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長久以來是一個偏愛進口的城市——不僅是商品，還有軟件。微軟、Google、Adobe、Salesforce……這些名字佔據了政府機構、企業內部與學校的螢幕。對許多人而言，「國際級」的意味，便等同於「美國製造」。然而，這種理所當然的選擇，正在被地緣政治、數據監管與區域經濟整合的潮流悄然改寫。

文：Michael C.S. So ｜ AiX Society

2026 年，中國將全面推行新一輪數據安全與跨境資料規管制度。大灣區的數據流動將受到更精細的標準合同與備案機制約束。與此同時，全球科技供應鏈正因制裁與出口管制而重新分界。香港夾在兩個體系之間：一邊是以美歐為核心的雲端與SaaS世界，另一邊是日漸成熟的中國本土軟件生態。問題不再是「哪個更好用」，而是——哪個更安全、可持續，且能與香港的未來相容。

一座城市的軟件依賴

香港的資訊架構大致建立於過去二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中。那是一個相信「雲端無國界」的年代。從會計到教育，從客服到設計，系統幾乎都由海外供應商掌控。

但雲端從來不是無國界的，只是邊界藏在代碼與契約之間。

美國的《雲端法案》（CLOUD Act）允許政府要求企業交出海外伺服器上的資料；歐盟的《一般資料保護條例》（GDPR）對資料跨境流動有嚴格限制；中國則以《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定義了「重要數據」的紅線。香港夾在其間，過去的「兩邊皆可」正變得愈來愈難。

風險不是理論，是時間問題

假設一間香港金融公司把核心系統建立在美國的雲端供應商上。若明日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再度緊張，出口管制條款能否讓該公司突然失去服務？又或是供應商為了符合本國政策，限制對某些地區的技術支援？這些並非杞人憂天。美國對華為、中興、字節跳動的行動，已是前車之鑑。

軟件是現代經濟的基礎設施，而基礎設施若過度依賴單一陣營，就等於把開關交到別人手裡。香港過去曾因電力與港口建立繁榮，如今則需思考資訊供應鏈的主權。

中國軟件的現實與機會

內地軟件的崛起，曾被香港用戶以「不夠國際化」一笑置之。但這笑聲開始變得尷尬。阿里、騰訊、華為、字節等企業，早已形成完整的雲端生態；無數中小開發商也在製造企業級解決方案，從協作平台到AI 分析，再到政府級安全系統。

這些軟件的特點是：一、符合中國法規；二、在成本與維護上具競爭力；三、對中文環境與本地應用場景的理解更深。

更重要的是，這些系統往往能在中國境內運行，不依賴跨境伺服器。對於需要同時服務香港與深圳、廣州的企業而言，這種「地理兼容」是實際優勢，而非政治姿態。

大灣區的數據跨境流通機制正在形成。根據 2024 年推出的《粵港澳大灣區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準合同》，港資企業可以通過備案制度合法交換個人資料。若系統本身由中國廠商提供，合規成本將大大降低。換句話說，選用中國製軟件不僅是安全問題，也是一種效率與合規的選擇。

但「中國製」並非萬靈丹

任何成熟的經濟體都需要警惕技術依賴的另一面。中國軟件固然能緩解地緣政治風險，但若最終導致「另一種單一依賴」，風險只是轉移而非消失。

一些中國企業的代碼透明度不足、開放標準有限、更新週期過快，也可能造成新的安全與維護壓力。

香港若想在兩個數字帝國之間保持靈活，最明智的策略是「混合共存」：同時採用多源供應鏈，以分散風險並保持國際互通性。

真正的智慧不在於排他，而在於兼容。

自主的代價與回報

對許多企業而言，轉用中國製軟件意味著重新培訓員工、修改流程、甚至更換伺服器。短期成本確實不低。然而，長遠而言，這是為數字主權買的保險。

當系統、數據、維護團隊能夠部分留在本地或大灣區內，企業的議價權與風險管理能力都將提升。

此外，這一轉變還帶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它可能成為香港科技產業的催化劑。

目前香港的創科生態偏向應用層，缺乏本地軟件供應鏈。若市場需求轉向「中國兼容」方案，將刺激本地初創公司在安全測試、整合服務、跨境數據治理等領域發展，讓「創科」不再只是口號。

一場政策與市場的雙重賽跑

香港政府在這場轉型中扮演的角色尤為關鍵。公營機構若繼續在採購中默認海外品牌為首選，市場將難以改變慣性。相反，若能在招標中加入「大灣區兼容」或「本地研發比例」等條款，將釋放明確信號，鼓勵混合供應鏈模式。

同時，政府必須協助企業應對合規挑戰。例如建立跨境數據的審批與諮詢機制，推動香港版 ISO 27001 與內地安全認證互認，並支持本地大學開設「數據主權與網絡法規」課程。畢竟，一座城市的數據治理能力，才是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新防火牆。

軟件之選，制度之選

表面上，這是一場軟件品牌的選擇；實際上，這是一場制度信任的選擇。

使用美國雲端的香港企業，部分信任美國的法律體系；採用中國製軟件，則需信任中國的數據治理。

香港要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不是靠外交辭令，而是靠工程與制度設計——一種技術上的「中庸之道」。

理性地看，未來的香港企業不可能只依賴一方。更可行的格局是：關鍵業務使用本地或內地方案以確保合規與安全；非敏感業務繼續利用國際平台以保持效率與全球連接。就像城市交通，不能全靠地鐵，也不能只有的士，混合系統才能保持流動性。

2026 年的臨界點

隨著新一輪國家數據法規在 2026 年落地，香港企業將迎來一個現實的考試。任何涉及內地客戶資料、或跨境雲端服務的業務，都必須重新審視數據流向。屆時，再討論「要不要轉軟件」可能為時已晚。

企業領導層若仍以「這只是IT部門的問題」視之，將錯失戰略窗口。因為在這個時代，資訊系統就是公司神經系統；數據主權，就是企業主權。

從模仿到創造

香港曾以靈活與中立著稱，但真正的競爭力從不是夾縫求生，而是創造新模式。

在這場軟件轉折中，香港完全可以憑自身特質建立「雙語系統」——既理解國際開放標準，又掌握中國的安全與法規語境。這樣的香港，不只是中介，更是創新者。

當矽谷的雲端漸行漸遠，珠江口另一端的算法正迎頭趕上。

選擇不再只是誰的介面更漂亮，而是誰的系統更符合未來的地緣與監管現實。

對香港而言，這不只是技術更新——這是一次制度的再編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