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燃煤老國到零煤炭發電 英國成功轉型帶來哪些啟示?

撰文:藺思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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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倫敦啟動世界第一台集中共用燃煤發電機,此後的一個世紀,煤炭成為英國主導的供電能源以及經濟驅動力。雖然淘汰了能源效率較低的木材燃料,開啟了煤炭發電時代,英國民眾卻也因此飽受空氣污染的折磨。但就在去年夏天,這個煤炭老國連續兩個月沒有使用任何煤炭供電——煤炭發電時代似乎就此一去不復返了。

其實,根據數據網站Our World in Data(OWID)統計不到十年前,英國的煤炭供電還佔比近40%,遠超過天然氣、核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但2020年,這個比重驟降到了2%。從煤炭到天然氣再到風能,英國通過能源效率更高、更清潔的能源逐步取代了煤炭供電,政府是如何在如此短時間內擺脫對煤炭的依賴的?

政治共識下的減碳問責制

一個至關重要的起點,是2008年英國通過的氣候變化法案(Climate Change Act)。根據該法案,英國政府有義務確保國家在2050年實現6種溫室氣體排放比1990年的基準線低80%——這使英國成為世界上首個把減少碳排作為法定義務的國家。如果政府未能達到目標,則有可能遭到起訴。此外,法案還要求成立獨立專家組,為政府設定每五年的減碳目標。

英國前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2005年出任保守黨黨魁後,認為環境友好政策能夠為保守黨吸引選民,因而作為在野黨提出了氣候變化法案。圖為卡梅倫2013年在曼徹斯特發表講話。(Getty)

當年適逢中間偏左的工黨執政,但在議會法案也獲得了幾乎全體議員(3人例外)的投票支持。其原因在於,當時由卡梅倫(David Cameron)領導的在野保守黨認為,環境政策能夠增加保守黨勝選概率,因此在2005年一早徵得400多個議員簽名,提出有關氣候法案的動議。

2013年實施「碳稅」 轉向使用天然氣

在氣候法案的推動下,英國逐步開始了能源結構的轉型。

2013年,英國政府針對能源產業推出了一項「碳稅」(Carbon Tax),在當時已經實施的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EU ETS)之餘又給燃煤發電站增加了一項不小的成本,直接使煤炭價格競爭力下跌。

根據目前價格,歐盟的ETS對排放的每一噸二氧化碳收取17歐元(約合港幣158元),英國則在此基礎上再加收,導致英國的能源企業需要合共支付每噸33英鎊(約合港幣355元)的費用。而英國的一個普通的燃煤發電站(如位於西約克郡的Drax燃煤發電站)一年能生產電量達1.29兆瓦,排放1660萬噸二氧化碳——如果這些溫室氣體均是燃煤產生,其須支付的碳排費用之高可想而知。

天然氣作為化石能源的一種雖然也受到了影響,但由於其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比煤炭低50%到60%,反而擁有了優勢。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氣候變化和環境研究中心的院士Josh Burke表示:「碳價一開始上升,煤炭(的地位)就急劇下降了。(碳稅)讓經濟開始轉向對天然氣有利的方向。」

圖為位於英國西約克郡(West Yorkshire)的一家燃煤發電廠。(Getty)

2015年,當時英國最後一家位於北約克郡(North Yorkshire)的深層煤礦正式關閉,讓這個一度僱用了120萬人口的產業暫時告一段落。同在約克有發電站的英國能源企業Drax,在去年向政府申請了建造全國最大的天然氣發電站。截至去年,英國依靠天然氣發電的比重已佔整體近一半。

下一焦點:豐富廉價的風能

不過,隨着天然氣慢慢將煤炭「擠出」電力能源結構,勢頭越來越猛的風能或許會成為英國的下一個能源巨頭。

事實上,英國享有世界範圍內最適宜發展風力能源的地理位置之一。作為北海和北大西洋上的島國,英國有着豐富、廉價的岸上及離岸風力資源。來自歐洲風能協會(Wind Europe)的Joel Meggelaars表示,因為英國和北海海域風力強勁,英國風機的實際能源產出量異常高。

據英國廣播公司的報道, 2016年12月,英國海上風機總發電能力的平均負荷為68.2%,而其他地區海上風機的負荷普遍低於50%。位於泰晤士河口之外的巨型風電場倫敦陣列(London Array)一度以175架風力發電機成為全球最大的海上風電場,幾乎是歐洲大陸其他國家海上風電場發電量的總和。

與此同時,風能的成本正在逐漸降低,2019年,英國政府授權6家能源企業的風電站項目——每千瓦電40英鎊左右的價格比2017年降低近30%。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歷史以來的首次,可再生能源的價格將在沒有政府額外財政支持的情況下,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出售。」

很快,英國的風能將在發電能源構成中佔到25%,相當於煤炭在2015年的比重。

2019年,英國修訂了在2050年將碳排降低80%的目標,成為首個將在2050實現碳中和作為法定義務的國家。隨着環境污染嚴重的煤炭的退場、更加清潔的天然氣和風能憑着低成本而成為主流,這一目標顯得不那麼遙不可及。而這一系列成就均有賴於政府主動建立問責制、設定切實可行的目標,為此後的果敢的環境政策奠定了制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