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場：「從不投反對票」的申紀蘭該鬆綁了

去世以後能讓中國輿論出現一波集中討論其生平、貢獻、影響的農民，即便把未來一段時間也算上，恐怕也只有申紀蘭了。

曾連續擔任13屆中國人大代表的申紀蘭6月28日凌晨去世，享年91歲，她的遺體吿別儀式6月30日在山西長治殯儀館舉行。而就在今年5月底，她還赴北京參加2020年中國「兩會」。

這位被大陸官媒稱為「見證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誕生與成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常青樹』、『活化石』」的農村女性身上有太多的故事，漫長的人生經歷讓她有「機會」經歷複雜的歷史評價。

網絡上有漫畫家創作了「高舉的手」的畫面，這個典故來自於申紀蘭那句「我從來不投反對票」，「只會舉手」是近年來中國民間諷喻申紀蘭政治立場的基本配置。這一點也是以往西方媒體攻擊中國「不民主」的證據之一，只不過時至今日西方觀察者似乎已經忘記了這個標靶，大多在報道申紀蘭去世的消息後便再無聲息。

大陸官媒則保持了幾十年如一日的正面宣傳，細數她推動「男女同工同酬」寫入中國憲法，在66年的中國人大代表生涯中提出的各種關乎「三農」、教育、交通、水利建設的議案，在「引黃入晉」、太舊高速、山西老工業基地改造等大工程上發揮影響力，當了10年廳級幹部後一直到死都是「每月只領取50元的補貼，沒給自己和子女辦過任何私事」，以及在諸多村辦企業擔任董事長但「既無股份，也不領工資，沒從村辦企業中拿一分錢」等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官媒的報道與大陸社交媒體上為數不少的對申紀蘭的正面評價形成了共振——這在2010年左右是不可想象的，當時即使有為申紀蘭辯護的聲音，也會立即被批評聲淹沒。一家南方城市的官媒在評論中極富針對性的表示，申紀蘭一直遭遇「標籤化之痛」，一些人談及申紀蘭「往往帶有某些偏見」。「我們應吿別一個被臉譜化的申紀蘭，記住一個豐富的申紀蘭。」

可見兩種評價申紀蘭的思路有相當的不可調和性。不過有觀點認為，對立的雙方無非是將申紀蘭「放在各自信守的模板中，各說各話」。

申紀蘭的一生被宣傳的需求包圍，經歷了所有的宣傳寫法，她的人生大部分時光被國家宣傳機器賦予歷史典型意義的高大上形象，80歲以後又經歷了大眾輿論的反叛與攻訐。歌頌她的人說她被標籤化，但被反對者貼上標籤之前，她何嘗不是早已成為中國政治中一個符號式的存在。她的公共形象，包括構建她形象的驅動力、塑造的手法模式、所使用的宣傳機器與大眾媒體類型、如何誤打誤撞地契合了大歷史語境、前後兩種公開形象的評價撕裂等，都是「特別有意思」的事情，但同時又不可避免地讓人遭遇某種言說障礙。

從這種意義上講，申紀蘭去世是一個頗具時代感的事件。中國媒體對申紀蘭的解讀一直沒有停止過，曾經的解讀已經無限接近申紀蘭自己所能坦露心聲的最大限度，無限接近周圍人所能談論申紀蘭的最大限度，無限接近申紀蘭家庭內部微妙關係所能曝光的最大限度。如今斯人已逝，回看她人生的起起落落，尤其是在她被不同的政治取向符號化的過程中，還是可以窺見中國變遷的一個切面——對申紀蘭的解讀，仍然值得再多加一次。

申紀蘭的故事離不開她在山西平順縣西溝村的老上級李順達。李順達亦是被「歷史選中的人」，1938年即被中共地下黨組織發展為黨員，1940年在減租減息運動中，成為太行山區第一批成功鬧減租的積極分子，從此在中共的宣傳中經歷了從「勞動致富英雄」、抗戰時期「互助組典型」到1954年後「人民公社樣板」的三級跳。直到1962年同屬山西省的昔陽縣大寨村及其標誌性人物陳永貴成為新的人民公社模範之前，李順達「一直是中國最紅的農民」：他曾三次被毛澤東接見，其中一次還留下了毛澤東親自站起來給他敬酒的「名場面」。

而申紀蘭被選中，被不少大陸知識分子看成是「組織安排與搭配的結果」。申紀蘭與李順達，以及後來的郭鳳蓮與陳永貴，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中共打造的「宣傳共同體」。

作為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左翼執政黨，中共不僅要在政權上「解放全中國」，更要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人民群眾走進「新社會」。於是從1950年開始，作為中共領導下最重要的群眾性團體組織之一，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簡稱「婦聯」）開始把發動農村女性參與農業勞動作為工作重心，甚至下達了任務和動員比例，比如一半女性要下地勞動。

在「男女平等」被提升至「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高度的背景下，中國上下一片都是「男人能幹的女人也能幹」的口號，宣傳畫裏的女性都有着濃眉大眼、胳膊粗壯的外觀。可農活兒屬於重體力勞動，農村自古以來的分工就是「男人下地女人紡紗」，能夠跟的上男性的勞動強度並動員其他女性的，自然都是年輕姑娘，比如晚於申紀蘭被推出的郭鳳蓮，她在擔任大寨鐵姑娘隊隊長時只有16歲。申紀蘭1951年在西溝村成立生產合作社時就是李順達的副手，她在村裏為女性勞動者爭取與男性勞動者以同等標準「記工分」的事迹被《人民日報》記者發掘，成了男女同工同酬的重要推動者。

申紀蘭或許就是中國數以億計農民中最勤奮的那一類，幹農活時衝在最前頭，然後被捲入了時代的洪流中。她在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是農民中的先鋒，哪怕改革開放後西溝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跌至谷底」，她依然是中共在「三農」領域方針政策的代表人物。

在半個多世紀的光輝形象之後，2009年，也就是申紀蘭80歲那一年，成為「申紀蘭形象的分水嶺」。在那之後，申紀蘭的輿論形象變得與此前幾十年截然相反。

這個時間點，也與中國從傳統媒體向大眾媒體轉型的節點暗合。在2009年之前，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官媒黨報承擔了塑造申紀蘭形象的任務，她的所有榮譽都與「半邊天」這個宣傳形象有關，這是她的高光階段，「儘管有不足為外人道的重重心事」。

而2009年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可以讓申紀蘭半個多世紀的形象出現反轉，有分析人士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一是2009年是中國大陸市場化運營媒體最成熟的年份，儘管其屬性不可能脱離「官媒」，但鋒芒已滲透到行業每一個角落，並自然地延伸到對中國最重要的政治生活之一「兩會」的報道中；二是中國「兩會」上一些「明星代表」開始表現活躍，主動爭取鎂光燈，如此一來代表與代表之間體現出的不同個性與公共性，讓人們有了進行相互比較的空間；三是新浪微博等社交媒體發軔，且尚處於幾乎沒有管束的自由狀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大部分市場化運營的媒體，其從業主力都是「自由派」。微博上更不用說，受人追捧的意見領袖幾乎是清一色的自由派。也就是說，拋開已經被民眾當作「看看就好」的官方宣傳，整個中國輿論場事實上基本掌握在自由主義者手中。在一些研究社會思潮的學者看來，這與2008年出現的「零八憲章」不無關係，自由派中的一些人似乎在做着「最後一搏」。

而自由派中的另一些人則尋找一切可以普及「常識」的機會，重新解讀歷史、解構官方樹立的符號無疑是最便捷的方式。也就是說，申紀蘭「即使是暢銷半個世紀的老典型，也不得不跌入時代的輿論洪流中」。從這一年開始，以前始終被宣傳機器保護周全的申紀蘭，要以80歲高齡第一次面對市場化媒體的直率提問。將提給那些活躍的明星代表的問題提給明顯已經不是一個時代的申紀蘭，在當時不會被看成是一個問題，無論中國大內媒體還是中國人大機構，都服膺於這種媒介環境。「人們眼睜睜地看着農民申紀蘭掉進了輿論旋渦。」

目前流傳的對申紀蘭不利的話，都來自於2009年及其之後的兩三年，尤其是「我從來不投反對票」，成為此後縈繞在申紀蘭形象上的魔咒。從某種程度上講，「記者是將制度性的負累甩給了申紀蘭，通過看她笨拙地應對，來獲得新聞點，併為旁觀者攫取某種批判的快感。」這是屬於當時的政治正確，一如今天美國BLM（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要推倒雕像。

近十年來，兩種截然不同的輿論形象形成的張力，一直在撕扯着申紀蘭。在她80歲之前，主要的時間都沐浴在正面典型的光榮中，哪怕她自知不能勝任，但仍然承擔起被賦予的角色。時代的斗轉星移之間，她或許知道自己無從走出侷限，但也依然用實際的、很多時候並不那麼有經濟價值的埋頭苦幹（她為西溝村爭取來了很多資源，但西溝村始終未能脱貧），以便讓自己配得上這個形象，更何況她的私德近乎於無可挑剔。這個時候，中國人大代表的身份與她的奮鬥是相輔相成的，即便對申紀蘭持批評態度的人也很難否認這一點。

而在申紀蘭的另一種公眾形象中，她被抽象化了，被認定是一種扁平的人物，不再有任何在地的實在感。她的生活、她的勞動、她離不開的西溝村，都被工具化了。她的歷史與處境被有意無意的漠視，用來當作批判另一個標靶的武器。這個特定的批判指向，不能說與申紀蘭沒有關係，但又與申紀蘭有多大的關係呢？

也有觀點指出，2009年之後，《南方人物周刊》和《南方週末》在「掙脱彼時輿論風氣」上有過努力，它們的報道將申紀蘭當作一個人而不是一件工具來書寫，可以公開報道的內容在努力拓展關於申紀蘭的信息量，而那些「不可以明說、只能意會的部分則隱約帶出申紀蘭的命運感。」

近幾年來，申紀蘭在中國輿論場中的形象大體保持在「批判的武器」狀態，但中國的媒體生態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共對輿論管控尺度大幅收緊，市場化媒體「沉沙折戟，早已變得不堪」。輿論主體大浪淘沙，社交媒體大V要麼改行要麼隱去，就連中國「兩會」的社會議題設置也回到了不越雷池一步的舊貌。而自由派們更是連以群體出現的能量都不再有。

申紀蘭去世後，那些被壓制了十年之久的支持者聲音在互聯網上有所顯露。而據內媒「澎湃新聞」報道，在申紀蘭的遺體吿別現場，前來弔唁的人中既有申紀蘭的親朋好友，也有來自其所在的平順縣西溝村村民，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陌生人。這說明申紀蘭曾經的歷史形象並未被自由派塗抹殆盡，這些聲音只是在幾年前被淹沒了而已。

在新近褒揚申紀蘭的聲音中，有一部分來自於支持女權的人士，其依據不僅有「男女同工同酬」，還包括申紀蘭曾經作為中國婦女代表團成員，到丹麥參加過世界級婦女會議。

這顯然又是一種時代語境的錯位。申紀蘭爭取的「男女同工同酬」絕非沒有意義，中國作家馮驥才就稱此舉對中國政策影響很大，更重要的是影響了一代中國人的婦女觀念，讓婦女真正普遍地從「三從四德」的封建枷鎖中走出來。

但除了形而上的價值外，其實際作用也只停留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媒體人黃章晉指出，1982年，農村土地重新分配給每個家庭後，大部分女性重新回到了家裏，農活兒只需要丈夫一人幹就能讓全家吃飽。人民公社時期是生產隊將薪酬發給每一個參與勞動的農民個體，包產到戶後，「男女同工同酬」自然就不再是個問題。今天的女權主義者把申紀蘭搬出來，無異於「關公戰秦瓊」。

像申紀蘭這樣的勞模形象，或許更接近於中國作家閻連科的新書《她們》中所提出的「第三性」，指的是女性作為「社會勞動者」身上存在的「他性」。這是一種由生活、文化、稟性、和環境，尤其是時代、國家和意識形態所賦予她們的與生俱來的身體上的男人氣，使她們既承擔着女人「應該」承受的一切（懷孕、生兒育女、繁瑣的家務等），又必須在相當程度上承擔着「男人」的責任和義務（比如干農活兒等重體力勞動）。女性在接受「第三性」的注入和改變時，往往帶有「能夠不這樣，卻又不能不這樣」的「自覺」和「自願」，從而使「第三性」最終成為中國鄉村女性獨有的特質。

在這個意義上，申紀蘭作為在觀念上推動男女平等的先行者，同時也恰恰是需要平權的對象。

何況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為我們貢獻了一條屢試不爽的理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表明，女性觀念得以萌發的基礎是較高程度的城市化。申紀蘭的「男女同工同酬」在思想觀念上的確為女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打了前站，但真正讓中國女性擁有與男性談論平權的底氣，還是改革開放後飛速的城市化發展以及城市空間軟硬件的不斷現代化。

所以用不着給申紀蘭再多加一條她擔不起的讚美。

「不是西溝離不開我，是我離不開西溝，離不開勞動。我的根在農村，我只是一名農民。」這兩句申紀蘭的真心話，應該最適合作她的墓誌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