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仁倒莊】從89到97 兩代學運老鬼談政治中立:是在沉默裏消亡

撰文:廖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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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雨傘運動,學運受到空前的衝擊;本土派冒起,發起退聯行動,更出選搶佔各大學生會領導權。走到今天,出現斷莊潮,多間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出缺,而今日將舉行補選的樹仁學生會,有候選內閣更高舉「政治中立」的旗幟,參選學生會。
蔡耀昌和麥德正這兩代「學運老鬼」,分別在八九前和八九後,成為學生會領袖,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究竟這兩代人的學運路,和今日的學運有何分別?他們又如何看「學生會要政治中立」這個說法?

蔡耀昌認為,八九民運,是學生運動光輝一頁。(資料圖片)

八九一代:學運的高峰

80年代初,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這個年代是香港前途和政制發展的重要時刻,而香港學生,就站於時代尖鋒,領導學運思潮。

蔡耀昌憶述,當時他要處理太多事務,故留班一年,五年大學全程投入於學運中,最終也未能成功畢業。他又說,昔日學聯的思想領先於社會,希望推動社會改革,故提出脫離殖民地的民主政治體制願景,即民主回歸。(廖俊升攝)

現任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在就讀中文大學的五年間,全程投入學生運動,分別在1986年擔任學生會福利幹事、87年擔任外務副會長、88年擔任學生會代表會副主席、89年任學聯中央代表,並於90年任學聯秘書長。「當時前途談判時,學生會是最早支持民主回歸,與400個同學圍著辯論。88年罷課(反對四改三學制)有數千學生參與。89民運更加是空前絕後,到90年代,學聯也是相當強勢。那是學運光輝的年代,能夠在這一代搞學生組織,其實好幸運。」蔡耀昌憶述昔日學運光景,88年罷課,就連校方也在「同一陣線」提供校巴接送,絕非今天能夠相比,「當年我們要民主制度,走到內地示威,時任港澳辦副主任魯平也要親自接見遊說,但我們堅持要見主任,在他面前示威。」

1989年5月17日,學聯領八千人由維園涼亭,遊行到跑馬地新華社,聲援北京絕食學生。新華社外,蔡耀昌和陶君行等人向新華社代表(圖右)遞交香港大專生聲援簽名。(蔡耀昌提供圖片)

「那時學聯是帶領著香港的政制發展,民主回歸一詞也是由學生領袖提出,港大學生早於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已去信趙紫陽談民主中國,當時還獲得回信:『你們的民主,就是我們的民主』。」作為當年的學運領袖,蔡耀昌也支持民主回歸,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民主大環境下,回歸中國,至今不變,「在民主回歸的議題上,我是最有資格說毋忘初衷的人。」

主權移交22年,香港民主政制未見突破,民主回歸論被重新檢視,究竟當日學界精英是否誤判?「沒有誤判,也不後悔,回到過去你有選擇嗎?當時不會有人提港獨;而且骨子裏也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殖民地本質上是不公義的;另外英國政府自己也捱不住,即使心底多希望維持現狀,也不能實現。改革開放頭十年給我們很多希望,以為中國終歸走向民主,其實共產黨自己也料不到,今天會發展成這樣。」

麥德正說,當時因校園抗爭,民主牆被學生寫滿意見,而要追加兩塊民主牆。而現在樹仁大學的民主牆,除了學生會的聲明,鮮有其他同學張貼意見。(廖俊升攝)

八九之後:較平靜的一代

八九之後,主權移交既成為定案,91年全面直選願望落空,民主派轉為爭取95年全面直選。麥德正參與了「八九之後」的學運,他在1993年至1995年,先後擔任了兩屆樹仁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和一屆學聯常委會主席。他形容,當時局勢較八九平靜,主要討論香港主權爭議,「那時學聯同民主派,常常高叫民主回歸,回歸你中國之下,我們要有個特區,我們要民主自治。」

麥德正一代學運人,致力推動1995年立法局全面直選,他更形容學聯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先鋒,「凡有全港直選,學聯都會介入,不分黨派支持民主。在推動政制發展上,學聯十分先鋒,一直堅持要全面直選,而到95年立法局終於有直選。」然而如今不單沒有直選,多年爭取彷彿徒勞無功,社會被「無力感」籠罩,「以前香港人抗爭有一定力量,不如現在般心淡。以前一定要理政治,如今就算關心,都有無力感,特別在傘運之後。以前手段未用盡,今日就好像用盡了,連暴動(旺角騒亂)都試過,政權都不為所動。」

民主牆上貼有「爭取真普選」的願望。(廖俊升攝)

雨傘運動:「革」走了一代人的學運

2014年由學聯主導的雨傘運動,佔領街頭79日無功而還,被部分人定性為「失敗」的社會運動。一場大型社會運動的「失敗」,人們開始對過去的路線進行反思。各大專院校學生不滿學聯的領導,以及官僚架構等原因,紛紛在校內發起退出學聯。「本土派」瞬速崛起,如港大馮敬恩、中大周竪峰和樹仁楊逸朗等人,以鮮明的「本土」立場,進軍學界。「本土派」又開始對過往的和平抗爭路線批評為「消極」,更主張港中區隔。

學聯出身的麥德正認為雨傘絕對是學運的分水嶺,「本土派」冒起,學聯領導學運的時代也就此終結。對於同學選擇退聯,麥德正表示理解,「以前都有同學批判學聯,但未至於終結學聯,但傘後學聯正式玩完。這是一個時代的激烈反應,無辦法,學聯在雨傘運動中具領導地位,但最終這場運動得不到理想的結果,反彈是可以理解。」

而蔡耀昌理解學聯在雨傘之中的失誤,「如果我去他們的位置,可能會做得更差」,但他就不太同意退聯的做法,他認為可以改變學聯制度,從而解決當中的問題,「雨傘時,他們是有制約和盲點。但有問題都好,其實組織制度都可以解決到,如果說不需要組織,首先你應該剷除學生會。你說不要這個組織,但我又看不到你有第二個出來。」他認為,退聯對現實政治有影響,從過去幾年也看得到,學界合作的確減少,「如果有學聯,我覺得未必好得好多,但比現在好。」

麥德正回到校園,驚嘆為何會有這麼多大陸學生。(廖俊升攝)

與傳統民主勢力「分家」 本土派席捲學界

2015年起,「本土派」開始出選學生會,隨後更成為學界主流。與中國的態度與立場,是本土派與民主派最大的分歧。本土派認為,香港與中國應當區隔,甚至在民主道路上分開;2016年,大專院校學生會全數缺席支聯會「六四晚會」,並各自舉辦六四活動,其中十一間大專院校舉辦「六四論壇」,全盤否定支聯會思想及其「建設民主中國」綱領。

麥德正認為,中國對本土青年的打壓愈來愈嚴重,本土思潮冒起是十分正常,「又普通話、又新移民,地方已經不多但又來香港搶資源,年青人想保衛自己的家園是十分合理。」不過,他卻認同中國民主與香港命運是不可分割,「香港一定受中國影響,你想香港有運行,你一定要先打倒中國專政,個道理就是個大盒,裝住一個細盒,如果你想打開那個細盒,首先要打開大盒。」
 

「只變本土思潮,但無象徵力量,無領頭人物。現在只是一種願望、思潮、情緒和願景。如果本土派真的成一個派系,踏實地做到出來,可能是幾好的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本土有幾大分別呢?我看不到。」麥德正對「本土」不抗拒,更鼓勵「本土派」加強組織性,搶佔議席。「本土思潮大浪湧來,你都會受到衝擊,反思自己有沒有做得不足。他們提出本土理論是有其道理,我們都要就此回應。我的傳單也用多了『香港人』三個字,這是對時代的回應。」

蔡耀昌:「政治中立」十幾年前已經有

民主路崎嶇,多位「本土派」青年因參與16年旺角騷亂被判入獄、亦帶「本土派」候選人被取消參選及議員資格,「本土派」元氣大傷。走到2019年,有學生高舉「政治中立」參選學生會,引來社會關注。「好像早前港大的候選內閣,查一查就知道有『背景』。」蔡耀昌直言,「政治中立」學生會並不是新鮮事,早於十多年前,一些較少人上莊的時刻,亦會走出一班高舉「政治中立」的人來選舉,「講到好似中立,查完便發現和建制有關連,他們一覺得有機會就出選,這一直都是危機。」

蔡耀昌認為,「政治中立」學生的冒起,與近年學運上的政治分歧有關。他解釋,以前都是接近民主派的學生會,近年被本土派剿滅之後,一直未能振作,然而這一兩年開始,學生會近乎沒有對外工作的實踐,令支持者反思和離棄。「本土派和傳統民主派都開始弱的時候,第三勢力就出來,而他們實際上是最有組織的,可能是中聯辦,他們過往都試過在學生會中勝出,這是一個危機。」

是在沉默裏消亡

「古靈精怪,政治活動你去不去,不去是一種態度,去又是一種態度。我不信有中立這回事,以前中共也造了一個學協,和學聯對抗。要不是純粹天真以為有中立,就是背後有人操縱,而口裏不說。」麥德正表示,政治圈、社運圈、學運圈都不可能有中立,而若「政治中立」學生會當道,學運之路將會變得非常困難,「這種態度是在沉默裏消亡,自以為可以苟延殘喘,以為不理政治,政治就不存在嗎?不會的!」

蔡耀昌認為,政治中立是一種掩飾。(廖俊升攝)

未來的路 如何走?

麥德正認為,未來並不樂觀,但也未至於悲觀,「共產黨從來都是這麼難打,不要以為『瞓街』就會有民主,傘運到現在,十年都未到,有些影響、情勢的變化,遲一點才會出現。」蔡耀昌同樣認為,即使路更加難走,也應該繼續堅持,「無論對方有多強大,也不代表不能角力。當然難度提高了,但非不可能,共產黨總會有弱點。」

如能回到年輕時,面對今天的局勢,會再做學生會嗎?麥德正笑言,自己一定會做學生會,並會以相似的理念競選,「會再上!始終組織十分緊要。」而蔡耀昌就有猶豫,「當年我也不是很主動上莊,是有很多人鼓勵你上。現在有了這麼多年閱歷,配合現在的校園氣氛,又不是很多人會拉你上莊,我想我去上莊的可能性就更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