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2026年2月10日發布《「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白皮書（下稱「2026白皮書」），這是繼2014年釐清憲制秩序、2021年重塑選舉制度之後，中央第三度就香港重大議題發布白皮書。這份文件的出台，既是對29年來香港在國家安全領域從「不設防」到「一法安香江」的歷史性總結，也是為了繼往開來，「正本清源、凝聚共識，以高水平安全護航『一國兩制』事業高質量發展」。

「安全」與「發展」共同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理念，它們是一體兩面的一組辯證關係。白皮書表明，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本質上是鞏固和完善「一國兩制」事業。然而，由於央港兩地政治文化的長期割裂與差異，香港社會對白皮書的解讀，有可能再次陷入慣性誤區，只以局部而非全面的審視去看待它的指導作用，看到了「安全」的重要性，明確了「安全是發展前提」的認識，卻未更進一步明瞭「發展」的必要。這種認知偏差若不矯正，香港恐將錯失「由治及興」的關鍵窗口期。

三部治港白皮書
同一個核心邏輯

三份涉港白皮書各自對應香港實施「一國兩制」過程中偏離正道所帶來的重大挑戰與歷史轉折，共同重構了香港實施高度自治的法理基礎、完善了制度設計，並為特區治理在執行層面提供根本的指南。將它們連成一條歷史軸線，能夠清晰窺見中央治港方略的基礎結構和演進邏輯。

2014年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為中央與香港的憲制倫理和權力關係正本清源。彼時，香港社會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出現嚴重偏差，部分人試圖將「高度自治」演繹為「完全自治」。白皮書通過詳盡的法理闡述，明確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要求香港行使好「高度自治權」，為後續的撥亂反正奠定法理基石。

2021年發布的《「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是在修例風波後的廢墟上「重塑規範」，闡明「完善選舉制度」和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根源和必要，指出西方民主模式在香港「水土不服」，重構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優質民主發展路徑。

近日發布的《「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白皮書，則是從歷史與現實的不同維度歸納了香港回歸近29年的維護國安歷程。白皮書表明，基本法23條立法構成了香港維護國安的「長期鬥爭焦點」；在李家超政府的努力下，隨着23條立法的完成，以及突顯香港國安意識長期真空惡果的「黎智英案」塵埃落定，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已經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與執行機制，未來應該着力凝聚共識，護航高質量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這三份白皮書均是在「一國兩制」的宏大框架下展開論述。在過往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香港社會——包括部分管治精英——往往只看重「兩制」的差異，而忽視「一國」的根本；習慣用區隔、被動、消極的態度去理解兩者之間的關係，結果造成嚴重的中央與地方矛盾，行政與立法對立，以及隨着國安意識缺失而滋長的「港獨」亂象，最終帶來慘痛的社會教訓。

三份白皮書的出台，實際上是中央以最高規格的文件形式，反覆向香港社會灌輸一個核心概念：「一國」是「兩制」的前提，「一國」的底線守得越牢，「兩制」的發展空間越大；如今牢築了「一國」的根基，就得更好地發揮「兩制」的作用。

辯證看「堅持」：
實踐總體安全觀

2026白皮書發布後，不少本地政商界精英視之為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肯定，以及對未來繼續開展維護國安工作的方向指引。這番論調雖然正確，但不全面。

在中共的政治語境中，白皮書從來不僅僅是記錄歷史的檔案，更具有極強的現實指導意義與政治動員作用，代表了國家最高層級的政策立場與權威解說。它們既是用來對內統一思想、對外釐清事實的「定案」，更是針對社會經濟治理發出的「指導與動員」，確保政策執行層面不偏離中央的大方向。

在這個意義上，2026白皮書歷數回歸以來香港經歷的種種社會動盪，並單獨將「黎智英案」寫入其中，既是展示國安制度建設的成果，向全社會——包括國際社會——傳遞一個清晰信號：法律的紅線已經劃定，違法必究是鐵律，任何僥倖心理都應當摒棄；同時也意味着「鬥爭」在持續推進的同時，也為全面「建設」掃清了障礙。

要真正讀懂2026白皮書，關鍵在於理解其中提出的「六個堅持」，特別是「統籌發展和安全」及「堅持在開放中維護安全」。它與國務院新聞辦去年5月發表《新時代的中國國家安全》中所指：新時代的安全是「服務和促進高質量發展的安全」，是「支撐進一步擴大高水平開放的安全」是一致的。這實際上就是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在香港的具體投射。

白皮書強調的「在開放中維護安全」是對香港國際化定位的再確認。顯而易見，中央希望看到的是香港在保持獨特優勢、繼續作為連接中國與世界橋樑的同時，具備抵禦外部風險的能力，但不是要將香港變成一座封閉的堡壘，而是要為香港的開放與活力穿上一層防彈衣。這要求特區政府既要「防風險」，也要「促活力」，在安全與發展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

既防風險也促活力
必須聽懂完整要求

遺憾的是，香港的治理實踐與維護國家安全的努力明顯存在落差：國安執法高效推進的同時，產業升級、民生改善等深層改革卻步履遲緩。這種失衡事實上偏離了中央對統籌安全與發展的根本原則。觀乎近日香港政商精英對白皮書的回應，絕大多數仍停留在對「由亂到治」的自我肯定，以及對維護國安決心的重複表態上。但對於白皮書中隱含的關於「發展」、「開放」、「民生」的深層次要求卻少有觸及。這種現象在香港屢見不鮮。

中共的話語體系強調辯證認識，當強調「安全是發展的前提」時，其潛台詞是「發展是安全的保障」；當提出「底線思維」時，其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大的「進取空間」。白皮書自然是有關「國家安全」的；然而，在內地，「發展」的重要也是不言自明，它深藏在對安全的所有討論中，但在香港，它們被視作為兩個議題，既分輕重、又分主次，而不是二合為一、你中有我。其根源在於兩地政治語言與思維模式的巨大差異。有人不懂裝懂，也有人懂裝不懂。如何讓香港管治階層真正聽得明、懂得做、執行好，是當前最大的挑戰。

自2019年以來，特區政府在維護國安方面表現積極，這固然是因為政治底線使然，但也因為國安執法目標清晰、路徑明確、成效立竿見影——抓捕、起訴、判刑，任務循序漸進。相比之下，解決房屋短缺、貧富懸殊、產業單一等深層次矛盾，觸及龐大的既得利益結構，屬於難啃的「硬骨頭」，沒有天書可言。擇輕避重的官僚很容易陷入「安全舒適區」：只要把國安抓好了，就以為完成了中央的任務。這種心態一旦滋長，就會導致嚴重的「路徑依賴」。

制定第四份白皮書
確立發展實效原則

有見及此，我們認為，中央的督導不能僅止於針對政治和安全問題指出方向，更應直問背後與民生和發展相關的深層次結構矛盾，明確指引香港將白皮書中「統籌發展與安全」的辯證認識，轉化為破除利益藩籬的改革勇氣、培育新質生產力的制度創新、惠及基層市民的發展紅利。

因此，我們倡議，中央着手研究並適時制定第四份涉港白皮書，錨定「『一國兩制』下香港行政主導體制與高質量發展的實踐」，說明以下兩大問題：

其一，如何利用「行政主導」打破利益固化藩籬？ 「行政主導」不應只是特首及行政部門的權力擴張，更應是打破部門壁壘、克服既得利益阻力的利劍。

其二，如何在「高水平安全」的環境下，交出「高質量發展」的成績單？ 這些成績單不能夠停留在口號的層次，而應是包容性增長的實現、創科產業的落地、公共服務的到位、居住環境的改善、生活質量的提升、精神需求的滿足。

安全是底板
發展才是硬道理

中共的政治語言雖然深奧，但道理其實很樸素：安全是底板，發展是硬道理。2026年白皮書的發布，宣告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機制的成熟，但沒有「發展」的「安全」是脆弱的。

面對特區治理可能出現的「路徑依賴」與「泛安全化」傾向，中央更有責任透過頂層設計，將「發展」的硬指標如同「安全」的紅線一樣，深深嵌入特區治理的基因之中，鞭策香港走出舒適區，推動改革，直面深層次矛盾。

對香港來說，現在是時候向國家和歷史證明，香港政府不僅有能力「止暴制亂」，更有能力在安全的基礎上「由治及興」，實現真正的高質量發展，重振國際金融中心的輝煌，切實彰顯「一國兩制」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