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復歸】亟需經濟民主願景指引出路的台灣

撰文:陳炯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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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當馬雲在中國大陸B站(Bilibili視頻網站)發表的演講《商業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被數以千計的評論攻擊爆棚後,再看看當今的全球社會,令人不禁想問,究竟誰又能肯定自由主義才是人類的唯一解藥?

馬雲的言論,多少帶着資本主義精英對現有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認知。更值得追問的是,究竟是什麼樣的問題,讓此前不久還受到年輕人吹捧的成功企業家遭重摔在地,成為新世代眼中不屑一顧的貪婪資本家?究竟全球有哪些變化隱藏着馬克思幽靈或左翼的重現?自詡為馬列繼承者的中國大陸面臨那些問題?其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從中共的歷史發展過程、以及隔海的台灣社會來看,又該如何解讀左翼迴歸的論述?以上的問題,多維新聞將以「馬克思復歸」為主題,通過系列稿件加以探討。

五四青年節前夕,中國大陸一部旨在年輕人致敬的「後浪」影片,內容雖欲翻轉「一代不如一代」的社會主流敘事,但並未讓年輕人埋單,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就是,影片中所讚揚和述說的後浪故事,並非他們的生活寫照。因為相較於後浪中所聚焦的能擁有人生選擇權,率性而活、恣意揮灑青春的奔湧後浪,絕大多數年輕人普遍是在僱傭勞動的桎梏下過著「996」的生活,為柴米油鹽和住房問題而苦惱、奔波。

此外,日前馬雲在B站「商業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的演說,遭數以千計後浪青年借馬克思對資本的批判思想和話語解構並抨擊。從青年開始質疑社會成功人士的權威與自由主義的話語,左翼思想的復歸,無不反映人們對經濟市場負面影響的不滿,以及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反思。

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中)相當自豪於自己「白手起家」的創業經驗。他比喻自己像是遍地都是的「地瓜」,沒有含着金湯匙,沒有顯赫的家世背景,是靠着努力打拼才有今日的鴻海帝國。(中央社)

台灣前浪「愛拼才會贏」的神話

在海峽對岸的台灣,隨着分配不均帶來的階級分化,在年輕人的世界觀中,也發生類似的轉折,某些在社會具有霸權地位,被高度吹捧、旨在維繫資本宰制關係的若干神話、價值,對當前的年輕人而言,已不再那麼有道理,且備受挑戰和質疑。

一個社會總是會創造一些反映自身價值觀的神話。台灣在戰後資本主義黃金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神話」,就是「黑手變頭家」的故事:一個沒有含着金湯匙出身的製造業工人,在努力打拼下,翻身為小老闆,甚至在往後的日子晉升跨國大企業家,這是1960年至1980年代台灣「經濟奇蹟」的某種例證,也是在特定時空背景下,有機會被實現的某種「台灣夢」。對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而言,這就是他們活生生的生命經驗。

儘管「肯吃苦就會成功」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仍在台灣佔據相當程度的主流地位。不過,當社會客觀情境改變時,人們的主觀意識也將產生變化。因為現實冷酷地指出,在資本集中的規律和趨勢,以及社會時空、產業結構的物換星移,現今勞動者要成為中小企業主的空間已越來越小,台灣也幾乎難再現「第二個郭台銘」。

根據台灣經濟部的統計,現存台灣企業的平均資本額已突破新台幣3,400萬元,而此數額相較於1990年代的400萬元,增加超過八倍之多,顯示要能創業,且成功存活下來的門檻已越來越高。也因此除非有個富爸爸,否則年輕人要靠經年累月打拼的積蓄創業、晉升「上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回顧台灣階級分化、分配不均的趨勢,約莫是自1980年代後期開始,與台灣內部政治民主化進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影響同步。曾經在分配面上「公平成長」的發展模式宣吿終結,如今是「經濟成長,多數人民無感」。歸根結底的原因在於,隨着政治威權的退位下,在政治民主的形式下,社會和經濟的規則,卻是為資本利益所主導,使得資本霸權,成為實質統治台灣的「新皇帝」,也使經濟發展純粹是為盤踞利益結構頂層的政商集團所服務。

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下,也是為何台灣越來越多在1980年代後出生的年輕人,開始不再信服於社會菁英的人生指導和教誨,而「白手起家」、「愛拼就會贏」的某種前浪經驗,聽在他們耳裏,就只是離地的神話,甚至是讓人反感的「幹話」。而身陷低薪困境的他們對於「階級」的認同和權利意識,也普遍要比其父母輩強烈和敏感。

2014年台灣「太陽花」的怒放,背後隱含青年世代對台灣經濟分配不均的不滿。(Getty)

心中有火卻無出路的台灣後浪

在台灣青年的若干對自我和外界的語言表現中,不難發現其中隱含的「階級性」。例如,他們開始形容不漲工資,卻要勞工賣命工作的資本家稱為「慣老闆」;把高房價低工資的生活環境稱為「鬼島」;自嘲為「魯蛇」(Loser),將通常有個富爸爸的社會菁英稱為「人生勝利組」等等。

2014年的太陽花事件,以及2016年至2017年期間一連串反對砍假和《勞動基準法》修惡,指向資本家利潤要素,觸及勞資權力關係的工作日抗爭,可謂是當前青年世代對於社會經濟規則不滿的具體展現。

儘管如此,當前對時局不滿,日益有階級認同感的台灣青年,實際上卻仍未能透過自身的困境,看穿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則,洞察生活貧困化背後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

以太陽花事件來說,青年對於代議民主的失望和政商集團的憤怒情緒,在台灣長年「反共親美」的社會意識下,被導向「反中」、「仇共」,誤以為「兩岸經貿往來越密切,社會貧富差距越懸殊」,將社會不公平的來源指向「中國因素」,卻未仔細思考兩岸和解及經貿整合才是壯大台灣實力的契機,也未能對長期被資本霸權所主導的內政與分配結構進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因此,太陽花的怒放,雖然撼動政治板塊,也讓極少數年輕人積累了政治資本,步上政治的坦途以外,實際上它終究沒能鬆動資本霸權的宰制地位,也未替台灣社會和多數年輕人帶向光明。

2017年時任台灣行政院長的賴清德曾向從事照顧工作的勞工表示,「如果覺得薪水太低,就把工作當成做功德」,引發輿論譁然。(蔡苡柔/多維新聞)

而曾在競選時主張「縮減工時」並承諾「若損及勞工權益,不會砍假」的民進黨,在全面掌權後,很快地就轉身為「資本代言人」,2016年、2017年狹著國會多數優勢,兩度修惡《勞基法》,先是刪減七天假日,後是降低對工時的管制,民進黨的親資表現,曾一度激起許多年輕人的怒火,不滿的情緒在「二修勞基法」時更是遍布網絡社群,官員、政客各種袒護資方的言論被大肆撻伐,在2017年修法前夕的一個夜裏,不滿的星火更彙集在台北市中心,遊行的人潮也短暫的癱瘓交通。

然而,心中有火的年輕人,腳下卻沒有路。在缺乏左翼思想的指引,以及足以彙集、轉化不滿情緒為改革力量的政治聯盟和組織下(如產業工會、強有力的總工會系統、政黨),點點星火終究難成燎原之勢,也在現實政治中無法形成一股不問藍綠,具影響力的進步力量。

此外,從勞權問題難敵選舉操弄下「亡國感逆襲」;而經濟分配問題,總能輕易被空洞的「自由民主」話語給取代,也暴露台灣市民社會左翼力量薄弱下的蒼白和困境。

讓經濟民主願景指引出路

不論是客觀事實或人們的主觀感受,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同意台灣社會和經濟分配越來越不公平,心底也都渴望有所改變。然而,如何改變,並實現一個更為理想和公平正義的社會,將取決於社會大眾對於資本霸權的反思與批判程度。

台灣的「民主化」的進程已明白揭示:只有政治領域的民主,並不能讓社會多數成員同享社會所共創和積累的財富,只是讓「1%所有、1%所治、1%所享」。唯有人們能睜開過去在冷戰「反共」意識形態下被遮蔽的「左眼」,凝聚新的社會發展願景,追求經濟領域的民主,如此人們心中渴望的改變和公平正義,才有望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