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𠵱家社區中心係唔會有啲咁嘅活動，被動啲，可能齋望，甚至齋望都唔會有。」「Ocean解釋咗大部分，但亦都唔係全部，當時社會服務或者福利好保守，只不過係我啱啱遇到一批比較認中關社嘅社工……」「嗰陣啲人話係社工界嘅火紅年代？」「未到係最火紅嘅。」

馮錦娟（Ada）給人感覺很溫文，說話一點都不着急，一句接着一句，慢慢的，仔細的。她憶述過去種種時，女兒吳皚純（Ocean）總抓着機會補充一些資料或理論，有時候甚至比親身經歷的母親更熟悉，說得風風火火連珠炮發鋒利無比。有時女兒說完後，媽媽卻會感嘆和自己的想法接近。但媽媽只是一臉茫然，說沒和女兒這麼仔細說過，女兒就在一旁細細聲的說有，媽媽又迷惑的說不知道有沒有影響到女兒參加社運，女兒又在一旁哀怨的說有。原來媽媽經歷的一切，在過去20年間迷迷糊糊地啓蒙了女兒的社運路。

Ada今年58歲，中學時期想學吉他，就走入家旁的青年中心，懵懵懂懂的開始參加義工訓練，隨社工在70年代參加了一個又一個社會運動：金禧事件、艇戶事件、中文運動、放過催淚彈的粉嶺安樂村反迫遷等。中七畢業就入了當年孕育香港獨立工會運動的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作，與政府和工友溝通，爭取工業安全和婦女權益。後來在當時的樹仁學院念完社工課程就到屯門做社區發展，推動街坊參選區議會。直至赴英修讀社區行政碩士前，都一直為基層爭取合理對待。此後轉往其他公司任職員工關係主管（Employee Relation Officer），雖然在工作中融入自己的理念，工餘亦間中幫忙社區工作，但可以說是淡出社運圈子。

任職美資公司撤離　始有回歸概念

1993年對Ada來說是重要的一年，除了結婚嫁給丈夫，她亦是在那年開始意識到香港要回歸了。任職的美資公司開始逐步遷離香港，賣去香港仔廠房、金融中心調往新加坡，慢慢周圍的人亦開始談論，身邊許多同學、朋友、親戚透過不同方法移民，去外國做工人、大排檔、機械維修技術員。

雖然旁人的憂慮傳染了Ada，但只是一掠而過，「但我一向比較愛呢個國家愛呢個社會，我無諗過要走，呢個觀念當時無响我腦海出現過」。她曾在1978年中共改革開放時，隨青年中心到內地，看到幼兒園、青年工、少年工、工人組織等，表面上看來一切很好，即使不是知道很多，亦不知共產黨是怎樣，她亦不是太擔心。

兩年後Ocean來到這世界，同年亦是最後一屆立法局選舉，使用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提出「新九組」改革方案。民主步伐加快，但中共認為彭定康不尊重，斥責是「三違反」，彭定康是千古罪人。最終「車毀人亡」，中共另起爐灶，另立臨時立法會，最後一屆立法局議員不能「直通車」過渡新政府，這已是僅有引起Ada關注的事件。

隨着董建華上場，除了金融風暴，一切看似如舊，「如果你無好大嘅轉變，咁你擔心咩呀？咁又講咗50年不變、一國兩制，咁事實上過渡咗，又真係一國兩制喎」，Ada理所當然的說。即使沙士和23條立法推動她2003年7.1時一起上街，拉倒葉劉淑儀、董建華，但她仍是感覺良好，「佢哋真係問責落台」。

「啲阿貓阿狗都出嚟講嘢」

「落差好大，唔係一國兩制，中共好多干擾。」回望這20年Ada抱怨道。她逐漸發現官員的嘴臉起了變化。曾蔭權以「起錨」為口號落區宣傳政改，令她感覺很不自在，「佢講佢嘅嘢啫嘛，佢唔同我哋接觸㗎。宣揚理念，佢要你一定接受囉。」梁振英上台後更覺惡劣，公開挑釁市民，無對話，無得傾，一張張陌生臉孔現身螢幕指指點點，「董曾之前無㗎，𠵱家啲阿貓阿狗都出嚟講嘢，陣間又話咩學者，我唔係好鍾意用『阿貓阿狗』，但已經多到我唔記得佢哋係邊個，話我哋唔愛國唔回歸。 」

直至6.22民間全民投票，市民在三個政改方案中選擇支持的方案。面臨香港政制有望爭取普選的重要時刻，本已淡出社運的Ada又再自覺的走出來參與義工工作，然後就是浩瀚的雨傘運動，她亦在其中參加外圍義工工作。

「Ocean你記唔記得媽咪幾時落去佔中㗎？你知唔知呀？」「幾時出去佔中呀？我唔知喎，好忙，真係唔知你响邊……啊！你响屋企。9.26夜晚你响屋企。」

……

「公民廣場我唔响度，响電視見到衝公民廣場，好擔心……咁……吓……見到爬晒上去封咗，咁啲差佬圍佢哋，咁嗰班後世仔嚟㗎嘛，好擔心，唔識講，好自然反應。同埋我問阿囡响邊。」「我應該求其覆咗你，我有無覆你？」

……

「佢成日都係答「放心」、「我安全」。來來去去佢每次都係答呢幾句。唔可以唔放心囉。同埋我對Ocean我有絕對嘅信任。」

今年22歲的吳皚純（Ocean）當時擔任支援角色。中學時期曾組織反國教，現於中大主修心理學，副修教育和文化研究，雨傘運動後自感需要趁學生身份未完結前出多分力，於是就加入「教育實驗學社」，成為核心成員。

「我哋欠咗下一代，」Ada眼見年青人主導運動背負，沉重壓力，覺自己這代人做得不好，不覺自問成年人、過往的組織者，究竟在運動中扮演甚麼角色，雨傘革命的模式、形態都有很多不足，每個人都不知自己的角色，又不知明日要做甚麼。

雨傘運動時Ocean正擔任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總編輯，各學生組織的任期正好橫跨雨傘運動，Ocean親眼看着路線分歧變大。前期即使有爭拗，整體方向亦不會有太大分別。但後期即使是同一間大專亦未必能對上話，價值觀、做事手法、觀點都不同。

路線分歧源自社交媒體發達

香港社運在雨傘運動後表面上轉趨沉寂，但Ocean在政治方面並不沮喪。她說運動後可以看到公民社會的發展。社運路線不斷分歧有好有壞。以往參與者較蒼白、淺薄，反國教時走出來就是全力支持，現在會反思為何要支持，有甚麼結果，思考更多、「諗多咗、認識多咗、經歷多咗」，更多小團體湧現，有人轉向深入紮根，迎接更多強力的衝擊。

Ocean認為社交媒體是分歧的癥結，不再面對面溝通、釐清，令爭拗滋長，但其實不同派別認真詳談可能會發現理念並不是相去太遠。

「原來我同佢（想法）都接近，」在旁傾聽的母親突然打岔道。Ada覺得現在社運更政治化，不同於過往清晰的目標，有些人分不清在做群眾運動抑或是實踐政治理念。她指當年的社運人全都師承同一群人，思想和理念都接近，很少分甚麼門派。而運動亦以主體性為主，即例如勞工權益、婦女權益，較少牽涉政制，多是要求權力與資源重新分配，亦能預見結果，愈多人聲音愈響，成效就會更大，「差唔多有啲嘢係理所當然，順理成章，唔係好似𠵱家，你做啲咩都唔知發生咩事」。

「比較完好沮喪。」從前不會比較的Ada現在不其然回望，形容法治、廉政、教育都在慢慢腐蝕，競爭不再全憑個人努力，反而講關係，擔心女兒能不能受到公平對待，想到移民亦是從子女的成長環境和教育環境來看。最沮喪的是，香港人開始慢慢接受，制度敗壞和大陸化都不再是問題。

仍會留在香港

「我兩歲囉」，Ocean對回歸不置可否，然後詳細解釋。她形容回歸是政權與政權之間的交易，一般市民被架空，亦沒有發言的權利，只有知識分子和學者能夠參與，因此市民很難思考回歸這件事。

雖然對前景有擔憂，有想過移民，但Ocean自言應該不會，因她眼中的世界哪裏都是這麼差。「人即使去到哪裏都要關心自己的社區，與其這樣不如就留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