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秘】朱元璋屢禁不止　明代僧侶性侵婦女事件為何氾濫?

2017年，Metoo運動襲捲全球，從演藝圈、學術圈一路延燒到宗教界，2018年北京龍泉寺住持釋學誠性侵犯女弟子的醜聞亦掀起許多討論。但其實宗教界的性侵案件在全球並不少見，不時傳出有住持、牧師假借「雙修」、「驅魔」之名行性侵之實。
而回顧中國歷史可以發現，以對婦女管束最多、被視為最「父權」的明代社會也嚴格限制婦女跟僧侶來往，這是政府為了「隔離」古代性侵案的加害者「僧侶」保護婦女的行為。明代家訓常見「婦女不得入寺燒香」、「不可與僧尼來往」等文字，而《大明律》裡也有相關的明文規定，如有違反，將馬上面臨官方取締與社會輿論的批判。
究竟當時佛寺僧尼有何可怕？讓明代政府對婦女到寺院燒香拜佛如此緊張呢？

這一切要從明太祖朱元璋建國之初說起。為了消弭元朝遺留下來的「胡俗」，明太祖朱元璋打算積極振興儒家禮教，並嚴格制定男女有別的社會規範，端正社會風俗。為起到帶頭的作用，便率先對宮中嬪妃、群臣命婦施以禁令，《明太祖實錄》有載洪武三年（1370年）禁令：

上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宮闈之政，至宮嬪女謁私通外臣……施金帛於僧道、或番僧入宮中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禁掖淫瀆褻亂，禮法蕩然，以至於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為令典，俾世守之。

從上述文字可以看到，朱元璋認為，元朝因「宮闈淫亂」導致滅亡，故應嚴加整飭皇室與群臣命婦的人倫秩序。根據學者研究，元朝後宮流行佛教密宗：「性瑜伽」，此為男女交媾的雙修法，可說是讓元朝快速覆亡的原因之一。元順帝時，受資正院使龍蔔的建議，誘引無數婦女入宮，以供君臣淫樂，成書于明朝的《庚申外史》有載：

倚納輩用麗姬為耳目，刺探公卿貴人之命婦，市井臣庶之儷配，擇其善悅男事者，媒入宮中，數入乃出。

當然這段文字不排除帶有漢人對胡俗的偏見，但從明太祖於洪武三年所頒佈的禁令內容，以及對於婦女參與佛教活動的限制、嚴禁僧俗往來的條文，或多或少能拼湊出元末明初社會，性瑜伽更從宮廷走入民間，開始對社會造成影響，亦反映出僧俗男女淫亂的嚴重程度。

明初除了遺留佛教密宗帶來的淫亂風氣外，明代民間社會還有另一個主流佛教派別，其名為「瑜伽教」。瑜伽教的前身為瑜伽行派，是古印度佛教學派之一，其理論于唐代傳入中國，之後流行於兩宋南方民間。

由於瑜伽教多與消災解厄、降魔去邪的經咒有關，後來與中國傳統的巫、道融合，廣泛流行於社會各個階層。由於瑜伽教持「三教（儒、道、佛）原是一家」的理論，因此在中國社會被民眾廣泛接受。瑜伽教經過宋代的漢化、世俗化與通俗化後已非特定的佛教宗派，到了明代依然廣受民眾喜愛，但也成為犯罪的溫床。

試圖透過律令保障婦女的明太祖

從洪武三年的禁令後，明太祖又陸續頒佈多條僧俗相關詔令。明洪武五年（1372年）頒佈詔令：「天下大定，禮儀風俗不可不正。⋯⋯僧道齋醮雜男女、恣飲食，有司嚴治之」。希望以此規範社會大眾，並阻斷僧俗混雜所引起的是非。洪武十五年（1382年）為了有效規範寺僧，甚至將佛教派別加以分類，不過似乎幫助不大。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再次頒佈相關法令，經過多年僧俗依然混雜，出家的僧人依然擁有妻室。來年明太祖以佛寺多隱匿逃軍逃犯，又再次下詔，並印造周知冊好掌握僧人身分行蹤。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又再次頒佈僧俗男女混雜與婦女入寺的相關禁令。

從洪武三年到洪武二十七年，僧俗相關的法令規章逐漸嚴密，一再重申並累加罪責。但這一切也只是顯示出民間社會，並沒有因為嚴苛的律令而讓僧俗混雜的情況有所改善。

朱元璋自己編撰的《欽錄集》裡，寫下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頒佈僧俗相關詔令：

僧，若依朕條例，或居山澤、或守常住、或游諸方，不幹於民、不妄入市村，官民欲求僧以聽經，豈不難哉！如此，則善者慕之，詣所在，焚香禮請，豈不高明者也，行之歲久，佛道大昌

朱元璋認為只要能徹底取締僧俗男女的互動關係，應能減少引發的諸多弊端以及對婦女所造成的傷害，甚至還能以此發揚佛法。

事實上，明太祖的禁令本身並未完全阻斷僧俗男女往來的可能，如洪武年間仍允許經濟能夠自決四處行乞，卻沒有嚴格約束行腳僧（又稱為遊方僧，步行參禪求道之僧人）如何取得食衣住行的供給條例。雖有周知冊能夠查明行腳僧的身分，但也有只要有足夠的路費，僧人便能來去四方、散居各處的法令，反而給予行腳僧極大的行動自由，也讓戴上僧人假面的不法之徒以此躲避法令責任，流竄於街巷寺院之中。

另一方面，明代政府特別對瑜伽教僧尼，立法保護其入俗的合法性，但這等於打開僧俗往來的合法視窗。明代政府一方面不允許僧尼與一般民眾有所交往，卻像是忘記比丘尼也是女性一般，沒有立法禁止僧尼來往、混住。這些未被注意到法律漏洞，成為婦女安全的死角。

從明代官方的記載可得知，在朱元璋之後，明代依然有眾多的僧人引起的犯罪問題。明永樂十年（1412年），明成祖下詔：「今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化。洪武中，僧道不務祖風，及俗人行瑜伽法，稱火居道士者，俱有嚴禁，即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儘管多有嚴加取締，卻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到明武宗正德六年（1441年），朝廷再次下詔：「近年僧道中多有壞亂心術，不務祖風，混同世俗，傷敗風化者。爾都察院即遵洪武舊例，再出榜各處禁約，違者依例罪之」。可以看到僧人混俗之風越發嚴重，不少流民、逃犯扮作游方僧，或入寺院擔任瑜伽教僧、或是到權貴之家擔任門僧，甚至假扮女尼專向女信眾騙財騙色，用僧人身分來掩護所犯的罪行。

縱使明朝政府早已發現當時的社會問題，並為此設立許多相關律法與懲處，但社會流動性極大，很難被法令完全約束與限制。希望透過法令來降低婦女入寺燒香而遭僧人玷污之事，終究也只是朱元璋的理想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