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評】「行政介入」禁參選 政府管治何其失敗
北京和特區政府，永遠不可能透過壓制反對者，而取得良好管治；而只能透過良好管治，來制約反對者。
因此，由中級公務員擔當的選舉主任，竟然可以拒信梁天琦書面承諾，從而禠奪其參選權，說到底是能力問題。
數十年交手 北京手段未見變得高明
無論此舉所反映的，是特區政府及其同路人離心離德，還是梁天琦和新生代掌握時代脈搏，都是切切實實由朝野動員、論述能力的差距，所造成的管治「問題」，而與意識形態、效忠對象無關。本來，當北京在香港遇上第一個對手——彭定康，就無法將對方擊倒；遇上第二個對手——民主黨，也不是透過球員，而是球證將對方「絆倒」。如今遭逢第三個對手——「勇武＋港獨」，當局有變得更高明嗎？
就像《葉問２》裏的英格蘭「龍捲風」，假如該拳王單手都能制服詠春，又豈須拳證禁止對方起腳鬆踭？然而，這部黃百鳴先生的「佳作」，所「反映」的英國人形象，卻與我等對殖民政府的印象，完全相反。回首1980年代中至1990年代初，香港立法局由委任制步向間選、直選。1985年10月30日，《聯合聲明》頒布未久，立法局大樓重修完成；港督尤德主持啟用禮後，讓新當選議員以粵語宣誓，亦不必效忠英王，而以服務港人為務。
及後，八九六四降臨、華府勝出冷戰、中英爭拗升級；其時彭定康，難道相信曾鈺成、譚耀宗創辦的民建聯，竟會效忠英王、維護殖民體制？關鍵只在於，那怕在帝國斜陽之下，港英政府都並未失卻掌控全局的信心。縱然失卻國會議席，彭督單槍匹馬來港；周南、魯平、陳佐洱，左一句「車毀人亡」，右一句「千古罪人」，那人卻是前一啖蛋撻、後一杯涼茶，好不自在。
殖民統治本不義，實亦毋庸贅言；然而，在其倒數階段，單論立法局選舉，從雙議席雙票制，到單議席單票制，選區改大改小，不只是議員誓詞在地化，本土政黨政治，也在選制改革中成形。而民意也聚合在「民主黨—民建聯」兩端——意識形態、效忠對象的差異，反而同時強化了行政、立法機關的代表性、認受性。
回歸後瓦解對手戰術 反成背離民心催生港獨效果
奈何，從臨立會起，行比例代表制、廢新九組、分組點票、限議員提案，北京和歷任特首「成功」廢民主黨兼立法會武功，上述「絕招」卻如七傷拳，既重創自身管治威信，亦加劇建制各派系權力、利益分化。從陳方安生先被逼離任，後代表泛民進軍立會，至2012年的唐梁相爭，倒出行會秘辛，再到眼前建制提名激增，民建聯名單卻不增反減，在在說明北京及其代理人，戰術上瓦解對手，戰略上背離民心的窘態。
實施比例代表制，又壓縮議員權力，本使1997年後的立法機關，成為極端思想、激烈行為的溫床，最終催生「勇武＋港獨」。掌握絕對行政、財政優勢的建制派，既無心、又無力、更無法透過辯論、動員，在選戰中堂堂正正擊敗對手。
傳統左派有辱無榮 執政力量愈戰愈弱
如今，提出「中間路線」的溫和泛民，要有斬獲殊非易事。然而，無論是北京親生的民建聯，還是權宜追認的建制派，俱刻意與現任政府保持距離，卻成極不尋常的事實。早在董建華年代，曾鈺成就指出與特區政府「有辱無榮」的關係。自八九六四以降，廿多年來跟車最貼的民建聯，如今所提名單竟比現屆議席還少，恐怕透露出北京甚為凝重的判斷。
而另一邊廂，無論在工商界別，還是梁天琦半年前補選得票位列第三的新界東，大舉進擊者，卻是與中國關係淺、與美英淵源深的經民聯、新民黨。可以說，作為90後新生代，梁天琦政途最多受阻於一時，卻無礙整個泛民轉趨激烈，更無損建制派內，非左派力量進據要津。最終結果，是在朝、在野的大中華派，都無法寸進。
面對港獨，傳統左派無力應戰，中間派無心應戰，由大中華轉向本土的泛民，更屬無謂應戰，選舉主任的「行政介入」，遂成無法之法。亦無怪乎廿年來，高級公務員，尤其是政務官系統嚴重失血；執政力量愈戰愈弱的惡性循環，由是形成。綜上所述，禁梁天琦出選，所反映的管治問題，與其說是當局有多壞，不如說其有多失敗。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