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設下「債務陷阱」是西方列強最應羞赧的黑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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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部分輿論乃至國家政府總不時炒作「中國給發展中國家製造債務陷阱」的話題,如今年10月底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出訪斯里蘭卡時渲染該說法,並形容中國投資是「掠奪者」。

不過資史以鑒今,爬梳過往,在製造「債務陷阱」一事上,終歸還是歐美各國最輕車熟路。

被高築債台所困的最典型國家,非埃及與阿根廷莫屬。當19世紀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Pasha al-Mas'ud ibn Agha,1769─1849年)統治埃及時,原本打算將埃及打造為一個向西方看齊的工業化軍事強權,沒料到其壟斷式的經濟發展政策與軍事擴張觸犯英國利益。

英國下議院議員包令(John Bowring,1792─1872年)於1837年被派往埃及考察後,便向首相帕默斯頓子爵(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1784─1865年)呼籲道「埃及永遠成不了工業品製造國,或者說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成不了工業品製造國。一個因其統治者無事生非而使歐洲列強總是感到擔心的國家,是不可能被允許存在下去的。但如果她能和平地發展自己的農業,還是會對大家都有利的」。

顯然,一個雄心勃勃的君王加上企圖擺脱經濟依附地位的壯志,在大英帝國的資本羅網下壓根不會被容許。

因此當1839年英、奧、普、俄四國聯軍挫敗穆罕默德・阿里進軍伊斯坦堡的征伐後,英國便強迫埃及開放市場,讓享有治外法權的外商,得以自由於埃及購置土地、建造工廠與操持商業,將埃及好不容易擦出的工業化火花掐熄。接着列強再利用埃及繼位者的奢華與無能,讓埃及欠下愈來愈多的債務。

結果是埃及的出口值雖逐年攀升,但總體財政與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卻每況愈下,最後導致國家的破產。

奧斯曼帝國將領穆罕默德・阿里統治埃及後,致力向蘇丹擴張與埃及的現代化。(Getty)

清朝末年對外借款時,往往被列強以扣除手續費、匯差等藉口苛扣,最後實拿到不多,但還債時仍得還足賬面金額,埃及亦沒能躲過這種悲慘的情況。1873年,埃及赫迪夫伊斯梅爾(Isma'il Pasha,1830─1895年)向英國借貸3,200萬英鎊,豈料在扣除各種雜項費用後,到手的竟只有900萬英鎊!這樣不平等的金融險境,縱使伊斯梅爾再有壯大埃及的偉略,也難敵西方列強的軍事與經濟剝削。最後在1875年320萬埃鎊債務即將到期的大限屆臨前,囊空如洗又無法再借款的伊斯梅爾,只能將手上的蘇伊士運河股份悉數出售,而英國則趁機以397萬埃鎊的低價全行收購,就此徹底控制這條埃及人民築就的血淚運河,也連帶控制了埃及的命運。

1876年,埃及外債就高達了6,849萬英鎊,光是利息就佔了國家收入一半以上,伊斯梅爾根本無力償還,只能宣吿破產。英、法等債權國乘機以重整財政的名義介入埃及內政,各自派員擔任埃及的收入與支出總監,實質上就是負責壓榨埃及的生產力以償列強鉅債。1877年,英法兩國決議將埃及六成歲入都挪去還債,但實情是當年度埃及的年收入為954.3萬英鎊,結果竟有747.3萬都遭列強截去,佔比78.3%以上!

而待伊斯梅爾遭罷黜、其子陶菲克(Mohamed Tewfik Pasha,1852─1892年)於1879年繼位後,更在英國壓力下通過《破產法》,正式允許近四分之三的税收都優先用於清償外債,且英國官員可支領更高額的薪資。

這種粗暴的掠奪,終使埃及人民於1882年爆發抗英起義,結果英軍以炮轟亞歷山大港(Alexandria)作為回應,正式出兵征服埃及。儘管英國聲稱「只要建立起維護赫迪夫(統治長官,等同於歐洲的總督)統治的適當組織」後便會撤兵,但最終卻待了70餘年,直到1956年才徹底離去。而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殖民歲月裏,英國在埃及榨取了數不盡的軍事與經貿利益,也埋下埃及產業結構不均衡與人民貧困的根由。

1882年英軍在泰勒凱比爾之戰(Battle of Tel el-Kebir)中擊敗打算反抗殖民勢力的埃及軍隊後,便接管了開羅,從此開始殖民埃及的歲月。(英國國家陸軍博物館National Army Museum)

至於阿根廷,更是個受帝國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危害甚深的國家,其在一戰之前憑藉豐沛的農牧資源,一度在經濟總量上躍入全球前十名的行列中,被認為是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然而,畸形的產業結構、不穩定的政治加上英美的滲透,令阿根廷終究也淪為資本強權的附庸。

英國駐布宜諾斯艾利斯總領事伍德拜恩(Woodbine Parish,1796─1882年)曾於1852年讚許英國工業實力對拉丁美洲的宰制:「正是英國工業機器的每一次改進,使得製成品的價格下降……有助於給這些遙遠國度的貧困階級提供生活舒適用品,並把他們的市場永遠置於我們的掌握之中」。

儘管日後美國的影響力取代了英國,但伍德拜恩的願景並未改變,包含阿根廷在內的拉丁美洲都成了發達國家的傾銷市場,且美國為了保障這利益,不時暗中撲滅當地的左翼怒火,扶持保守又反共的軍政府上台,結果令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回報率起碼高居33%以上,造成阿根廷必須年年借貸以應付資本流出的嚴重問題。

然而,借來的款項又流向以美國為首的外國資本家之手,因為渠等已掌控了阿根廷境內的各種產業,導致阿根廷陷入借款愈多、發展愈滯後的惡性循環。1978年,美國官員巴爾德斯(Abelardo L. Valdez)也坦承「拉丁美洲通過國際銀行和美國銀行新貸到的每一美元錢中,拉丁美洲淨得的只有7美分」。

1985年與1989年,美國先後提出「貝克計劃」(Baker's Plan)、「布雷迪計劃」(Brady Plan)和「華盛頓共識」,倡議以降低國家干預、通貨緊縮等手段,以吸引拉美國家重組債務。阿根廷遂朝着美國制定的方向,大力推動經濟自由化,結果致使貨物與服務進口於1994年激增,佔比超過GDP總量的11%以上,而1990年不過才5%;至於出口則從1989年的佔比13%跌至1994年的8%,經常項目收支逆差則高達99.74億美元。

2020年4月阿根廷再度爆發債務危機,群眾舉着拒償外債與控訴資本家欺詐的標語示威。(AP)

儘管阿根廷的税收增加,但這種大規模私有化的短期收益,終究沒法改變扭曲的經濟結構,也停止不了繼續借貸的命運。2000年,阿根廷GDP中的3.3%資本收益起碼都流入美國,最後終在2001年爆發金融危機,貨幣至少貶值60%,差點還不起超過1,200億美元的高額外債。

而今,阿根廷仍不時傳出瀕臨外債違約的噩耗,只能繼續俯首聽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美國以「重整債務」為由、所下達的一連串干預內政的「建議」。而荷包從未損失過的,則屬阿根廷境內的少數寡頭,與控制大部分產業的境外資本,大多數人民則只能忍受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剝削、以及遭美國與右派連手斲傷過的政治形勢。

因此一旦歐美打算熱議所謂的「債務陷阱」、抨擊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時,不妨問問埃及、阿根廷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相信渠等必有數不清的血淚和苦水要傾吐,字字句句皆記錄着列強曾是如何地「慷慨解囊」,令他們陷入今日境地難以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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