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犯罪懸疑電影《私家偵探》，由鄭保瑞監製，李子俊及周汶儒聯合執導，古天樂、周秀娜、劉冠廷、黃浩然、楊偲泳等主演，劇情講述私家偵探歐陽偉業（古天樂　飾）受委託調查一宗離奇的出軌事件，竟被牽扯進一宗連環兇殺案之中！早前《私家偵探》導演李子俊、周汶儒接受《香港01》專訪，分享電影創作原點、赴馬來西亞拍攝點滴，以及在內地香港與馬來西亞三地市場之間創作的平衡。

李子俊與周汶儒導演接受專訪期間，談到《私家偵探》的創作原點時，周汶儒透露認識李子俊時，劇本僅為槪念階段：「這個故事早於2017年認識子俊導演時開始醞釀，其實一直以來都希望寫私家偵探的故事，題材在中外電影一度非常盛行。當時警匪題材電影最容易促成開拍，但我覺得不如不要再拍警察捉賊，而私家偵探沒有離開警匪題材模式，卻又能夠從新角度出發。」周汶儒笑言傾談之下發現李子俊導演曾經入行擔任私家偵探，因此一同發掘題材。

李子俊導演分享到入行電影業前，初初踏入社會時尋找工作的經歷：「十八九歲時曾經入行做私家偵探，當時打開報紙尋找工作，看到請私家偵探、覺得有型、又沒有做過，於是膽粗粗去見工。我做私家偵探的年代，還是要在手提包裡放一部錄影機、挖穿一個孔進行偷拍，其實偷拍時也不知道有沒有錄影！還記得曾經跟隨追蹤對象上巴士，偷拍期間無意中睡著了，回到偵探社時發現沒有拍攝到多少片段！有許多這類經歷。」李子俊導演表示時移世易，現今做私家偵探查案手法與工具均與時並進，正如劇情中查案橋段，憑電話號碼已經能查獲不少資料，因此撰寫劇本期間亦進行不少資料搜集。

李子俊、周汶儒導演遠赴馬來西亞拍攝《私家偵探》，但表示起初電影曾以香港為地域語境開發，李子俊表示：「我們撰寫第一稿時，嘗試以香港作為語境開拍，甚至第二稿曾經考慮到日本、澳洲拍攝，但最後選擇在馬來西亞拍攝，其一與獲得當地資金有關；其二與老闆希望嘗試將故事放到馬來西亞，得出甚麼化學作用有關。」至於為適應馬來西亞語境作出的調整，李子俊則透露：「其實在人物設定、生活細節及社會氛圍之間都需要進行許多調整。」周汶儒兼任編劇，亦補充指：「我覺得類型電影有一種好處，不論在荷里活、日本電影都共同存在，擁有全球化元素，觀眾不會看不明白。至於地域轉換下更具體的調整，亦包括所有服裝、道具，需要符合該地文化。」

論到馬來西亞的在地元素，周汶儒坦言創作上未有刻意突出地域界限：「其實我們在電影中沒有提及身處於馬來西亞中，曾經有演員詢問關於以地道馬來西亞粵語演繹的需要，我們亦覺得沒有必要，有一種刻意架空、抽離，只當作一個普通東南亞城市進行處理。」但李子俊則笑指：「當然浩然的角色有一兩句馬來西亞特色的對白。」周汶儒亦透露：「因為他自己非常渴望這樣演繹。」對於黃浩然的意向，李子俊表示劇情設定容許一定程度的地道語言元素：「兼且他的角色擁有喜劇元素，因此具有演繹空間。」

《私家偵探》滙聚內地、香港與馬來西亞資金籌組拍攝，對於三地市場差異的考慮，周汶儒表示：「其實我們只有一種考慮，就是不希望完整地將香港演員搬到馬來西亞拍戲，結果只會變成純港產片。我們刻意讓演員班底具『聯合國』特色，在香港與馬來西亞演員以外，非常希望找一位其他地方的演員，最後選上香港觀眾較不熟悉的劉冠廷。」

香港電影業曾於八九十年代流行製作「埠片」，用以供給海外某地市場觀看港產片的需求，李子俊表示《私家偵探》絕非埠片或合拍片，然而亦認為在香港電影業冰河期中，各種可能性均在考慮之中：「我覺得任何形式都可行，只視乎劇本。如果劇本好，無論在任何地方拍攝均會有香港味道。」周汶儒入行成為編劇多年，擁有在兩岸三地創作的經驗，他透露：「本身我一直有為台灣導演、內地導演撰寫劇本，對我而言反而覺得任何地方都一樣。」

談到同時在內地與台灣創作，周汶儒分享兩岸對電影創作要求的規限與空間：「內地規條較嚴謹，電影作為娛樂產品以外，具有一定程度的教育意義，因此大銀幕作為擂台或舞台，具有一定規則、包括需要通過審批與要求。或許有人會認為到內地進行電影創作會辛苦、沒有創意或發揮空間，我個人並不認同，因為在規條上其實公平、一視同仁，只須要考慮如何在該規定框架下發揮創意、講自己的故事。」至於近年電影再次百花齊放的台灣，周汶儒則談到在自由外仍具有兩項障礙：「台灣相對寬鬆自由，然而坦白說報酬與受眾較少，但亦有另一番樂趣在當中。」笑言在兩岸三地創作趣味並不一樣，對香港電影則仍然最為鍾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