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婉穎Mimi Tang:從九龍城寨到Kering亞太區掌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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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內人都知道鄧婉穎(Mimi Tang)這名字。假如你不認識她,讓我先寫一點她的威水史:1970年由基層售貨員做起,2012年獲《福布斯》選為全球時尚界25位最具影響力華人之一,2014年離開Kering集團,時任亞太區行政總裁,管理旗下品牌包括Gucci、Bottega Veneta和Yves Saint Laurent等。

鄧婉穎於《風格女子》一書中暢談她45年時裝零售業經驗。

少年得志到瞞著家人失業

如今怎樣看來都是一位事業有成的女強人,她卻形容自己年少時只是個讀書不成的白日夢女孩,「我在九龍城寨長大,那是三不管的惡劣地帶,如七十二家房客般的環境,所以我自小希望賺多些錢,改善生活。我讀書成績很差,不是考H便是G。我常說笑,因為讀書時代甚麼都沒放進腦,所以出來工作後反而有很多記憶空間。第一份工是1970年在機場免稅店當售貨員,雖然我當時英文不好,但客人以日本人居多,我反而學會用日文去招呼客人。當售貨員,只要勤力,生意便會好,我很快成為店內top sales,兩年後升了做主管,我問經理為何會升店內最年輕、僅19歲的我,他說原因是我肯做、可靠又不會埋怨。為甚麼要埋怨呢?好又一餐不好又一餐,無論如何都已經比原先環境好。」這份工她一做15年,之後她加入Joyce跟隨時裝女王Joyce Ma工作10年,獲益良多,加深了對高級時裝市場的認識。

1996年她加盟HPL-21擔任行政副總裁,由零開始建立亞洲市場,代理Donna Karan、DKNY和Armani Exchange等國際品牌,首兩年生意很好,可惜之後遇上她事業一大低潮。「1998年,亞太區經濟不景,生意不理想,公司要重整架構,一直辭退員工,直到辭了公司三份一同事,我跟新加坡老闆說,我給你一個名字,之後你不要再問我取10個名字了,他很愕然,我後來跟他說:『我的手上有別人的名字,我的名字也可能在別人手裡。』這份工我做了三年,是我做過最短的一份。當時我已工作了28年,沒有感到徬徨,不用擔心財政,但心態上很難過渡,我由本來很忙碌,到要瞞著家裏我失業了,每天外出10小時假裝上班,這是我最吃力的人生經歷。沒有事情是沒有遺憾的,只能說焉知非福,那時我開始不想再替亞洲人打工,幸運地期間有很多面試機會,當中包括Gucci。」

公司一直辭退員工,我跟老闆說,我給你一個名字,之後你不要再問我取10個名字了。我由本來很忙碌,到要瞞著家裏我失業了,每天外出10小時假裝上班,這是我最吃力的人生經歷。

於Gucci工作16年半後,Mimi認為是時候功成身退。

16年半後從Gucci功成身退

「Gucci聯絡我說要聘請我,但那時我已答應加入一家本地公司,所以拒絕了其邀請,但品牌給我時間再三考慮,最終我才改選了Gucci這個國際品牌。由1998年至2014年底,我在Gucci一共工作了16年半,是我四份工當中最長的一份。」隨亞太區市場發展,她由最初Gucci一個品牌的中國及香港董事總經理,到離職時已是Kering集團亞太區行政總裁,可以說是時勢造英雄,但她本人的努力亦不容抹殺。「我只睡六小時,即使出差也不會有時差問題,因為我以前要負責14個地區的生意,又要去歐洲買貨和開會,最忙的日子有七成時間在出差,甚至試過去倫敦開會都是早機到,同日晚機返。相比別人工作45年,我可能多做了三份一事情。」

我問自己,難道真的要病的時候才停下來?現在也許是時候知難而退,兼功成身退。

眼前的她仍充滿活力,甚麼促使她退下來?「最初加入公司時,我只管理Gucci一個品牌,後來變成Gucci集團,之後PPR即現時的Kering集團入股,但初時只是投資者,沒有參與營運,至後來PPR把Gucci集團也取消了,由Mr. Pinault直接管轄,我們開設了Kering Asia Division而我是Head of Division,我不用再直接管理品牌和賺蝕,那幾年對我來說是不同的學習,比較輕鬆,但又覺得失去了做零售的動力。與此同時,我家裏的助手病了,醫生原本說她可以多活一年,後來她活多了四年。我問自己,難道真的要病的時候才停下來?疾病不分年紀,不知道甚麼時候會來,又或者遇上甚麼意外,這些都是不能控制的,令我不禁思索是否要改變人生。」

「我慶幸能把公司品牌如Gucci與Yves Saint Laurent,在知名度不高的時候推廣到中國,我自己有進步,也不能再求甚麼,這是長江後浪推前浪,有新的外國管理層來,我覺得沒必要跟30多歲的鬼佬比較,因為大家思維不同,他們從外國來可能只逗留五年,所以十分拼搏,只看短線。中國人比較念舊,我在人事管理方面是以人為主,不是以數字為主。現在也許是時候知難而退,兼功成身退。」

Mimi偏好經典風格,喜歡以簡單配飾點綴一身黑衣裳。

笑看時尚風雲

45年間,Mimi由基層前線售貨員升至運籌帷幄的亞太區統帥,經歷過起起跌跌的經濟周期,她認為時裝零售業現時面對的最大困難是甚麼?「近十年來最大的改變是消費者習慣,他們不會在名店購物,起碼一般人不會,即使有錢人也會格價、代購、網購。客人在名店買東西只是偶爾的衝動消費,覺得你服務好,或者那是只能在該店買到的。那時我會跟店裡的同事說,即使客人試完貨後選擇上網買,仍要多謝他們支持品牌。另一大改變是付款方式,以前中國只有人民幣,難有信用卡,很難才有了銀聯,銀聯又很難才獲世界公認,如今去到哪裡銀聯反而有折扣,整個體系都不同了。內地人如今不帶銀包,無論是搭的士還是在酒店大堂叫外賣,都只需要『拍一拍』。體系令人更易花錢,中國的效率在這十年間變得比任何國家都快,其他人即使不習慣都不得不去迎合。」

時裝潮流的轉變也影響行業生態,「如今的風氣是你不一定要拿Birkin或Kelly bag,即使是穿對波鞋都可,所以高跟鞋市場即時停了,尤其是十厘米高跟那些,每個品牌都要做波鞋,連曾經低潮的Puma都翻生,找劉雯拍廣告,推出ribbon波鞋,只要有一個key item便能重生。奢侈品可以配搭街頭便服,但同時A&F卻幾乎破產,他們最先做網購,現時居然要賣盤,關鍵在於如何持續發展零售市場、改變的靈活度和速度、適應新環境,也要講時機,例如Forever 21與A&F在香港租舖時適逢租金最貴的時候,Victoria’s Secret現在租同一個地方可能平一半。」

現在許多品牌在短時間內轉變許多事。高層與設計師不停在換,有些CEO只做五年、三年,甚至一年已被『郁咗』。

市場改變使品牌也要隨之應變,她侃侃而談:「以前Mr. Armani可以維持很多年,現在許多品牌在短時間內轉變許多事。每個品牌都面對循環,有高有低,例如Yves Saint Laurent的『Yves』便減了又加回來。高層與設計師不停在換,有些CEO只做五年、三年,甚至一年已被『郁咗』。Bottega Veneta在三年半內換了三位CEO;有人問我如何看Hugo Boss換新CEO,我說我不宜評論;Gucci換了設計師和CEO,我很高興品牌能獲得成功;Versace也換CEO與設計師;Burberry以前由一位美國女士當CEO,後來由設計師身兼兩職,現在又要找人當CEO;Coach最近則購入Kate Spade……作為局外人去看,心情很輕鬆,很有趣。」

雖自稱局外人,她仍心繫零售業,例如提起fast fashion,她說她也會去Zara和H&M,主要原因是想試他們的服務,然後又分享及大讚她在利舞臺Muji和時代廣場馬莎的購物體驗。「即使脫離了行業,我仍真心希望服務業可以做得更好。」她又寄語年輕人要懂得接受失敗,最緊要是重新站起來,「大陸機會的確較多,但如今香港人怨氣太重,未能改善自己情況,只會令自己更不開心,與其問別人為何過得好,不如去想自己還可以改善甚麼。你見我如今生活環境不錯,但我住得細時你不知,也許你不用45年,只要20年便能有更好的成長。」

Mimi近來繪畫的得意之作。

說來雲淡風輕,但她這些年來也有所失去,「作為事業女性,你不能贏得一切,必定有輸,像我便輸了婚姻,但沒辦法,以前要身兼數職,當好媽媽、好媳婦、好主管和好自己。人不可能沒有自我,你的身邊人要明白這點,她未必想當女強人,只是環境讓她前進,否則家庭的生活水平便不能改善,但當你去到高位時,家人又覺得你可能有所忽略。」

曾經有所失去,她如今更珍惜所有,提到四個孫便笑不攏嘴,睡房都是給他們玩樂的空間,另外又闢了一角擺放她近來迷上的曼陀羅圖畫,「我以前不會畫畫的,現在則可以花上數小時去畫。當錢不是我的動力時,我可以做更多我認為富意義的事。我參與慈善工作多年,無論是在舊公司的基金會還是以個人身分。我不算富有,但算捨得捐,多是與教育相關的項目。我小時候家裏很窮,一直都想改善生活,所以現在想助人脫貧,也許幫得不多,但你有心、有行動,總好過甚麼都不做。兩年前我去非洲探訪了肯尼亞兩間學校,之後開始供三個女孩讀中學,因為當地女性一般沒有教育機會,最多只讀到小學畢業。」她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穎語」,「穎」取自她的名字,「語」是指用語言跟人分享她的慈善心得和事業經驗。「我的公司不是以NGO形式去做,因為沒需要,我也不會說自己做charity,而是分享模式的『sharity』。」

作為事業女性,你不能贏得一切,必定有輸,像我便輸了婚姻,但沒辦法,以前要身兼數職,當好媽媽、好媳婦、好主管和好自己。

Mimi示範如何換頂帽、襯對耳環,便變化出不同造型。

穿衣要適合個人風格

在時尚圈打滾多年,而且更是高級時裝集團的高層,穿衣打扮必然講究。「我最重視的,是服裝是否適合我,而不是款式時尚與否,也不會因為品牌而買一件衣服,因為穿衣之道是我著衫而不是衫著我。我偏好經典易穿的款式,許多時都穿上全黑,冬天出門一定帶黑色茄士咩樽領衫、黑色開胸毛衣和黑褲,再配搭彩色的帽及頸巾。我知道自己能駕馭紅、彩藍和綠色的鮮色,而不會穿令我看來暗沉的米色及中性色調。」

「我也喜歡穿斗篷,因為可遮掩我的下半身,若我的腿很美,一定會突出雙腿,所有人都應了解自己的長處。」若要用一件衣服代表自己,她會選一件Yves Saint Laurent黑色斗篷,「那件斗篷的衣料很好,多年後都可以繼續穿。我買一件東西,是因為它有長時間的價值,別人可能會嫌衣服過季,我卻會經常以不同飾物配搭再穿。」

我保存了不少signature piece,如1980年代的Romeo Gigli服裝,雖然現在穿不下,但仍是一個回憶,代表那個人生階段。

她從衣帽間拿出幾件衣服如數家珍,每件看來都十分簇新,但原來全都有著相當歷史,當中一件Tom Ford年代的Yves Saint Laurent獸紋外套,在她口中已是「較新」的一件(Tom Ford於1999至2004年間任職品牌),另外還有一件保存了接近30年的Giorgio Armani外套,她笑說:「不過那時我穿36碼,如今要穿46碼。另外我還保存了不少signature piece,如1980年代的Romeo Gigli服裝,雖然現在穿不下,但仍是一個回憶,代表那個人生階段。我希望購物是一種emotional buying,是有意思的。」她又試穿了一件Bottega Veneta黑色外套,「這件已經買了八、九年,原本在店裡賣不出去,因為又長又闊又挺身,但卻很適合我。以往我要代表品牌,現在退下來則可以穿得簡單隨意些。我大概不會再買國際品牌服裝,因為沒有需要,衣櫥裡的已經夠好。」不求擁有最新、最多,更在乎是否適合當下的自己,能否符合長遠需要,相信正是Mimi管理衣櫥、公司以至人生的態度。

攝影:Michelle Wong

Mimi收藏了不同款式和顏色的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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