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因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煽動罪成，被判監禁20年，其他八名被告則被判處監禁6年9個月至10年不等，《蘋果日報》三間相關公司也各被判罰300.45萬元。這場歷時五年、經過156天審訊、檢視多達2,200項證物和超過80,000頁文件的「司法馬拉松」終於結束，也正式為香港回歸以來的政治混沌時期畫上句點。判決塵埃落定，我們卻不能停止反省這個極為嚴峻的歷史命題：當香港在異化了的自由主義迷失方向後，我們是否具備能力纠正放任的資本主義？

特首李家超形容黎智英「惡貫滿盈」、「齷齪無恥」、「罪有應得」；港澳辦則以「港澳平」名義發表文章表示判刑「充分體現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定意志」、「充分反映香港社會對反中亂港首惡分子的同仇敵愾」，而且「審理公開透明、程序嚴謹，被告訴訟權利依法受到保障，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展現香港法治的成熟堅韌和無可指摘的公信力」。誠然，有了《香港國安法》的頒佈實施，以及特區政府的雷霆執法，社會才能更加明晰法律底線，也更加明白香港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重要。

黎智英現年78歲，20年刑期等同終身監禁；不過，社會對此普遍不太意外。法庭判刑理由書清楚解釋，黎智英所觸犯的兩項《香港國安法》第29（4）條「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即請求外國勢力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非常嚴重的控罪，尤其是當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涉及外國實體，理應判處更加嚴厲的刑罰。條文訂明「犯前款罪，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法庭考慮了犯案的處境、手法、次數、規模、有否預謀犯案、有否武力威脅、涉及人數、請求制裁目標和潛在影響、是否成功導致外國實施制裁、對特區和國家帶來的影響，判定「罪行重大」，判處刑期不應少於十年。

法庭指出，黎智英的串謀活動不僅經過精心策劃，而且早有預謀，並且透過網上平台觸及本地和海外受眾；而他請求外國實施制裁、封鎖或採取其他敵對行動的呼籲，無論是公開進行或隱晦行事，都確實促成外國政府針對香港和國家的官員採取制裁措施。因此，就這兩項串謀罪，法庭採納15年監禁作為量刑起點。至於黎智英另外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的「煽動罪」，法庭經評估後裁定有關串謀屬於「最嚴重級別」，故採納21個月監禁作為量刑起點。法庭又考慮了黎智英的求情，相信其高齡、健康狀況及被單獨囚禁等因素會令其獄中生活比其他囚犯更艱難，決定扣減13個月刑期，最後判處總刑期為監禁20年。

黎智英向來自詡信奉自由主義的鬥士，在審訊期間也多次以「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進行抗辯，從而引發不少境外媒體關注。然而，黎智英案的核心事實，早已超出所謂的「自由」之爭，而是一個媒體商人基於個人政治執念，把「新聞媒體」異化成為「政治武器」，有組織、有預謀地參與某些企圖顛覆憲制秩序的政治活動，損害國家和特區利益。當他越過法律紅線，任何身份都將失去意義，「自由」也不可能成為「免死金牌」。

事實上，這種異化了的自由主義，正是香港回歸以來深陷政治混沌漩渦的根源之一。「自由」本來就不是漫無邊際，「一國兩制」也是以「一國」為根本、「高度自治」更不是「完全自治」，但黎智英所秉執的自由信念，卻是一種目空一切的「對抗式自由」——以否定主權國家的憲法秩序為前提，將對執政權力的絕對對立視為自由理念的唯一依據。在他的操作之下，媒體不再是公眾獲取事實的守望者，而變成了製造仇恨、挑動離叛、乞求外國制裁的擴音器，不少香港市民也因而對「一國兩制」產生了錯誤認知和「攬炒」幻想。

這種意識形態迷思，讓香港足足折騰了將近30年，很多公共討論都被鎖在不具建設意義的零和博弈之中。國家在社會治理方面突飛猛進、在創新科技領域彎道超車、在軟硬實力層面都取得傲人成績，香港卻在政治撕裂當中自我折磨。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香港基本法》設計的「行政主導」體制，明明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運作，但不少像黎智英一樣迷信自由主義的政商精英，卻都一廂情願地以為香港實行「三權分立」，導致本來應該以「行政主導」劃分的權力結構一度向立法機關傾斜，但隨之而來的對抗政治並沒有推動香港實現良政善治，反而使得「行政主導」有名無實；有的精英甚至以此為藉口自我催眠，情願躲在「小政府」的所謂施政哲學背後怠政懶政，結果只是任由資本利益主導一切。

這樣的香港，不但錯過了推動社會大轉型的黃金時期，甚至導致行政機關陷入「防禦政治」的泥沼，形成「少做少錯」的官僚僵化，屢屢選擇向資本財團妥協，維持一種「惠商不惠民」的放任體制，沒能透過積極改革持續提升香港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當特區治理失效，那些迷信自由主義的政客，就更有了把一切香港問題歸咎「中央未能兌現普選承諾」的論點；那些維護既得利益的附庸，也有了繼續在不同領域進行「政治尋租」、撈取「政治油水」的理由。結果，一次次政治風波，觸發一場場社會運動，一代代年輕人首當其衝誤入歧途，束手無策的特區政府只能等待中央進場。

黎智英對於自由主義的虛幻執念，正正代表也引領了不少香港市民在國族化、本土化和國際化三者交織當中的集體迷失：本土意識在缺乏國族認同的支撐下，被政客和媒體扭曲成為封閉且排他的分離主義，而國際視野又被灌輸成為對西方價值體系的病態依賴，甚至發展出了一種甘願為外國勢力牽制國家的自毀心態，妄想透過極端對抗尋求心理補償；而當本土認同試圖吞噬國族認同，所謂自由便失去憲制基石，社會動盪就是必然代價。

這種身份認同的崩塌，源於回歸以來，社會上下從來沒有對殖民主義進行深刻批判和系統改造。殖民管治末期，港英政府透過「疏離子民教育」和「優越意識建構」，植入資本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思想、轉移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矛盾、渲染「都市香港」和「鄉土中國」的對立，甚至刻意營造一種理性管治秩序，使得不少精英都對英殖歷史形成了相當複雜的情感記憶，同時也對母國體制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傲慢和偏見。香港回歸之後，由於法律慣性的滯後，加上國民教育的斷層，正好為黎智英所設定的新聞議程提供了龐大市場，使得不同政治陣營的治港者們都在一定程度上以區隔、被動、消極的心態去實踐「一國兩制」，導致不少香港市民的國族認同只能停留在一種抽象甚至空洞的層面，無法將自身命運置於國家的宏大敘事當中。這種「半殖民」的狀態，又豐富了黎智英們的政治狂想曲。

如今黎智英因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煽動罪成而被判監禁20年，正式為那個政治混沌時期畫上句點。然而，香港的前途挑戰，並不會隨着黎智英案的結束而變成一片坦途，因為更加值得警惕的危機在於，利益結構固化所構成的社會深層矛盾。

如果說「自由主義的迷失」是過去動盪的誘因，那麼「放任的資本主義」就是一切矛盾的心魔。不少精英深信原教旨資本主義「神聖不可侵犯」，卻看不見我們的利益分配機制早已被各種霸權所侵蝕、所扭曲，變得不公不義，並且持續壓縮着經濟的增長動能、基層的上流機會、乃至普羅大眾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空間。黎智英案的終結，正好為香港提供一個重設發展議程的契機：如何準確落實「行政主導」？如何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如何重塑社會分配結構？如何透過積極改革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相互促進，從而用更能彰顯「一國兩制」優勢和「公平正義」價值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證明「香港人能夠治理好香港」、切實為國家扭轉輿論困局，都是治港群體不容迴避的核心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