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從方興未艾到乍暖還寒 共享辦公室能突破樽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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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創公司老闆Eden今天的日程排得滿滿,一朝早便開始工作,緊接着和外國投資者開一小時視像會議;下午約了一位老朋友喝咖啡敍舊,還一同打了半小時乒乓球,繼而再次埋首工作, 其間抽出一些時間和幾位業界人士交流;黃昏參加時裝穿搭班,之後和同事Happy Hour 喝啤酒。在稍稍用餐後,他走到室外呼吸新鮮空氣,小休片刻,最後整理一番手頭上的工作,直至深夜才回家。

雖然忙碌一整天,但Eden 還算精神,這不僅因為他年輕力壯,也由於上述的一切其實全都在他的辦公室發生。這是近年盛行的辦公新趨勢—共享辦公室(coworking spaces)。

2005年,美國初創公司員工紐伯格(Brad Neuberg)對工作感到不滿,渴望擁有理想的工作環境,於是開始構思開設共享辦公室,融合了自由工作者的獨立性、辦公空間的結構和社區的工作環境。首個共享辦公室設於三藩市的Spiral Muse,紐伯格在朋友協助下以低廉價錢租用,辦公室維持一年左右便關閉。

數個月後,紐伯格聯同十位義工在一個更大的空間成立了「帽子工廠」(Hat Factory),讓更多人能夠前來一同工作,並且不收費。紐伯格亦是「市民空間」(Citizen Space) 的創辦人,這是全球首間以商業模式運作的共享辦公室。此後,共享辦公室如雨後春筍般在世界各地流行起來。

共享辦公室講究設計,更會因應地區及其獨特性而採用不同設計風格。(WeWork)

根據全球共同工作空間大會(GCUC)2017 年預測,未來五年全球共享辦公室的數目仍會持續快速增長,預計由2017年的14,411間翻倍至2022 年逾三萬間;使用人數更會由2017年的174萬人上升至2022年的510萬人,增幅多達1.9倍。

隨着co-work(一起工作)的理念在世界各地推廣和普及,現時各主要城市可輕易找到共享辦公室,當中以亞太地區(包括印度)的市場最大,其次是美國和歐洲。按照這個趨勢發展,中國在2022 年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共享辦公室市場;印度不遑多讓,當地今年估計有近5,000 萬平方呎的傳統辦公室租約期滿,預料當中四分之一將會轉成共享辦公空間;拉美地區、東歐和俄羅斯,以及非洲部分地區亦具有大幅增長的潛力。

此外,近年承租的共享辦公室變得愈來愈大,面積動輒數十萬呎,年租金驚人,反映個人對共享辦公室的需求不斷增加。

WeWork 大中華區總經理艾鐵成看好共享辦公室在香 港,以至大中華區的發展。(WeWork)

今年發展勢頭有變

全球服務需求不斷增長令人意外的是,共享辦公室的驚人發展勢頭在今年初急轉直下。軟銀(SoftBank)由最初聲稱注資160億美元予美國共享辧公室營運商WeWork,大幅削減為20億美元。去年中誓言要WeWork在中港兩地「game over」的內地企業氪空間,年初大規模裁員,並已撻租灣仔One Hennessy七層樓面。據悉,氪空間同時亦已棄租中環中心及尖沙咀K11 Atelier單位,合共約16 萬平方呎樓面。這是否意味共享辦公室的發展過急,將經歷一波汰弱留強階段,甚至像內地共享單車有泡沫爆破迹象?

WeWork大中華區總經理艾鐵成向《香港01》表示:「我們看到全球各行各業、不論規模大小的公司,對共享辦公室的需求正不斷增長。」 WeWork非常重視香港市場,不但在大中華地區首選進駐香港,過去一年更把服務點由兩個增至八個。

共享辦公室設有眾多公共空間,讓會員互相認識及交流。(WeWork)

WeWork上月底公布,公司去年虧損近19億美元,總收入同時增加一倍至18 億美元。虧損主因是他們正建設多間新辦公室。公司主席Artie Minson表示,現在是繼續加速發展的時候。WeWork 的會員業務範疇廣泛,既有中小企,亦有本港首間虛擬保險公司保泰人壽(Bowtie) 等初創公司,也有滙豐銀行和德勤亞太區區塊鏈實驗室等知名大企業。

艾鐵成認為:「隨着世界各地趨城市化,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各行各業的工作方式正在改變,包括員工對工作體驗的期望等。與此同時,企業亦逐漸洞悉工作環境對員工的投入程度及滿意度有重要影響。」

過往,外界普遍認為共享辦公室較適合初創公司和自由工作者,因為他們需要較為靈活和彈性的工作環境,但原來大企業亦有同樣需求。WeWork會員中有超過三成便是來自擁有逾千名員工的大企業,當中不少更是《財富》雜誌評選的全球500 大企業。「企業會員是現時增長速度最快的會員群組,大中華區的企業會員佔比更高達35%。」艾鐵成說。

事實上,大企業的創意、開發或專責短期項目的部門需要在較靈活的空間工作,艾鐵成便提到,有46%的WeWork企業會員認為在共享辦公室工作有助開拓新市場。大企業亦希望減少長期租賃的開支,在經濟不明朗的大環境下,共享辦公室具彈性的租賃方式(一般以月租及按座位計算)自然成為各大企業的上佳選擇,預計未來五年大企業對這方面的需求會顯著上升。

數碼化及電子產品普及,簡化了實體文書工作,辦公室設計自然提供更多空間予人互動。(WeWork)

另一方面,初創企業和自由工作者的收入相對不穩定,存在租賃風險,這亦是為什麼大企業會員愈來愈受共享辦公室營運商重視的原因之一。WeWork今年的目標是倍增大中華地區的服務點。他們亦特別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會員推出定期交流項目、大灣區社區指南和銷售獎勵計劃,以促進該地區的創新發展。

黃健明強調政府角色還是在於拆牆鬆綁。(黎明昕攝)

政府在共享經濟的角色?

共享辦公室發展至今,對初創企業的吸引力依然龐大,對他們來說,共享辦公室的工作環境不但靈活有彈性,地點方便之餘亦有助控制成本,最重要的是,能夠有效吸引人才。全球最大辦公室供應商IWG 最新研究報告顯示,全球八成三員工會因為公司未有提供靈活的辦公空間而拒絕受聘,亞太區的數字則有八成二。報告亦指,逾半受訪者認為有權選擇工作地點較受聘於頂級公司更為重要。

然而,香港有很多行業都因為租金昂貴而阻礙發展,共享辦公室又會否受到影響?黃健明重申,共享辦公室有自身的目標市場,尤其是新興、規模較小的初創公司,甚至是正醞釀一門生意的一人公司。租金昂貴固然會增加共享辦公室的營運成本,但同時亦推高了小公司自租一個獨立辦公室的成本,令共享辦公室更符合他們的需要。

不過,共享辦公室服務組合廣泛,各間營運商的價格及檔次有異,租金不一定較傳統辦公室便宜,甚至可能更為昂貴,小企業或小本經營的初創公司未必能夠負擔。

社會上一直有人認為面對共享經濟這類新興的經濟模式,政府不能完全置身事外。黃健明不表認同,並反問:「要求政府推動特定行業發展是很危險的事,我們如何判斷行業值得推廣,或者背後有什麼理由需要動用公帑來推廣?」他重申,除非是有經濟理論支持,如某些行業可能帶起其他行業的發展,又或是會帶來「正面的界外效益」(positive externality),否則不能輕易要求政府推動發展。

共享辦公室採光十足,環境開揚。(WeWork)

他強調:「我覺得共享經濟的發展着力點在於拆牆鬆綁,即拆除一些過時的法律規限,以免阻礙一門新興行業的發展。」他以出租車行業為例,以往認為需價格管制,因為若每架的士停在街上跟乘客商談價格,恐會造成大塞車,而且談妥的價錢若沒有記錄,也容易發生爭執。

但時至今日,我們已有方法在電子平台上記錄,黃健明質疑應否繼續限制乘客和的士司機議價:「乘客現在可能用一個較低的價錢去搭車,當然,價格太低也可能召不到車;而另一個人可能更有乘車需要,並願意付出較高的金額用車。其實,這些情況只要雙方贊同並記錄下來,理應沒有問題,但目前的法例未必適用。」

黃健明指出,政府應該做的是查看這些共享經濟的商業模式,研判相關法例限制究竟是否適合現今的社會和科技。他認為只要移除不合時宜的法例,相關的共享經濟商業模式自然會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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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5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8日)《從方興未艾到乍暖還寒 共享辦公室潮流大逆轉?》專題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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