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企業的天然氣賭注 荷蘭轉型敲響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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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球幾家能源巨頭投產的液態天然氣工廠總年產量創下記錄。若非疫情造成石油氣價格驟跌,天然氣投資的增勢預計還會維持在去年的水平——全球新增總產量達每年7000萬噸的天然氣工廠。

在世界各國因氣候變化而加大減碳力度之時,英國石油(BP International)、蜆殼(Shell)等傳統能源公司正在着眼相比起煤炭和石油更加清潔的天然氣作為新金礦——可問題是,天然氣究竟能幫這些能源巨頭續命多久?

在各國政策動向不明、潔淨能源發展迅速的情況下,能源企業的前景充滿了風險和未知數——這一點僅從短短十年間,荷蘭的天然氣轉型便可窺見一斑。

荷蘭的「默認」能源

1970年代以來,能源公司在荷蘭北部的格羅寧根市(Groningen)附近發現儲備極豐富的天然氣,讓這個此前嚴重依賴煤炭的國家徹底進入天然氣時代——該天然氣田最初估得的儲備量(6千億立方米)為當時地球最大的陸地天然氣田,其後發現的實際儲量更是超過預估值的四倍。80年代,天然氣開採佔到荷蘭中央政府年度財政收入的10%。

2019年,位於德國首都柏林的天然氣能源站。德國聯邦政府和16個州政府在2019年末通過了新的碳稅協議,將在2021年對每噸二氧化碳收取25歐元,並在2025年增加到55歐元。(Getty)

如此資源條件,自然形成了高度依賴天然氣的能源結構。2019年,荷蘭仍有95%的建築物採用天然氣供熱。佔總能耗近一半的工業範疇,也有四分之一為天然氣供給。資源條件加上歷史地位,天然氣因而成為荷蘭的「默認」能源,鮮少在公共討論中被質疑。2013年政府推出的能源協議(the Agreement on Energy for Sustainable Growth),甚至完全沒有提及減少天然氣消耗和生產的措施。但這一狀況卻在此後幾年間迅速發生了變化。

天然氣時代的意外落幕

2017年10月,總理呂特(Mark Rutte)的新聯合政府上台後推出了雄心勃勃的能源轉型計劃,承諾在2021年政府任期結束前實現所有新建築物不再使用天然氣供熱,此後更進一步提出要在2030年實現所有建築去天然氣。

推動荷蘭對天然氣立場迅速變化的,一是當地居民的安全問題——格羅寧根天然氣開採活動多年來引發地震頻頻,二是《巴黎協議》(The Paris Agreement)的簽署以來民眾整體環保意識的增強。

2015年12月,荷蘭總理呂特出席歐洲領袖峰會,討論包括氣候變化、難民、恐怖主義等一系列問題。(Getty)

在全球變暖、海平面上升的影響下,作為歐洲大陸西、北面向海的國家,荷蘭比其他地區更加快速的感受到氣候變化——許多地區已經地處海平線之下,最低點達負十米,且許多三角洲地區正在下沉。全球氣候變化議題的興起,更幫助喚醒了荷蘭人的環保意識。主打環境議題的綠色左翼黨(GroenLinks)影響力逐步增大,在2017年大選贏得歷史性的14個眾議院議席而一度進入聯合政府談判;2019年至2021年間,超過4萬民眾參與的阿姆斯特丹的氣候大遊行(The People’s Climate March)以及全國各地舉行的氣候警鐘(Climate Alarm)示威活動,吸引了環保組織、貿易工會、少數族裔等多方組織參與;此外,2019年荷蘭最高法院裁定環保組織起訴政府一案勝訴,政府有義務促成減排目標以保護氣候變化下的公民人權。

公民環境意識的變化之下,聯合政府在2017年的協議中,推出每年實現20萬住房天然氣斷網、逐年增加天然氣稅並相應地降低電能稅等措施。調查顯示,在首都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大多數民眾支持採用更有利於可持續發展的能源。而該市也在2017年實施新樓「零天然氣」、一萬座舊公共房屋「去天然氣」的措施。

察覺到社會風向之變的主要能源企業,於同年提出了新策略及政策意見書,一方面承認了天然氣將逐漸退場的大趨勢,但同時提出在運輸業(尤其是重型車輛運輸業)及老建築中的供熱系統中採用碳排更低的天然氣供能,作為「過渡能源」(bridge fuel)。

據該政策建議書,主要能源企業認為至少在20至30年時間內,格羅寧根以及其他小規模天然氣田仍將持續開採和生產活動,不料再次遭遇政策變動。

在瑞典環保女孩Greta Thunberg的號召下,歐洲各國掀起「Fridays for future」罷課活動。圖為2019年9月英國倫敦的一場集會。(Getty)

2018年,政府宣布將在2030年關停格羅寧根天然氣田,迫使大規模消耗天然氣的產業選擇其他能源供應方,並激勵普通住戶更換天然氣以外的供熱系統。同年,格羅寧根發生五年來最強烈的地震,政府在壓力之下於第二年宣布在2022年關停這一天然氣田,只在冬天供能短缺時才會運行。荷蘭老牌天然氣田,至此幾近退出能源場——這在2013年、甚至短短一年前業界提出的政策建議之時,都是難以想像的。

而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加州,去年亦從柏克萊市(Berkeley)開始掀起一場建築物「去天然氣」熱,各地方市政府和議會缺乏對交通運輸等高碳排領域推行限制措施的權限,於是從禁止天然氣為建築物供熱入手。在美國,居民住房和商業建築產生的碳排放達12%,加州的數值則更高,類似的禁令或限制措施在2020年擴散到加州40多個城市。

荷蘭的案例儘管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卻為寄希望於加大天然氣投資力度的能源企業敲響了警鐘。在高度依賴天然氣、公眾氣候危機意識愈發強烈的地區,能源企業很可能在難以預測的政策變化之下越來越頻繁的遭遇挫折。今年年初,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簽署的多項氣候相關政策中,就包括暫停在聯邦土地或海域簽訂新的石油和天然氣租約,以及高達2萬億美元的潔淨能源項目,可見拜登欲加快推向再生能源的過渡。

儘管各國——尤其是組多發展中國家——仍將需要天然氣來實現能源結構轉型的過渡,但這是否意味着天然氣需求的大幅度及可持续增長卻是未知數。著眼於此的傳統能源企業,即便權衡再三,只怕也難以規避潛在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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