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建制派與泛民主派的議員不約而同建議，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在上任後，應重新開放俗稱「公民廣場」的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彰顯新政府修補社會撕裂的用心。雖然現任特首梁振英表明反對，但他即將成為「過去式」，林鄭月娥應該有自己的判斷。達成大和解是香港社會的共識，任何有助促成大和解的舉措，包括重開公民廣場，都值得支持。林鄭月娥應進一步深思，是否還有其他辦法有助彌合香港的撕裂。

尚有兩個月便會正式上任成為特首的林鄭月娥，除了正密鑼緊鼓地籌組新的問責班子之外，另一項重要工作，是與香港各主要政黨代表會面，探討新政府與各黨派的合作。而有建制派與泛民主派人士則建議，林鄭月娥應考慮重開公民廣場，如自由黨黨魁鍾國斌所表示，重開公民廣場具有象徵意義，能夠立即令社會感到「鬆一鬆」，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亦認為，重開公民廣場是一個好的方向，有助改善新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此外，各黨派包括民建聯、民主黨、工聯會等，亦有聲音支持這個建議。

然而，梁振英卻急不及待地跳出來反對，表示經過安全評估之後，因為此前有人曾經在政府大樓外的垃圾桶放火，加上考慮到外國最近發生的襲擊事件，因此不宜開放公民廣場。但是他的特首任期只剩約兩個月，即將成為過去式，在今年7月1日開始，由林鄭月娥領導的新政府將展開新一屆的五年任期。新一屆政府是否重開公民廣場，林鄭月娥根本沒有必要理會梁振英的主張，她應該有自己的判斷，作出明智決定。她要思考的應該至少包括下列三方面。

其一，「公民廣場」是什麼？公民廣場本來的設計並非一個「廣場」，正式叫作「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是用作政府總部的其中出入口與上落貨區，但由於其位置較空曠，亦貼近政府大樓，遂成為多次社會運動的主要場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012年的反國教事件，當時不少示威學生與支持者在公民廣場紮營，作長期抗爭，但秩序大致良好；以至2013年的港視發牌風波，12萬人包圍政府總部表達不滿，但集會過程仍和平有序。

但使用公民廣場舉辦活動的，並非「黃絲」的專利，例如亞視的主要投資者王征，亦曾率領藝員在公民廣場跳當時大熱的「騎馬舞」，反對政府增發免費電視牌照。可以說，公民廣場成為表達不同形式訴求的場地，正正彰顯了政府總部「門常開」的設計原意。

其二，「公民廣場」為什麼要重開？在2014年的反東北發展示威之後，梁振英政府便以安全為理由，在當年7月起封閉了公民廣場，並且築起了高達兩米的鐵欄柵，其後更加實施限制出入的措施，在社運人士、泛民政黨促請梁振英政府重啟公民廣場不果後，結果在2014年的9月26日晚，不滿全國人大就政改定下「831框架」的一批學生，翻過圍欄以「重奪公民廣場」，此後警方的驅散行動，更加觸發了佔領中環行動提前啟動，9月28日警方更施放87枚催淚彈圖驅散成千上萬的示威者，之後長達79天的佔領運動經過，相信已無需多贅了。

故當日梁振英封閉公民廣場，或有保安上的考慮，但客觀的結果，不但成為了觸發佔領運動的導火線，更象徵政府由「門常開」變成「門常關」，將民意拒諸門外，以為把門關上便可耳根清靜，但未被回應、無處宣洩的民怨卻不斷積累，成為一些社運人士抗爭手段不斷激化的催化劑，甚至變得恍如與政府勢不兩立，令矛盾更尖銳。

可以說，縱使封閉公民廣場的決定，有保安上的考慮，但此舉可以保護政府總部美輪美奐的玻璃幕牆不會被個別怒火中燒、鹵莽衝動的示威者打破，不過其代價卻是打破政府與市民之間本來就已日益薄弱的互信關係，不但就如一些倡議重開公民廣場者所說的「斬腳趾避沙蟲」，甚至說此舉無異飲鴆止渴亦不為過，一點也不聰明，更可說是一個十分愚蠢的政治錯誤。所以，若林鄭月娥應積極、正面考慮在上任後向公眾重開公民廣場，甚至連鐵欄柵也可拆走，以彰顯她並非將民意拒於千里之外、甚至視市民為仇敵的「梁振英2.0」，向社會釋出她願意以自信、開放態度與社會各界接觸對話，修補撕裂的決心。

其三，開放「公民廣場」會否再釀安全問題。如果「安全評估」是梁振英拒開公民廣場的主要原因，那麼必須要問的是，金鐘政府總部在2011年啟用以來，為何一直相安無事，但在梁振英入主之後，特別是近年竟淪落為一個安全事故的黑點？

自香港回歸之後，發生了多次大型社會事件，但是參與這些運動的市民，一向和平、守法，甚至連集會期間所產生的垃圾也會自行帶走，公民質素之高令世界稱羨，為何在梁振英治下，他眼裏的香港會變得如此危機四伏、眼中的香港人都成了危險人物，要以重重鐵欄加以隔絕？在這五年間，作為香港領袖的梁振英到底做了什麼，令香港變成如此境地？

而且，雖然近年部分社運人士的行動趨向激化，甚至訴諸暴力，特別是去年初的旺角騷動，着實令不少市民擔心害怕。然而，隨着不少暴力抗爭者被繩之於法、被法庭判處不輕的刑罰，如上月便有一名參與旺角騷動的港大女生被判暴動罪成、入獄三年，加上不少同類的案例，相信已足以令社運人士、特別是被激進思潮一時蒙蔽的年輕人，深刻反思以身試法的代價，令政府總部再次被暴力衝擊的風險大大降低。

事實上，經過一連串激烈社會抗爭之後，公眾已感疲累，不希望再鬥下去、再勇武下去，故近期激進派所號召的遊行示威，參與者寥寥可數，所謂的勇武派更可說是聲沉影寂。只要有關當局定出在公民廣場舉行活動的清晰規章，並調度足夠人手巡查，相信重開公民廣場所涉的保安問題，根本在可控範圍之內。

綜觀上述三點，重開公民廣場，是一個明智的政治決定，而且以香港社會的客觀環境來看，亦有充分的條件。當然，沒有人天真得以為單靠重開公民廣場，就可以令香港社會重拾和諧，但是，修補撕裂、推動大和解，是社會的普遍願望，這亦是此前曾俊華以一句「休養生息」，贏得了主流民意支持的底因。開放公民廣場既不涉多少公帑、又不涉複雜的法律問題，更有建制派與泛民主派不同政治光譜的支持，以極低的社會成本，就可以產生重建官民正向溝通的標誌性意義，是一個值得林鄭月娥在上任後盡快落實的舉措。

而再下一步，林鄭月娥應重新思考如何與各黨派，特別是泛民主派重建良性互動。在此前的特首選舉中，林鄭月娥未獲任何泛民主派提名，而泛民亦聲言不會支持她，與其說雙方關係降至冰點，不如說這只是延續了泛民主派與現屆政府的對立關係，林鄭月娥無奈地要背上「梁振英2.0」的原罪。但特首選舉已經結束，新一屆政府即將上場，無論林鄭月娥與泛民主派，都沒有必要延續鬥爭。畢竟，林鄭月娥要一展政治抱負，成為有為特首，政府施政不可能沒有各黨派包括泛民主派的支持；而泛民主派要將一些政治主張落實為具體政策，無論是全民退保，以至重啟政改等等，也不可能沒有政府公權力的參與。

據了解，林鄭月娥可能會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延攬一些出身自泛民主派的人才加入新政府，例如民主黨的羅致光，便是其中一個被點名的候任局長熱門人選。若林鄭月娥找泛民人士入閣，固然有助她建立廣開言路、唯才是用的正面形象，但對於修補與泛民主派的關係，恐怕作用有限。此因泛民人士若加入政府，其角色就變成公僕，與作為監察者的泛民主派議員，各有不同的立場，不可能因為該局長是來自泛民，泛民主派就會對政府「手下留情」。就如現屆政府之中，運房局局長張炳良與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都具泛民背景，但泛民主派在問政時、尤其政府施政出現明顯差錯時，泛民主派的批評幾可說是不留情面。

相比招攬泛民人士入閣，林鄭月娥更應思考的是與各黨派，包括泛民主派，重新建立恆常溝通機制，以謙卑的態度聽取意見，將民意融入政府施政之中。因為現時梁振英與泛民主派的關係固然斷絕，而與建制派的所謂溝通，亦只是視之為對政府唯命是從的「橡皮圖章」，結果政府政策不但難以得到泛民主派的支持，對於一些具爭議性的議題，從被形容為「網絡廿三條」的版權條例、醫委會改革，以至上周再到立法會財委會闖關的迪士尼樂園擴建撥款，建制派對政府的主張根本並非心悅誠服，結果最多只是在議會湊人數「剝花生」，遑論盡力為政府護航。

而林鄭月娥應思考的方向是，上任後除了拆去公民廣場的官民樊籬，亦要移除阻礙政府與各黨派良性互動的隔膜，值得考慮的是參考回歸初期政府與「八黨聯盟」的溝通模式，在政策制定初期，就已有不同政黨的參與，取得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共識，將不同政治光譜的訴求融入在施政之中，如此港府的施政必定較現時更加順暢，更重要是促進官民之間以對話代替對抗，為修補社會撕裂創造更有利條件。

香港經歷梁振英近五年的管治，社會對立較五年前更加尖銳、撕裂的傷口仍在淌血，修補關係、促成大和解，是社會共同願望。只要是有利於大和解的，無論是重開公民廣場、重建與政黨的對話機制，以至考慮在適當時機特赦佔中涉案者，都是應當積極思考、實現的方向。這不單關係到林鄭月娥如何做好特首「呢份工」，更重要的是，社會各項深層次結構矛盾已極嚴峻，香港沒有本錢繼續在對立、鬥爭之中再蹉跎歲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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