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聯手對伊朗發動空襲，導致包括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在內的多名核心高層喪生。事件引發全球嘩然，但目前似乎又沒有任何國家有能力阻止悲劇延續，只能任由伊朗陷入絕境，同時等待全球秩序在崩潰中重生。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然比大家所能夠想像得到的變化，要猛烈得多。但香港政客呈現的是另外一種視角，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認為資本可能因為而避險流向香港，而立法會旅遊界議員江旻憓則提醒市民應該避免前往當地旅遊。

長期以來，美國都以「世界警察」自居，動輒干涉他國內政；但無論如何放肆，總能基於所謂國際規則和普世價值作為最後的道德約束。然而，自從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年一年重返白宮，開始如入無人之境，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霸權主義、孤立主義和極端冒險主義。從已被美國最高法院裁定違憲的「對等關稅」，到完全無視國內法和國際法的拘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屢次聲言動武奪取格陵蘭、與以色列聯合炸死伊朗最高領導哈梅內伊，明顯都把一切枷鎖拋諸腦後，不但為全球經濟帶來衝擊，甚至對所有主權國家構成根本威脅。

誠如很多分析指出，特朗普對國際秩序的公然挑釁，表現上是出於選舉利益的政治計算，而本質上則是美國對自身霸權衰落的集體焦慮，但實際結果卻是加速美國信用的破產。可悲的是，當全球各國越來越意識到美國正是全球最大的不穩定變量，也越來越渴望可以重返多邊主義的和平年代，但環顧國際社會，大家似乎不得不屈服於這樣一個赤裸裸的現實：美國的列強朋友還沒有足夠勇氣向正在破壞秩序的霸權說不，而弱小的發展中國家也還沒有足夠實力去抵禦甚或反擊霸權的威脅和侵襲，人們只能坐等世界在崩潰中重生。

面對美國以武力私刑公然踐踏國際法律底線的野蠻行徑，西方陣營之所以集體失語，不外乎他們都陷入了「戰爭是必要之惡」的虛偽道德困境。自從1979年，獲美國扶持了20多年的巴列維政權因為專制、腐敗和民生困頓而被宗教領袖霍梅尼領導的回教革命推翻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就此建立，美伊關係也徹底決裂，從親密盟友變成世仇死敵，後者長期遭受前者的經濟封鎖和技術禁運。2002年，時任美國總統布殊更把伊朗與朝鮮和伊拉克並列為「邪惡軸心」，指控伊朗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輸出恐怖主義。在美國敘事的主導之下，伊朗的核問題一直被視為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脅。是次美以聯軍發動的「史詩憤怒」（Operation Epic Fury）襲擊，正是被披上必須阻止伊朗擁有核武的「正義」外衣。

可是，這些真的足以構成美以聯合空襲伊朗、干預政權更迭的正當理由嗎？伊朗曾是孕育波斯文明的土地，更是中東繁榮的支柱；如今之所以陷入經濟衰退、社會動盪、政權搖搖欲墜的邊緣，絕對和長期被美國及其盟友的圍堵戰略和孤立政策息息相關，早就被剝奪了正常發展的權力。再加上，基於宗教傳統，伊朗內部形成了過度集權的神權政治、僵化的教條主義、以及未能與現代經濟接軌的落後體制，使得發展不前、民不聊生，早已陷入了內外交困的生存難題。但即使如此，美以也沒有任何理由採取軍事介入，因為伊朗作為主權國家，只有伊朗人民才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政權更迭和政治體制。從阿富汗到利比亞，歷史一再證明，被美國肆意更換的政權和政體，往往只會留下無盡的焦土和更深的仇恨。

前車之鑑歷歷在目，西方列強卻是唯唯諾諾，「雙重標準」可謂表露無遺，也讓世界更加看清一個根本現實——在這個已然失序的世界叢林當中，國防實力才是生存底線。無論是當年日本侵華的歷史恥辱，還是今天美國襲擊他國的霸權行徑，全都反覆證明了「治理不善就要被欺負」、「軍事落後就要被入侵」、「防禦不足就要被斬首」的殘酷。我們也實在不得不承認，霸權主義者並不會聽從於道德的號召，只會服從於力量的邊界；只有當主權國家的國防實力達到讓霸權主義者感到畏懼、使其軍事干預成本高於可能收益的情況下，世界才能夠真正享有和平與穩定。因此，我國的國防建設並不能夠止於「足夠」，而必須為極端情況做好準備，即以中美交戰時能夠取得絕對優勢作為標準——這種「絕對優勢」不是絕對為了侵略，而是為了杜絕任何霸權動念挑戰中國底線、破壞地區和平。

面對震撼全球的地緣政治劇變，香港呈現的是另外一種視角。財政司司長看到的是，資本可能因避險流向香港，而立法會議員關注的是，市民應該避免前往當地旅遊。這種置身事外的慣性思維，固然務實，但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就難免過於狹隘。原因無他，因為香港長期習慣了在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框架當中，扮演所謂的「中間人」或「服務者」的角色——它帶來了左右逢源的繁榮，也讓香港產生了無可避免的政治依附和思維局限。

問題是，香港已經回歸將近30年，早就應該好好調整自身之於國家、區域、乃至全球的關係。當前正值全球權力結構重組的關鍵時期，如果我們仍以「資本利潤」或「安全旅遊」的視角，去看待世界秩序和發展格局的崩潰與重生，顯然無法適應時代巨變的需求。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與中西交流的樞紐，我們不應只是一個被動接受避險資金的「安全港」，更應是積極助力國家參與全球治理、主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急先鋒」。我們需要具備更宏觀的戰略視野，更深入地理解霸權國家的虛偽、被霸權陰影籠罩國家的艱難、以及我國今天能夠平視世界的得來不易，不斷反思「安全」和「發展」、「國防」和「治理」的真諦，而不是緊緊盯着歐美股市、金價油價的跌宕起伏，跟隨資本市場起舞。香港的繁榮不能再寄生於破碎的秩序，我們需要建立起一套獨立於西方資本主義之外的制度彈性，並在法律與專業服務等層面為不願屈服於霸權的發展中國家提供香港方案。這不僅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基本要求，更是香港避免被歷史洪流邊緣化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