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之戰】比戰爭更恐怖 人類古往今來的瘟疫鬥爭

撰文:羅保熙
出版:更新:

「你們這些當大臣的沒有經驗。譬如我在任直隸總督時,我們那裏發生鼠疫死了數萬人,不過我在向皇帝寫奏章時,一直聲稱我們這裏太平無事。」清代名臣李鴻章自鳴得意地以自身的「經驗談」來教導俄國財政大臣威特(Sergei Witte)如何隱瞞疫情,更說:「何必讓可憐的皇帝苦惱?」因為威特如實向沙皇尼古拉二世稟報,其加冕典禮期間因組織不周,發生人們互相踐踏,造成近2,000 人死亡的「霍登慘案」。
這位俄國高官日後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在這次談話之後我想,我們畢竟走在中國前頭了。」憑藉兩人的對話,多少反映了當時他們對疫情的認知,也多少顯示了人類在過去一個世紀取得的成就,然而,人類防疫之路一路走來可算荊棘滿途,也無法保證往後一帆風順⋯⋯

防疫,亦即預防傳染病的集體強制措施。人類史上很早已有對瘟疫的記載,如古希臘和古埃及都有對天花、麻風、白喉等傳染病的記錄,《舊約聖經》也有記載過鼠疫;中國在商朝則有以甲骨文刻成的關於占卜瘟疫的記載。11 世紀初,波斯哲學家阿維森納(Avicenna)在著作《醫典》(The Canon of Medicine)中講述,隔離可有效阻止傳染病擴大,以及受到特定物質污染的體液或具有傳染性。

1 6 世紀, 意大利醫生弗拉卡斯托羅(Girolamo Fracastoro)認為,傳染病是通過接觸傳染。一個世紀後,人類終於第一次觀察到病原體,荷蘭科學家范.雷文霍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以改良顯微鏡來觀察細菌。直至1 8 2 8 年,德國科學家埃倫伯格(Christian Gottfried Ehrenberg)才命名細菌一詞。其後,法國科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及柯霍(Heinrich Koch)為細菌研究奠定基礎。後者貢獻非常大,他憑着發現炭疽桿菌、結核桿菌和霍亂弧菌而聞名於世,並發展出一套用以判斷病原體的依據—柯霍氏法則。

1905年,他更憑結核病的研究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說到治療細菌所引致的傳染病,則要數弗萊明爵士(Sir Alexander Fleming)在1928年發現抗生素盤尼西林,開創了抗生素領域;1935年,德國細菌學家多馬克(Gerhard Domagk)開發出了廣譜抗菌性藥物磺胺類藥物。兩種藥物為傳染病的治療開闢了新天地。

法國科學家巴斯德是第一個創造狂犬病和炭疽病疫苗的科學家。(VCG)

疫情影響古代社會發展

遺憾的是,防疫之路一直走來,不少人命喪失了。20 世紀以前,疫情來襲時,幾乎無人可倖免。除了有限的醫學知識和藥物,主要就是透過宗教來慰藉病患者和臨死之人。對疫情,宗教觀點在這段時期更佔據主導位置。雖然如此,人類還是建立了一些防疫知識。以中國為例,秦朝已有法律規定所有麻風病人要送往「癘遷所」隔離。晉朝甚至規定,官員若家中有三人以上患傳染病,即便官員本人沒有受到感染,也要「百日之內不得入宮」。

民間的防疫風俗也五花百門,如在門前燒煙火。東晉葛洪編著的方劑學《肘後方》中也記有以雄黃酒塗兒童面頰耳鼻的防疫方法,作以驅避毒蟲;《本草綱目》則有記載為處理病患衣物的殺菌消毒預防方法。

可惜,由於當時社會風氣、科學知識的貧乏和對防疫認知不足,百姓對隔離措施大多感到「不仁」,故鮮有主動採取相應措施。古人也認為疫症是因不順應天道,而造成對人世間的懲罰,傾向透過不同的宗教和祭祀儀式如祭天、醮會坊等,試圖紓緩疫情。

中國古代的醫書如《本草綱目》等都有記載一些關於防疫的方法。(VCG)

至於在西方,公元二世紀,安東尼大瘟疫在羅馬帝國導致皇帝維魯斯(Lucius Verus)在內的500萬人口死亡。中世紀,黑死病橫掃整個歐洲,造成歐洲差不多三分之一人死亡。黑死病對於歐洲所造成嚴重影響,還包括改變社會結構,動搖當時佔主導地位的羅馬天主教教會,以及導致部分少數族群遭受迫害。可以說,疫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深深影響着古代社會政治、商貿和文化的發展。

文藝復興時期,歐洲開始有一些針對傳染病如瘧疾的治療方法,當時主要是以奎寧(Quinine) 作為主要的治療藥物。與此同時,統計學的發展亦有助社會了解疫情的發展。18世紀,英國醫生詹納 (Edward Jenner)專研和推廣牛痘疫苗,預防天花。他的努力也為後世的研究打開了通道,促使巴斯德、科赫等人針對其他疾病尋求治療和免疫的方法。

19 世紀,因應全球多國發生霍亂、鼠疫等重大疫情,促進了國際間的合作。國際防疫會議先後於巴黎、君士坦丁堡、維也納和羅馬分別舉行,奠定近代國際防疫程序、檢疫原則及通報機制的雛形。

過去一個世紀,科學全面發展,人類不但對疫情有更深入的了解,控制和治療疫情的手段亦趨多元和日益成熟。二戰後,世界衞生組織、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相繼成立,進一步加強各國交流機制。

人類早早就意識到公共衞生對防疫的重要性,隨着城市興起,意識到污水、糞便會對健康構成影響;古羅馬時期已有一些相關處理的記述。宋朝則是中國較重視防疫和公共衞生的時期,當時的人對衞生特別重視,諸如如廁衞生、城內糞便處理;當時連監牢的衞生也有規定:每五天要打掃一次。此外,當時還設立多個醫療機關,如養濟院、福田坊和安濟坊等。除了相關的部門外,又組織編製、大量修訂和印行醫書。

公共衞生意識冒起19 世紀,斯諾(John Snow)發現肆虐倫敦的霍亂,是源於公共井水的水污染病菌。彼岸的巴黎當時也是個臭氣熏天的骯髒城市,造就了1892 年霍亂的爆發。這使巴黎政府決心於1894 年頒布條例,規定房東或管理者要支付將建築物連接到下水道的費用,並建設以廢水下水道放流方式為基礎的下水道系統。

1980 年,世界衞生組織宣布天花滅絕,當時有人樂觀地以為,由於醫學進步和公共衞生意識的建立,傳染病在不久的將來會消失。然而,過去數十年,伊波拉、沙士、新沙士、寨卡病毒等困擾着世界不同地區的人們,在在提醒了世人,千萬別對疫病掉以輕心。

城市的公共衛生是防疫的重要一環,正如19世紀巴黎的城市改造一樣。(VCG)

隨着全球城市化、頻繁的人員交流和全球化活動,令人類更易於接觸新的病原體。此外,濫用抗生素、對傳染病警惕性減弱,都為疫情爆發提供條件。世衞成立帶來一定幫助,提倡改良醫療體制、疫苗、公共衞生應對和個人防禦等層面的重要性,加強各國溝通。

瘟疫為人類帶來巨大的痛苦和災難,仍是當今社會的一大威脅,但相信隨着未來人類歷史的不斷摸索、科學的進步,以及教育的普及和改善,將對疫情有更佳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