個月,有時候辣椒、豆、香料、肉碎混和起來,足夠吃幾天;手提電話是水電費剩下來,儲了好幾年錢,買了一個二手。她幾個月才為電話卡儲值一次,「兩三星期才與家人通話一次,收線以後然後發現電話卡餘額用盡了,又身無分文。」

想到自己的生活,亦想到日後歸國的日子,她想在香港打工,靠自己能力過活,香港的難民政策,卻不容許他們工作。「我等了十五年,什麼都沒有做過。」日復一日漫長的等待,把她的歲月都磨蝕殆盡,現在55歲的她,身體機能已經無法再工作。「周身骨痛,如何做?」她無奈反問,「日後回國,也要靠家人接濟、照顧。」她年青時買下的房子,早就在政治亂局中被毀壞。

提到家人,她又嗚咽起來:「每天晚上輾轉反側無法入睡,一直掛心女兒與孫女。」一別十四載,當年與母親、兄弟的暫別成了永別,「我連親人的葬禮都無法參加,也沒見過最年幼的外孫女。」淚水溢出眼角,在她兩邊臉頰留下淺痕,她抽出紙巾拭擦,新的眼淚卻又沿着那一道道盛載着流亡史的皺紋再度滑落。

Anusha時刻在等待母親回鄉。(盧君朗攝)

母女分別後受盡精神壓迫 二女兒因此夭折

Anusha對政治認識不深,只知道母親離開了,「母親去香港後,我知道她被人騙走護照及金錢,又因為政治原因無法回來,一直都很擔心她。」這件事,令她受盡精神壓迫,時刻掛念母親而無法入睡,連剛出生的第二個孩子也夭折了,母親卻不在身邊。

她緊抱着年僅六歲,尚未見過外祖母的小女兒,說:「直到五、六年後,她出生了,我的情況才穩定下來。」小女兒聽了母親的話以後,似懂非懂,羞怯的笑了笑。卻也是這個笑容,稍稍平息了Anusha的傷痛。

直到現在,Anusha亦坦言自己並不清楚母親當年出走的來龍去脈,亦從未想過一別就是14年之久,她只知道,現在斯里蘭卡政局比以往穩定,「母親回來的話,起碼在這個區域,感該不會有什麼問題。」這亦是她目前最大的心願。

據Indra Latha所述,她的政治案件於2015年完結(亦是斯里蘭卡人普遍認為政治局勢開始平靜的一年),其時,她向政府申請回國,直到現在仍在等待當中。

Indra_Latha在香港滯留14年,連家人的葬禮都係法出席,家中彷彿一直留下一張空椅子。(盧君朗攝)

Anusha給母親的信

記者希望他們對着攝影機鏡頭,向母親、外祖母講一段說話,女兒、外孫女不約而同的表示,即使她離家時自己年紀尚小,不諳世事,卻十分想念她,希望她能早日歸國與他們團聚。

母親:

很久不見,我們一家人,包括與你未曾相見的小女兒,都十分掛念你。現在,斯里蘭卡的政治情況,比起十多年前相對穩定,不必再擔心這裡的安危。得知你先前曾經收到消息,指或許在幾個月內,便能回斯里蘭卡,我們都很期待你回來,與我們一起生活。

 

女兒

Anus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