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疫情】觀察站：疫情時間線梳理　瞞報還是誤判？

「這場武漢疫情究竟是怎樣發生的？」「12月31日和1月7日究竟發生了什麼？」雖然中國疫情仍然沒有解除，但是陷入巨大悲痛的中國人，開始有了這種反問。他們不理解，經歷過SARS的教訓，花了重金建立的疫情直報系統，專業的醫學專家，為什麼在這一次統統失效了。在12月底到2月這兩個月間，武漢，北京都分別發生了什麼？

日前，中國網絡上流傳着三篇文章試圖對此進行爆料或者解答。一篇是由網絡公號《知識分子》所編寫的《新冠肺炎 值得嚴重關注的2019年12月31日》（該文章已於2月19日刪除）；一篇是香港《明報》2月17日引述京城消息人士的話，認為中國疾控中心和武漢已經及時向衛健委等中央部門及中央領導通報預警，但因臨近中國新年，中央領導人要求有關措施不要影響節日氣氛，防控因此錯失良機。第三篇是在網絡上流傳的，亦同樣引用消息人士的話，但是將矛頭指向武漢、湖北官員和疾控中心，認為他們瞞報誤報，讓中央震怒。

對此，本文將對目前所能公開查到的從2019年12月28日至1月27日時任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採訪，疫情信息開始逐步透明、公開為起止，對於疫情中的關鍵關節進行梳理。

《知識分子》在《新冠肺炎 值得嚴重關注的2019年12月31日》一文編者按中說， 本文試圖提出三個疑問： 1. 中國疾控中心的網絡直報系統或傳染病信息系統，有沒有發揮作用？究竟何時發揮作用？為何多個信源呈現出來的信息是矛盾的？ 2. 2019年12月31日，武漢已經對病人採取隔離措施，但為何未要求醫護人員採取防護措施？即使是外鬆內緊，內緊體現在哪裏？3.2019年12月31日，香港已經開始提醒公眾防護，為何武漢卻沒有提醒公眾防護？

在此基礎上，本文將對圍繞疫情的幾個疑點，諸如究竟是武漢政府和疾控中心瞞報還是中央誤判，疫情發生早期「向誰匯報」等疑點進行分析。

截然相反的「獨家」

《明報》文章2月17日的報道引述京城消息人士的話指，去年12月底，武漢傳出不明原因肺炎後，中國疾控中心隨即介入了解。今年1月初，該中心向中國國家衛健委等中央部門及中央領導通報預警，認為這不明原因肺炎有通過呼吸道傳播的風險，應立即採取行動，包括在公共場所防控等。隨着病例增加，專家分析病毒後認為，該病毒與SARS病毒相似度極高，中央應及早行動。

消息人士指，在1月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前，中國疾控中心的有關報告已上呈中央，並建議立即在公共場所採取緊急防控措施，但因臨近中國新年，中央領導人要求有關措施不要影響節日氣氛，防控因此錯失良機。消息人士還說，包括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等專家，在中央及地方均未對疫情給予高度重視的情況下，採取了包括在國際期刊上發表論文的預警方式。

疫情發生後，包括武漢、湖北及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等部門紛紛推卸責任。消息人士表示，有關專家並非如外界盛傳的那樣未盡責任，而是權力高層決策及基層執行環節都出現嚴重錯判。

同時，網絡上流傳一篇與《明報》報道截然相反的文章，文章同樣指來自北京的消息人士日前透露：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失控是武漢市政府、湖北省及中國國家衛健委等機構的官員與專家昏庸造成的。文章說，有多位一線醫護人員和武漢市衛健委及市政府的一些有良心的官員，通過各種關係私下找到一些內參記者，反映武漢疫情的實際情況。這些內參記者繞過中國國家衛健委、武漢市及湖北省政府，通過內參直接密報北京高層：武漢出現極其嚴重的疫情……疫情必將在全國大規模爆發。

這位消息人士透露，北京高層對武漢、湖北及國家衛健委的做法頗為火大，並表示，中紀委、最高檢等已派出強大的調查組分別進駐武漢及中國國家衛健委，對造成此次疫情失控的責任人進行調查，現在已經有一些官員被軟禁。

結合本文其後對於時間線梳理，儘管目前關於疫情上傳下達的準確信源並不十分確鑿，但是可以確信，武漢政府對於疫情是第一時間知情，中國疾控中心也在相對較早的時間引起了重視。中國國家衛健委和中央也及時做了批覆。但是，環節上的幾乎所有關鍵節點，都未曾想到疫情會爆發的如此迅猛，所有人都「按照流程」做事，但是幾乎所有人都在「兩會」或者「新年」的因素干擾下，掉以輕心，形成了一次幾乎所有人都沒有「明顯過錯」的巨大錯誤。即使歷史重來，結果也難以改變。流程是依託於體制之上的，基本的疫情直報制度中國並不缺乏。但是在危機面前缺乏嗅覺，在面對「新年」、「兩會」等因素干擾時能夠更加準確、有責任感的做出預警、說真話的人沒有出現。這就是為什麼中國輿論對說出「人傳人」的鐘南山受到尊重的原因，但是令人遺憾的，只有一個鐘南山。

向誰報告

很多人好奇，SARS之後，中國花費巨資已經建立了此類感染性疾病的直報系統，為什麼這次失靈了？如果一個地方發生了疫情，理論上當地疾控中心或官員，將會向誰進行匯報？

據《知識分子》2月17日獲得的一份流出的報告顯示，湖北省疾控中心和武漢市疾控中心以及幾個區級的疾控中心早在2019年12月29日就調查武漢市不明肺炎的情況，並形成了報告。假設上述內部流出報告為真，那麼應該匯報給哪些機構？ 根據中國疾控中心官網的《傳染病信息報告管理規範》，各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要及時將疫情分析結果以信息、簡報或報告等形式向上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和同級衛生計生行政部門報告，並反饋到下一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其中提到，「各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發現甲類傳染病和乙類傳染病中的肺炭疽、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等按照甲類管理的傳染病、以及其他傳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暴發等未治癒的傳染病病人或疑似病人離開報告所在地時，應立即報告當地衛生計生行政部門，同時報告上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接到報告的衛生計生行政部門應當以最快的通訊方式向其到達地的衛生計生行政部門通報疫情。」也就是說，當這份報告形成後，武漢市衛健委、武漢市政府、湖北省衛健委和湖北省政府是匯報對象，中國疾控中心也應該是匯報的對象。

但是據中國經濟學家華生2月16日的文章稱，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是在網絡瀏覽信息時得知的不明肺炎信息。那麼問題來了，中國疾控中心是否收到了這份報告？

另根據《經濟觀察報》報道，中國疾控中心在2003年SARS疫情後，建立了一套綜合的監測系統，最先建立起來的是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橫向覆蓋全國，縱向可達鄉鎮醫生衛生院。「只要發現傳染性病例、尤其是不明原因肺炎，醫院都要直接在這套系統上報告病例，包括中國疾控中心在內的各級疾控部門都能第一時間了解情況。」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介紹說。

而據《第一財經》報道，這套系統也設置了針對不明原因肺炎PUE（Pneumonia of Unknown Etiology）的直報。 如果在武漢發生了多例不明原因的肺炎，而且比較集中，楊功煥在接受《經濟觀察報》採訪時表示，按照這個報告體系，中國疾控中心應該會收到相關的報告。她認為，中國疾控中心即使沒有人下去調查，也可以發現武漢出現的情況。「按道理，這個機制下，在這個時候中國疾控中心可能會派人，地方省疾控或者市疾控也有權力派人下去做流行病學調查，確認病情，然後來報告。同時，醫院在這種情況下也應該實施隔離的。」

但是，根據華生的文章，作為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2019年12月30日未收到湖北或武漢任何關於不明原因肺炎的報告，對湖北省、市、區三級疾控中心的這一報告顯然也不知情。 一位業內人士評論說，如果這份省、市、區疾控中心聯合調查組形成的報告沒有報送中國疾控中心，那就是體制的問題，需要改進，不能只報當地政府，而不報中國疾控中心；如果這份報告抄送了中國疾控中心，而中國疾控中心主任自己不知情，那就是中國疾控中心的問題。

沒有執行到位的「內緊外鬆」

第三個令外界存疑的是，這次疫情中，武漢、湖北政府在早期，真的沒有過任何擔心嗎？從目前可查報道來看，把中國政府官員完全視之為「無能」，也是不準確的，在早期應對疫情，中國政府採取了「內緊外鬆」的原則。但是無論是疫情的嚴重程度，還是對於「內緊」的執行上，都完全不到位。

據《三聯生活周刊》報道，武漢的一位醫生將武漢衛生系統初期對新冠肺炎的舉措解讀為 「內緊外鬆」： 「緊」 是及時發現病例，並做了嚴格的隔離和應對； 「鬆」 則是卻沒有大範圍地公告社會，讓大家對疾病提起警惕，也沒有號召大家戴口罩。 內緊外鬆，也可以用來解讀中國疾控中心應對疫情的策略。

馮子健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表示，中國疾控中心從最早開始，就把新冠肺炎當作有高度傳染性的疾病來對待，第一時間採取了密切接觸者管理等措施，但公布信息是「謹慎的」，從開始的「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到「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需要一個過程，因為對疾病的認識有個過程，和病例診斷、實驗室檢測結果逐步用於病人的甄別有關。

然而，根據疫情上報第一人、被記大功張繼先等人接受媒體採訪的內容，儘管武漢市衛健委表示對病人進行隔離治療，但對一線的醫護人員似乎並沒有給出提高防護等級的建議。 在中共武漢市委機關報《長江日報》的報道中，張繼先在2019年12月27日和29日連續報告不明肺炎的情況後，醫院給她的科室批了N95專業防護口罩，但沒有防護服，因此張繼先安排同事在網上訂購了細帆布的白色工作服用作防護，並將這些工作服一直穿到2020年1月20日——鍾南山明確新冠肺炎能夠人傳人。此後，醫院給他們提供了三級防護服。

如果早期中國政府能夠按照「內緊外鬆」的原則執行到位，最起碼不會出現如此之多的醫護人員被感染的情況。

疫情時間線

12月28日：根據《中國新聞週刊》的報道，當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急診科接診了4例和華南海鮮市場有關的發熱病人。

12月29日：《知識分子》2月17日獲得的一份流出的報告顯示，湖北省疾控中心和武漢市疾控中以及幾個區級的疾控中心當日就調查武漢市不明肺炎的情況，並形成了報告。

12月30日：時任武漢書記馬國強在1月31日接受央視採訪時稱，武漢官方在12月30日和31日向中國國家衛健委通報肺炎情況，「才有了國家衛健委派出指導組、專家組，來指導我們做這項工作。」武漢「漢網」刊出題為「『疫』流而上，何不多給武漢市長暖暖心」的文章稱，「早在疫情發生12月，武漢已將相關情況上報國家衛生部門，專家組一行也深入到武漢調研，給出了初步結論，這位市長（周先旺）亦非專業醫學出身，遵從專家的建議又何錯之有？」

這一天，一個叫李文亮的眼科醫生在班級群裏提醒同學—— 「確診了7例SARS」。

同樣在這一天，經濟學家華生披露：「去年12月30日……由於高福有在睡前在網絡上搜索有關傳染病信息的習慣，偶然發現了有關武漢市衛健委內部發出了不明原因肺炎緊急通知的相關傳聞，這讓他大吃一驚。」因為他去年還在政協會上拍着胸脯說，現在有了這個疾病直報系統，像SARS那樣的大疫情不會再發生。所以他隨即打電話給武漢市疾控中心負責人了解情況，在得到肯定的答覆之後，立即問他們案例早已超過三例必報的預警門檻，為什麼這麼多天來從未向網絡系統直報？都這樣的話，國家重金打造的網絡直報系統還有什麼用？」華生說，據知情人透露，從對方含糊的解釋中，高福感到問題不小，自己責任重大，連夜給國家衛健委多名領導分別打電話報警。「據媒體報道，國家衛健委也可算行動迅速，第二天就由分管領導帶領工作組、專家組到達武漢。」華生認為，據這個消息，高福實際上是12月30日武漢幾名醫生在朋友圈發消息提醒的同一天晚上， 「體制內最高級別的報警人」。

這一天，湖北省已經有一份不明肺炎疫情的流調報告出爐。但直到2月17日，報告流出。

12月31日：根據武漢當地媒體的報道，20萬武漢市民和遊客參加了跨年的長江燈光秀。

這一天，世衛組織駐華代表處獲悉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同樣在當天，第一批中國國家衛健委專家組前往武漢，組長是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所長徐建國，成員有北京地壇醫院感染性疾病診療中心首席專家李興旺、中日友好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主任曹彬、金銀潭醫院ICU主任吳文娟等人。

1月2日：中國國家衛健委通知世界衛生組織（WHO）和相關國家地區，中國疾控中心完成基因測序。

根據《中國新聞週刊》的報道，上報了不明肺炎情況的武漢市中心醫院，則在1月2日起，要求醫務人員之間不許公開談及病情，不得通過文字、圖片等可能留存證據的方式談論病情，病情只能在交接班必要的時候口頭提及。於是，該院急診在1月1日起只得要求科室的醫護人員先戴起了N95口罩。 同一天，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內部郵件顯示，接到國家衛健委的電話通知，不得對外透露任何疫情信息。

1月4日：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所長徐建國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表示，從目前看，未發現明顯的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且沒有發生死亡案例，說明病毒威脅水平有限。徐建國還強調，中國的傳染病控制有多年的積累，絕不會出現因為春運發生大擴散的可能性。

1月6日：根據北京衛視節目拍到的疾控中心內部工作截圖顯示：分離到新型冠狀病毒是在1月6日。當天，中國疾控中心啟動二級應急響應。

1月初：香港《明報》2月17日報道，中國疾控中心向國家衛健委等中央部門及中央領導通報預警，認為不明原因肺炎有通過呼吸道傳播風險，應立即採取行動，包括在公共場所防控等。隨病例增加，專家分析病毒後認為，該病毒與SARS病毒相似度極高，中央應及早行動。

1月7日：中國官媒《求是》雜誌在2月15日透露，中共總書記習近平1月7日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香港《明報》2月17日報道，1月7日會議上，中央領導人要求要注意防範，但同時要求不要因此造成恐慌而影響即將到來的黃曆新年節日氣氛。當天，武漢市長周先旺做2020年武漢「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未提及新冠肺炎。

1月8日：中國疾控中心宣布，新型冠狀病毒為此次疫情病原體。同日，第二批中國國家衛健委專家組前往武漢。成員包括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呼吸內科主任王廣發，還有地壇醫院感染二科主任醫師蔣榮猛、北大人民醫院呼吸內科主任高佔成、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原副主任楊維中等。

1月10日：王廣發對新華社稱，目前病人的病情和整體疫情處於可控狀態，大部分患者病情屬於輕到中度。目前也沒有出現參與救治的醫護人員感染情況。

1月12日：湖北省長王曉東作2020年湖北「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未提及新冠肺炎。

1月14日：中國疾控中心專家徐建國告訴《科學》雜誌，疫情可能在下週結束。

1月15日：中國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赴武漢，中國疾控中心的響應升級到最高級別的一級。當天，武漢市衛健委每日報告稱，現有的調查結果表明，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

1月19日：第三批國家衛健委專家組前往武漢調查，包括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和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同日，武漢舉行百步亭「萬家宴」。

1月20日：鍾南山等就武漢新冠肺炎防治情況首度透露，已經證實了有人際傳染和醫務人員感染，他還提到，「圍繞着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人，因為護理等各方面，有14個醫務人員被感染」。同日，國家衛健委發佈公告，宣布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納入乙類傳染病，但按甲類防控。但衛健委強調，當前疫情仍「可防可控」。當日，習近平、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分別對新冠肺炎做出批示。

1月22日：中國官媒2月15日透露，習近平當日（1月22日）明確要求湖北省對人員外流實施全面嚴格管控。

1月23日：武漢封城。

1月25日：習近平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成立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

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在採訪中稱，「披露不及時，這一點大家要理解，因為它是傳染病，傳染病有傳染病防治法，它必須依法披露，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這個信息以後，授權以後，我才能披露。」

誰該負責

通過梳理想去再反思一步，這場疫情的發生，究竟是誰該負責？遲緩的武漢官員，早期說「不會明顯人傳人」的疾控中心專家，還是真的對疫情有誤判的中央？似乎所有人都錯了。從目前的報道綜合的信息來看，武漢地方官員在12月疫情發生初期，沒有瞞報，但也只是按照流程上報。他們擔心影響兩會氣氛防疫遲緩不力，打壓醫護人員所謂「謠言」。衛健委和疾控中心預警不足，第一批疾控中心專家在已經做出「人傳人」判斷並在海外發表論文的同時，在國內新聞發佈會上公然宣傳「未明顯人傳人」，無論怎樣開脱都有違基本道德。中央1月7日收到預警，但同時沒有引起重視，把疫情防控不利完全歸咎於下層官員。

如果可以重來一次，中國政府能夠避免錯誤嗎？答案是肯定的，中國政府會吸取經驗，有人負責。亦或者答案將更令人失望，整個過程似乎沒有人「犯錯」，武漢按時上報，疾控中心也及時出動，中央也在1月7日做了提醒，他們都按照「流程」和「官場潛文化」在做事。但是所有人的做法又共同將這次疫情推向了一個巨大悲劇的境地，即使重來一次，所有的流程仍然會按部就班的重新上演，疫情仍然將會爆發。這才是一個沒有邁進現代化的國家體制，沒有有現代化能力和歷史責任感的官員的官場，最令人寒心之處，也再度用一個巨大的悲劇教訓了中國人，一個更加現代化的國家體系，和擁有着真正現代化思維的官員，是多麼迫切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