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廿年．上】中港矛盾未停過 曾志豪陳嘉銘被批「偏幫大陸」
20前年的6月30日，你在哪裏？有人從電視看着英國的旗幟落下，彭定康為女兒拭淚；有人繼續倒頭大睡，有人則於當天迎接新生命。回歸20年來，民生、政治事件夾雜着喜怒哀愁，傳媒人曾志豪與大學講師陳嘉銘則希望以笑聲回顧各個重要時刻。可是，如今各種爭拗環環相扣，笑一笑又如何解困？「笑出來可以放鬆，繼而思考回歸的意義，如何修補現今不足。」陳嘉銘說。
攝影：羅君豪
曾志豪及陳嘉銘，猶如熬湯煎藥的武火與文火——前者於《頭條新聞》及專欄的言論惹火，激發部分人的不滿；後者則在大學擔任文化及宗教研究講師，着學生放慢下來，梳理思緒。他們準備於下月合力熬製《回帶廿年》棟篤笑，將民生、政治大小事共冶一爐。回應他們「回帶」主題，有什麼事想跟廿年前的自己說嗎？陳嘉銘說：「我或許不會再搞學術，而投入社會運動。」「我可能選擇做一個中環人。」曾志豪說。原來，這兩點火並非理所當然，也並非永恆不滅。
1997年，陳嘉銘正修讀大學二年級。6月30日晚的畫面，至今仍然記憶猶新。他說，當晚一班同學聚在一起，有的打麻雀，有的看電視直播。「看完直播之後，便去了中環舊立法會聽音樂會。那時候的氣氛，好像大家要講埋要講的話，唱埋要唱的歌。」陳嘉銘多次重複，當時有種莫名的害怕。回歸前幾年，陳嘉銘的親戚開始移民，但他的家庭不能負擔，所以沒有一同離開。「媽媽經常跟我說：『唔使驚，我哋冇錢，留低冇事嘅。』聽到之後，直覺更覺得會出事，但當時其實不知道自己驚什麼。」
陳嘉銘說，97的陰霾籠罩着他與家人，反觀當時的曾志豪，卻一臉輕鬆。他坦言，讀書時對97的感覺十分遲鈍。「那時還在讀中學，只顧考試和玩。可能當晚瞓住覺就過了。」曾志豪的父母分別在內地任職教師與醫生，經歷過文革、大躍進等運動，難道沒有陰影嗎？「可能他們愈了解敵人，便覺得敵人並不可怕，當時他們還頗正面的。」父母的積極態度，反令他甚為期待回歸的來到，「讀書時英文不好，還以為回歸後是否不用說英文，只說普通話就可以。」曾志豪笑說。
雙親來自內地 曾：春晚是家人回憶
在陳嘉銘與曾志豪心中，回歸的分量截然不同，對中國的印象亦南轅北轍。「印象都是從書本上得來，所以好模糊；到大學參加六四晚會，知道中國民運人士的處境，就會開始想，中國在政治上的操控，何時會來到香港﹖」陳嘉銘淡淡地說。
反之，曾志豪自小常常跟隨父母到內地旅遊，親戚亦遍布多個省市。他說與平輩相比，他對中國的認識肯定較深。15歲那年，曾志豪身在福建的酒店，與父母第一次看春晚（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他看到所唱歌曲全都歌頌中國，不明所以，「當時不懂得官方的意識形態，但春晚的相聲表演也會講述民情，甚至會諷刺官員，我就知道了許多。」當時曾爸爸一邊陪着兒子看，一邊從旁解釋，春晚就此成為了曾志豪與家人的回憶，「所以我對中國的感覺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基於家人的情懷，陌生則是始終沒有親身接觸，這可以解釋日後為何我會被講成大中華膠。」
97警號——23條立法、鍾庭耀事件
二人年輕時對回歸及中國的取態，恍似各自站在天橋的兩端；直至順着回歸後的脈絡一直走，他們不約而同聽到了回歸的警號。「回歸後一兩年，我發覺沒有什麼事發生，那種驚開始淡化了。」陳嘉銘說道，曾志豪亦點頭同意。「但直至2003年反對23條立法的七一遊行，我便開始肉緊起來。」他解釋，回歸前夕雖有各種聲音說言論自由會被收緊、一國兩制等問題，但始終不夠貼身。直至2002年，政府為《基本法》23條進行諮詢，陳嘉銘開始擔心將來的集會、言論自由受影響，才驚覺中央的爪子慢慢伸進港人的生活當中。
曾志豪的警號則響得較早。2000年，鍾庭耀在報章撰文，指行政長官董建華透過中間人施壓，要求停止有關行政長官及政府的民意調查。曾志豪當時剛加入香港電台，協助phone in （烽煙節目）收聽電話。他憶述，主持在節目後紛紛討論此事，讓他猛然發現97前後的模樣，猶如兩塊磁石的正極相遇，互相排斥。「我好有印象他們說97前邊係咁做嘢，以前的政治技巧好叻，他們的反應讓我知道，97前後係好大分別，原來以前（政府）是不會搞大學。」曾志豪收起了笑容，語調堅定地說。「鍾庭耀事件」恍似一股電流，讓曾志豪聯想起97前旁人對中國的言論，以及「六四事件」，「當時會想起六四後的北京大學，以往百花爭鳴的討論真的一下子消失，由那一刻開始，我就覺得97終於都來了。」
中港問題屢被圍剿 遭批賣港、轉軚
97前夕的傳言猶如旱天雷，只聞其聲，不見其形；雷聲過後，黑壓壓的密雲逐漸靠近。中港問題隨着兩地來往愈漸頻繁，如暴風雨般來襲，曾志豪、陳嘉銘和其他香港人一樣，想躲也躲不過。由1997年後一觸即發的居港權風波，到新移民問題、自由行以及水貨客，20年來中港關係愈來愈緊張。曾志豪曾就繁簡字問題發表文章，稱餐牌上的簡體字只為方便與內地人溝通，並不覺得有歧視本地人之意。他形容當時批評聲音如海嘯般從四面八方湧來，「在寫那文章的時候，我是完全沒有想過會有這樣的反應。當時只是想：為何有簡體字就等於獻媚外呢？」曾志豪苦笑着說。
曾志豪坦言，因為家庭背景及兒時經常到中國的關係，故他理解，甚至包容內地的人民。「我對政權是難以容忍，但是對人民卻十分同情，甚至有好感，這些正正與香港的主流意見相違背。」他無奈地道。經歷連番筆戰，曾志豪的堡壘被圍剿，心情如同敗軍之將。他明言：「我現在是不會做第二次。」辯論隊出身的曾志豪竟然不再爭辯，是選擇妥協嗎？「我有檢討過，我所說的並不是真理，只出於我的經歷、感受。雖然我不覺得簡體字侮辱了香港文化，但是好多人驚這會發生。這種爭論對大局有點無謂，因為成個潮流都係咁行。」這次，真相未能愈辯愈明，曾志豪甚至被輿論吞噬掉；反之，陳嘉銘內心的火熖卻繼續燃燒，「我覺得有需要繼續寫，因為要讓大眾想清楚爭拗點是什麼，而並非要煽情或全部反對，所以我會堅持去繼續參與。」他答道。
陳嘉銘曾經於公開場合中討論雙非嬰兒的問題，當時他說單純地指罵這些雙非嬰孩是「蝗蟲」，對整件事情毫無用處，應該集中討論制度，以及審批權的問題。他憶起，發言後台下的人情緒突然激動起來，而台上的嘉賓亦質問他是否轉軚，「香港有一個不好的氣氛，就是要人停一停去想清楚，當大家反對些什麼的時候，就會被人指摘說偏幫大陸。」
拉篋即水貨客？ 陳：部分港人思想好直線
二人的經歷不難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時常聽的口號——「無限上綱，無限上線」。當時主張「從現象看問題本質」，現時則指將問題提升至國家、民族及政治層面的高度，從不問及當中的因由、問題核心。
20年來，香港人對內地人混雜着複雜的心情。陳嘉銘嘗試抽絲剝繭，分析港人的痛處從何而來，「仇富是其一，還有對政權的不滿，放大到所有問題。」曾志豪對此不甚同意，他覺得有些港人沒有理會共產黨，是純粹對大陸人的形態、行為反感，「如果廣東道排隊那班，換了是鬼佬，你心情會不會好些？還是只要他是中國人，就不能包容？如果是的話，這代表了『大陸』兩個字，等於全部都唔係好事——這已超越了單純對政權的憎恨。」曾志豪說。
中港矛盾的問題愈滾愈大，曾志豪認為，部分港人甚至只選擇放大中國的劣行，將優點一概抹殺。他以內地的歌唱比賽節目為例，初時大家並沒有太大反響，但當有香港歌手上去參賽，則引起連串的謾罵聲，「他們覺得觀眾造假，歌手只懂得『鳩嗌』（意即飆高音）；但上面的舞台真的靚，歌手又可以完整唱一首歌，這些沒有人提過。」看不見，還是不願意看見？香港向來以擁有言論自由為榮，但在中港問題上，讚美聲音或許會惹來不滿。「當你認真跟人討論時，有人會罵媚外啦、返大陸啦你。爭論到現在這刻，我開始接受現實——人們不能將每個問題都分清楚，繼續爭拗下去，我真的覺得有點攰。」曾志豪帶點洩氣地說。
然而，我們不能否認，部分內地人的行為，的確影響本地人的生活。陳嘉銘承認，他們的行徑部分是難以容忍的，但有些港人卻「一竹篙打一船人」，將不滿訴諸於所有內地人身上。「有些思想是好直線，即是拖篋就等於水貨客，結果真的傷及無辜。」
陳嘉銘在大學任教社會運動，他發現學生在政治問題上，也容易墮入線性思維，「有同學說支持港獨，乍聽之下，他們的理據就是拒絕一切大陸的事。所謂的港人治港，就是對港獨的理解。」陳嘉銘流露着擔憂的眼神，繼續說：「着實要花時間跟他們分析對錯。他們只得十七、八歲，便那麼快得出這個結論，其實並不理想。」
討厭內地人 卻變成了內地人
港產片《志明與春嬌》中，有句這樣的對白：「你愈想擺脫某人，但就愈會變成某人。」曾志豪面露苦笑，淡淡地說：「我們愈抗拒中國，但她慢慢入侵生活；最可笑的是，我們不自覺複製了他們的行為及用語。」
近年，傳媒及網民於社交平台吹捧「本土」及「香港精神」，這讓曾志豪聯想起與中國人民對國家的盲目支持是異曲同工。「近年愈來愈多標題寫『香港人撐香港嘢』，我好驚這種寫法。因為不是為好而撐，而是因為『香港人冇理由唔撐香港精神』。但是，當中好在哪裏呢？似乎完全欠缺中間的論述。」此外，曾志豪還提到網上經常看到的字詞，例如：沒女、吸睛，也是從大陸傳過來的。「明明我是恥笑你，但發現某些文化是抗拒不到，還十分接受；這是否代表你所恥笑的東西，原來還有其他價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