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駱惠寧初露政治手腕　「真．聯絡」須有始有終

國務院較早前公布，曾任青海、山西省委書記的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駱惠寧接掌中聯辦。鑑於持續七個多月的香港反修例運動仍未結束，上述人事變動自然引人注目。初步看來，駱惠寧履新後的一系列舉動，包括會見本地媒體、到訪深圳，以及拜會特首，均讓人看到其熟練的政治技巧，顯示他對香港的輿論走向、經濟出路，以及政治矛盾有基本理解，而他在三個場合均強調「一國兩制」，亦證明他懂得這就是香港的「大政治」。

中聯辦的角色非常重要，畢竟它是中央權力「在地化」的象徵，是中央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關鍵部門。根據中央政府賦予的職能，中聯辦除了負責聯繫中央駐港機構與駐港部隊，還要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駱惠寧並非出身港澳系統，一些人認為這是弱點，但凡事總有正反兩面，缺乏港澳經驗或許意味他能不受原有框框和利益結構限制，一來有助改革中聯辦的不足，二來有助避免重蹈中聯辦過往被指「拉幫結派」、忽略大多數民眾的覆轍。

反修例運動加劇陸港矛盾，「一國兩制」前景受到不少人質疑。倘若中聯辦主任欠缺手腕和智慧，撥亂反正無從談起。駱惠寧是政治經驗豐富的「封疆大吏」，熟悉社會民生議題，他必須把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揭示的「全面管治權」政策說明白，同時要做好「聯絡」各方的工作，協助港府有效施政，鞏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上述工作都是駱惠寧口中的「新使命，新挑戰」，確實不易做。他能否幫助香港重回正軌，我們拭目以待。

「全面管治權」進場　無損「高度自治權」

除了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回歸前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主任的許家屯，歷任中央駐港機構最高負責人皆沒有任職地方「一把手」的經歷。從這個角度而言，駱惠寧「空降」香港，可謂開創了「封疆大吏」執掌中聯辦的先河；再加上他是在年屆65歲退休之齡、轉任人大「閒職」後突然獲委以重任，有關任命肯定不能以簡單的人事調整來理解。

與此同時，駱惠寧的求學和工作經歷亦有許多值得留意之處。例如其本科與博士學業都選擇了「政治經濟學」專業，說明他對此具有強烈個人偏好和學養，這對香港的發展前景，尤其是經濟改革帶來一定啟示；更值得留意的是其從政經歷——他曾長期在安徽、青海、山西的黨政機構任職，累積不少前線危機處理經驗，曾克服安徽巢湖水災、青海玉樹地震、山西貪腐等考驗，具備臨場決斷力、執行能力。

駱惠寧的經歷在多大程度上幫助他履行中聯辦主任職務，有待觀察，但初步來看，算是「有板有眼」、站穩立場。他在履新後首三場活動上，重申中央對「一國兩制」的原則立場——會見香港媒體時強調「確保《憲法》、《基本法》在香港得到全面貫徹實施」；到訪深圳時表明「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拜會特首林鄭月娥時強調「按照中央要求，進一步貫徹落實好『一國兩制』方針」。這些表態看似「標準套路」，但由於駱惠寧是在反修例風波後履職，加上去年10月底四中全會對香港「一國兩制」提出的要求，實際上，其口中的「一國兩制」肯定不是以往那個「一國兩制」。

內地官員習慣於通過特定活動向外界傳達信息，而駱惠寧再三強調「一國兩制」，讓人看出端倪。四中全會提出「堅持與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健全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清楚無誤地宣示中央治港政策。駱惠寧作為政治與黨性很強的幹部，必然是通過上述活動向外界表明他將會執行中央對港政策。當然，具體如何執行，還須看他以後的實際行動。

一提及中央「全面管治權」，必然涉及它與特區「高度自治權」之間的張力，就此駱惠寧表達得頗有技巧。他在初見記者時強調「林鄭特首、特區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似乎想避免外界聯想到他將會「接管」香港，出任「香港市委書記」，而是尊重港府的憲制地位。事實上，《香港01》曾多次指出，市民根本毋須杞人憂天，以為中央強調「全面管治權」便意味香港將失去「高度自治權」。試想，如果香港沒有「高度自治權」，為什麼基於人大「831」決定制訂的政改方案當年會被香港立法會否決？如果香港沒有「高度自治權」，為什麼《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會被撤回？

戒除「偏聽」積弊　重拾「統戰」真諦

駱惠寧首周活動釋出的信息是豐富的，其中之一便是對媒體的態度。反修例運動爆發以來，有媒體被指煽動民粹、擴大陸港矛盾。去年12月初舉行、獲特區政府及中聯辦支持的「國家憲法日」座談會便拒絕部份被視為眼中釘的媒體進場。但駱惠寧在上周一（1月6日）首度於中聯辦大樓見記者時，以「今天風大」為由邀請一眾媒體入內，並未排拒特定媒體。這些公關手段看似瑣碎，但在香港經歷了繃緊的半年後，確實有助「吹和風」，為中聯辦「統戰」工作打開新局。

中聯辦過往對待媒體的態度，頗能解釋其在履行「聯絡」工作上的不足之處。「統戰」是中共建政的「三大法寶」之一，所謂「聯絡」其實是「統戰」的香港版本，目的是爭取最多人支持「一國兩制」。可惜的是，中聯辦近年被指「拉幫結派」，只「聯絡」建制圈子、商界和其他「友好勢力」，對批評者則動輒以極其粗疏的「敵我」思維視之，變相擴大矛盾面。在這種思維影響下，中聯辦與香港社會嚴重脫節，無法準確掌握民情，最終吃了反修例運動的苦果。如今駱惠寧對非建制派媒體釋出善意，做法可取，希望他能繼續與不同持份者「聯繫」，避免偏聽。

如果說統戰工作比較「虛」，駱惠寧深圳之行卻具體得多，更能為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指點迷津。香港產業結構高度單一、支柱產業競爭力相對下降，年輕人向上流動機會不如往日，加上政府在房屋、教育等範疇上碌碌無為，導致社會怨氣不斷累積。如何解決香港的社會經濟難題，是管治精英不可迴避的問題。

深層矛盾須解決　港深合作是出路

駱惠寧早年曾在安徽省外經貿系統工作，主政山西期間亦曾來港招商，對經貿議題應有一定心得，加上曾在較為貧困的青海執政，站在「扶貧」前線，應該善於發現社會深層次結構矛盾。果然，他今次與深圳領導人會晤期間，便指出香港應走之路——應「攜手推動深港兩地在青年創新創業、經貿往來等多領域務實合作」、「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藉以「促進深港兩地共同繁榮發展」。

港深合作牽涉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流，這是中聯辦職責所在，但具體操作不應由中聯辦越俎代庖，而應由港深兩地政府磋商，其中港府應在「一國兩制」下主動籌謀，發揮自身在國際化、知識產權保護、法治等層面的「傳統優勢」，借助深圳在創科、製造業上的強項，使香港從中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帶動香港產業升級，從而甚至解決深層次結構矛盾。

「一國兩制」遇上前所未見的挑戰，這是客觀事實，而中央在2020年伊始便委任中聯辦新主任，顯然是通過新人事，帶來新作風，藉以撥亂反正。在「全面管治權」進場、「一國兩制」由區隔走向融合的年代，作為政治型幹部的駱惠寧將會大派用場，而他履新後頭三場活動亦確實讓人看到其政治敏銳度。展望將來，我們希望他不要虎頭蛇尾，而是能夠有始有終，好好發揮「聯絡」作用，向香港社會說明中央治港政策，同時更準確掌握香港的社會經濟問題，協助特區政府有效施政。只有這樣，「一國兩制」才能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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