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運動50周年】一個體育館一部電視 如何觸發美國最激學運?

撰文:黃珮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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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回到50年前的春天,倘若你身處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大概會有學生向你遞上一張寫有「有偷竊案發生」的傳單。仔細一看,傳單所指的盜賊並非撬開儲物櫃偷東西的壞學生,而是哥倫比亞大學校方;被盜走的也不是錢包或黑膠唱碟,而是紐約哈林區(Harlem)的公共空間。
這些滿腔熱血、自發派傳單的學生,還不知道自己將改寫美國學運史。那年春天爆發的校園示威中,學生佔領了五幢建築,院長一度遭禁錮。後來,防暴警察暴力清場,約720名學生被捕,成為美國學運史上最激烈的一幕。示威雖落幕,但哥大學生點燃的革命之火不單沒有熄滅,還一直傳揚開去,在全國各地形成一股反戰、反種族歧視、反性別主義、反權威的風潮,使該年成為美國近代史上最動盪沸騰的一年。正如參與這場學運的著名作家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形容,1968年發生的事,儼如一座「革命火山在猛烈噴發」。
(此為《六八運動50周年》專題報道之四)

Spurlock-Evans當年有份佔領哥倫比亞大學的漢密爾頓樓,抗議校方在黑人社區興建「種族隔離」的體育館。(Trinity College網頁圖片)

「我不打算隱瞞,當年我到漢密爾頓樓(Hamilton Hall)是為了看R&B樂隊Soul Syndicate的演出,聽他們邊彈着低音結他,邊唱《Ooo Baby Baby》。」當年參與佔領教學大樓的黑人女學生Karla Spurlock-Evans,如今已經69歲,但對這一切記憶猶新。她接受《香港01》訪問時坦言,當年是誤打誤撞才成為了學運一份子:「那天(4月23日)黃昏時分,我到達漢密爾頓樓,大堂逼滿了學生,而且大家都表現得振奮激昂,不過當時並沒有樂隊演出。我看到每個角落都有學生就地而坐,我意識到他們正在抗議靜坐。我雖不是社運人士,但我明白同學們正在爭取些什麼,於是加入了。」

這場被譽為啟蒙無數美國人的學生運動,始於漢密爾頓樓的佔領行動。學生爭取的到底是什麼?那要由一個體育館說起。1968年2月,哥倫比亞大學準備在校園外哈林區的晨邊公園(Morningside Park)興建一座體育場館。哈林是非裔美國人聚居的社區,哥倫比亞大學則相反,是建於晨邊高地(Morningside Height)的名校,學生以白人為主。

哥倫比亞大學位於紐約曼哈頓北面的晨邊高地,鄰近以黑人居民為主的哈林區。(VCG圖片)

觸發學運的兩條導火線

哥倫比亞大學一再向外擴充校園,早已遭到非議。為了不落人口實,哥倫比亞大學承諾體育館落成後會開放予哈林居民使用。不過,魔鬼總在細節裏,所謂社區、大學共享原來是「九一分帳」。根據圖則,體育館88%面積都是學生和教職員專區,只有小部分設施開放予哈林居民。不過,Spurlock-Evans指出,體育館最大的爭議其實落在出入口設計——大學專區設於較上層的位置,學生和教職員可以經瑰麗堂皇的正門進出。相反,哈林居民只能使用下層的設施,而且只有地庫的一個後門才能通往該區。「這儼如種族隔離,勾起了不少人的慘痛回憶。」 Spurlock-Evans說。在眾多反對聲音中,以「非裔美國學生組織」(Student Afro-American Society,SAS)的批評最為激烈。

哈林居民只能使用下層的設施,而且只有地庫後門才能通往該區,這個設計被批評為種族隔離。(網上圖片)
這(體育館設計)儼如種族隔離,勾起了不少人的慘痛回憶。
哥大學運參加者Karla Spurlock-Evans

另一邊廂,校內一個快速壯大的新左翼組織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即支持民主社會的學生團體),發現大學管理層擔任國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IDA)的會員,校方甚至贊助與越戰有關的軍事研究。當時全美上下反戰呼聲高漲,哥倫比亞大學支持越戰的做法令不少學生震驚和失望。

著名學生領袖、SDS成員馬克拉德(Mark Rudd)最近在《紐約時報》撰文回顧該場抗爭運動,說那時許多大學生都是二戰結束後出生,成長階段聽過不少歷史教訓,也看着美國民權運動自1950年代起逐步壯大,內心深處都受到某程度的啟蒙與衝擊,「我們經常思考,要是我們生於納粹德國,能否做一個『好人』?我們能否像我們國家的民權鬥士一樣,有無比的道德勇氣?校方支持越戰、擁抱『制度性種族歧視』,把我們徹底嚇壞了。」

一個個血腥影像傳送到每個美國家庭的電視機裏,讓美國人第一次感受到戰爭的殘酷,從而引發了反戰浪潮。(網上圖片)
校方支持越戰、擁抱「制度性種族歧視」,把我們徹底嚇壞了。
學生領袖馬克拉德

於是,兩個學生組織決定燃燒理想,以示威方式迫使校方放棄興建體育館,並終止和IDA合作。SAS和SDS的第一步行動是佔領漢密爾頓樓,據其中一名學生領袖Stuart Gedal憶述,原本學生並沒打算作出激烈行動,只想一直靜坐至警衛驅趕為止。但當他們一行人浩浩蕩蕩走到一樓時,碰巧署理院長Henry Coleman正於辦公室內,他們於是走進去。Gedal跟Coleman說:「你不准離開。」Coleman問:「什麼?」Gedal重複一遍:「我說你不准離開。」然後,學生們把院長反鎖室內,其中三位同學站在門口把守。當時的氣氛尚算平靜,Gedal還記得院長拉開百葉簾,查看外面學院大道的情況,還吩咐別人為他買一杯雪糕。一天後,院長安全「獲釋」。

學生領袖馬克拉德在佔領校園期間接受傳媒訪問。(Getty Images)

離開了漢密爾頓樓的不只是院長,還有SDS成員,這是由於兩個學生組織意見分歧,最後黑人學生要求SDS離開,轉而佔領校內其他建築物。馬克拉德憶述,SAS成員認為白人學生不夠冷靜克制,而且經常拿不定主意,再者「分頭行事」更能突出兩個截然不同的訴求——黑人學生留守漢密爾頓樓,抗議校方霸佔窮困哈林區的土地;白人學生佔據另外四幢行政和教學大樓,迫使大學與IDA「割席」。

上文節錄自第110期《香港01》周報(2018年5月7日)《他們的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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