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月娥競選期間在多個場合重申，自己不是福利主義者，隨後的爭議令人乍聽之下還以為香港鬧起「姓社、姓資」之爭。自從《僱傭條例》於1968年出台後，圍繞退休保障、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等社會福利爭論從未休止。商界向來推崇「自由放任」，但回顧歷史，香港的成功真的只有「自由放任」嗎？至少，港人稱頌至今的麥理浩改革不只是如此。

（本文原載2017年3月27日《香港01》周報第53期B06版，按此訂閱周報）

香港在二戰後奉行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faire），令經濟發展起飛，先後成為亞太區工業中心、世界金融中心，從一個落後地區一躍成為富庶的發達自由港。1970、1980年代的香港被稱為「亞洲四小龍」，港人曾經過着紙醉金迷的生活。傳統上認為此成功皆歸功於殖民地政府長久的自由放任政策，然而事實如何，在香港面臨深層次矛盾的「危急存亡之秋」的今日，有必要重新檢討。

1961年，香港經濟正值急速增長期，時任「財爺」歧樂嘉（Arthur G. Clarke）在發表任內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時，就曾耐人尋味地說：「我的繼任者將會犯我一直在犯的錯誤。他會低估收入，因為就像我和很多人那樣，他無法理解為何能在許多不足下，既新且成功的工業可以於一夜之間從無到有，為何前所未見的行業會突然出現。他將像我一樣，無法理解我們這些富有商才、原創性及不懈辛勞的人民，是如何利用這麼少的資源獲得這麼大的成就。」

歧樂嘉的講法充分突顯港府自由放任政策的本質──嚴格而言，就是沒有政策，而政府一直搞不清楚為何香港會成功由轉口港蛻變成工業重鎮。歧樂嘉當時只說出其中一個關鍵──香港人民辛勤勞動。後來，幾乎所有的評論、歷史研究，都承認因二戰後大陸亂局所帶來的大量中國移民與他們帶來的資金，是香港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這種「不合常理的」努力與勤奮，甚至一度令英國人以為是華人的天性。英國旅行作家F.D. Ommanney在1962年出版的《「香港」（Fragrant Habour）》中就寫道，即使政府立法規管工時，香港華人也會利用空閒時間去找其他工作。

草根加時勞動是現實所迫

當然，我們都知道這種認知不是事實。產生這種誤解的原因，是當時很多低下階層的華人為求餬口，必須「全情投入」工作。「手停口停」的草根階層並不是不想休息，而是因為休息是會危及家庭存亡的奢侈。1975年一份英國報告（Bertrand Russell Peace Foundation）就道破了這個假象，指出香港人的胼手胝足並非中國人的天性，而是超低工資與社會保障不足所致。這誤解至今仍流行於商界。本年初提出的《標準工時委員會報告》第135頁就寫明，「有僱主認為規管工時並非改善職業安全的直接方法，因僱員可能為賺取更高收入而長時間工作 / 或從事兼職……提高超時工作薪金補償比率，將變相鼓勵僱員更長時間工作。」這種意見在辛勤工作的一眾「打工仔」聽來必定刺耳，但諷刺的是，單是制定標準工時，確實難以從整體上改善市民的生活水準。

香港社會現在面對的是深層次結構性問題：經濟一直增長，但貧富差距並不見收窄，一般市民收入根本追不上樓價與物價升幅，很多人長時間工作，卻仍只能當毫無儲蓄的「月光族」。這些「窮忙族」中有大量的年輕人，他們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對未來感到絕望。在這樣的背景下，大規模且果敢的社會改革顯得刻不容緩。而要具體減輕貧富不均，須要政府領頭，積極檢討整套現有社會保障制度。

一個似曾相識的歷史

社會保障並不是什麼新鮮的話題，不但在福利主義盛行的歐洲各國已相當普遍，實際上在香港也是歷史悠久的命題。第25任港督麥理浩（Sir Murray MacLehose）在1971至1982年十餘年任期內，就曾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推行一系列社會保障政策，包括十年建屋計劃、設立廉政公署、九年免費教育及修建地鐵、紅磡海底隧道等大型交通基建。可以說，塑造今日香港面貌的不少關鍵政策都出自麥理浩，後人甚至以「麥理浩時代」去稱呼這段日子。

不過麥理浩的改革絕對不是偶然，因為英國政府不可能突然改變對香港的態度。若略加研究，就不難發現這許多改革都是針對香港當時已經相當不堪的社會狀況而推出的解救措施。1950年至麥理浩上任的20多年間，湧入香港的大陸移民激增，加上港府長年累月的自由放任政策，致使很多民生問題積壓多年而未得到正視。由大陸來港的新移民，「手空空、無一物」，多只能居住在簡陋和非法搭建的寮屋之中。這些寮屋不單面積小，而且沒有自來水供應，衞生環境極為惡劣，甚至經常發生火災。雖然港府一直有推出一些短期政策應對，但始終無法滿足大量的新移民，與嬰兒潮後的人口爆炸情況。及至1971年，全港的寮屋數量估計已有35萬。

除了房屋問題，當時嚴重的警察貪污問題，也令貧苦大眾百上加斤，加深了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隔閡。香港警察的貪腐，甚至連遠在英國的政治領袖也感到頭痛。1969年，英國工黨議員藍堅（John Rankin）在國會答辯中，反對在「香港警察」前冠以「皇家」稱號──這動議原為嘉賞他們在六七暴動中維持社會秩序的英勇表現。他直指，香港的一些腐敗現象不符合英國價值，而包庇腐敗的正是香港警察。警隊的腐敗與無能，可從六七暴動時的「一哥」戴磊華（Edward Tyrer）身上見到。六七暴動剛發生時，正在英國休假的戴磊華竟然拒絕回港領導警隊，在市民最需要警隊保護時，一哥選擇了休假。

在這樣的社會動盪與官僚腐敗下，雖然大量人口持續湧入香港，卻鮮有人視香港為家園。對有能力的人而言，香港只是一個「搵快錢」的地方。他們只視自己為這座新興城市的匆匆過客，一旦遇到危機大可移民他方。另一方面，生計朝不保夕的基層市民只顧日以繼夜勞動，未能對這片土地產生歸屬感，遑論要他們落地生根。當社會矛盾愈積愈深，1960年代的港府仍沒有具體方案平息積壓已久的不滿。當時很多官員都沉醉於香港在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飛速的發展和利益，甚至令很多居港英國人緬懷起大英帝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昔日光榮，認為香港比英國更「英國」。積壓的情緒最終在1966年因天星小輪加價而引起騷動，以及之後在1967年5月引發歷時半年以上的六七暴動。當然，六七暴動的發生與麥理浩的改革，並不單純只為回應當時愈發嚴重的社會問題。學者葉健民在六七暴動的研究中就指出，那個時代許多政治與經濟因素經常在討論中被忽略，例如英國政府當年意欲將香港打造成一個繁榮的城市，以作為對中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籌碼。雖然香港現時也面對不少嚴峻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但的確沒有再次引發大型暴動的時代背景。即便如此，引發下波社會動盪的危機，還是離我們相當近──旺角騷動也許就是個警號。

懷念的不是英國 而是麥理浩改革

當時，歧樂嘉與繼任的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兩位「財爺」，始終堅持自由放任政策，認為市場會自然解決所有問題。當然，他們的意見備受商界尊崇，但當社會開始貧富懸殊惡化，不滿與憤懣累積，政府卻欠缺積極而適時的改革，便注定難以為普羅大眾帶來向上流動的希望與曙光。接任郭伯偉的夏鼎基（Charles Haddon-Cave）1971年上任後，配合麥理浩的改革，奠定了一直奉行至今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也許自由放任更有利商業發展，但從歷史的經驗而言，自由放任的確無法解決眾多基礎的不滿。

麥理浩當然沒有解決所有問題──期望他可以在十年之間解決所有問題，也近乎不切實際。但是麥理浩所代表的是希望，是改革的動力。對很多基層而言，一個合適的居住環境與教育機會都是夢寐以求的，麥理浩的政策是他們在苦等了多年之後終於看到的一絲曙光。假若港府沒有推行這些改革，相信現在緬懷過去的只是一小撮在自由放任下的既得利益階層，但真正令到大眾記住英治的，無可否認是「麥理浩時代」所帶來的希望。

香港自1997年泡沫經濟爆破後，在十多年後才回復到先前水平，但卻又靜靜助長了不少社會問題和矛盾。雖然如今新移民數量不復以往，但房屋供應與需求依然明顯脫鈎；也許今天不再有文化大革命的思潮影響，但年輕人對前途一樣感到絕望；甚至經濟模式在數十年間已變化甚多，但我們可以肯定，假如政府尚不制訂有效的對策，那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對政治民生、社會經濟的絕望只會持續下去。

英語中的「政府」一詞「Government」由動詞「govern」而來，語源是拉丁文的「gubernare」，有管理、統治的意思。再溯其源，這個字又來自於希臘文的「kubernan」，最先的意思指在航海時負責操縱船隻方向。換言之，政府作為帶領社會轉變的先驅，自古以來為社會決定發展方向，責無旁貸。在面對重大問題的時候，一個無力的政府往往令人痛心疾首。二戰時期，英國首相邱吉爾就曾形容當時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英國政府為「怪異而弔詭，決心於不決心，堅持於沒有堅持，堅定地漂流，着實地游離，在無能方面全能。」

香港是一個自由市場，表面上這是我們賴以為生的信條。但面對眾多問題，政府並不應只是坐以待斃，必須在自由經濟與社會保障之間找出平衡，創造雙贏。假若現在政府所謂的「適度有為」並不能改善任何問題，那將意味着政府應更積極地制定社會改革的方向和具體措施。特首選戰在即，我們雖然不能投票，但依然衷心希望有一位能帶來希望、領導有方的特首。人是善忘的，假若我們能從現實上找到一份期盼，又何需懷念那些湮遠的往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