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傳統文化與民國史遺跡 盤點兩岸交流基地現狀

撰文:許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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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國台辦公布了新設4家海峽兩岸交流基地的設立情況,使全中國大陸的交流基地總數達到了79家、遍布24個省市區,期望能透過兩岸經貿、文化交流、民間信仰、青少年交流及宗親往來等方式,積極加強宣揚、深化台灣與中華文化的連結,爭取兩岸民眾的文化認同、政治認同進一步彌合。不出意料,台灣陸委會隨即以排斥的態度反擊,呼籲大陸「放棄僵化的意識型態、停止政治操作」。何以綠營着急地將其貼上「統戰」標籤,稱其為「統戰新招」?這些兩岸交流基地與台灣的關聯又是什麼呢?

2019年1月8日,海峽兩岸交流基地授牌儀式暨禪宗文化交流活動在廣東韶關市舉行。位於該市的中國佛教著名寺院南華寺成為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批准在廣東省設立的第5個「海峽兩岸交流基地」,以南華寺為核心的文化項目曹溪文化小鎮正式啟用。圖為曹溪文化廣場。(VCG)

兩岸交流基地 以中華傳統文化居多

從2009年12月起,中國大陸為了加強兩岸共同歷史淵源與文化儲存經驗交流,期望「展現兩岸同胞同根同源的血脈親情」,開始設立「海峽兩岸交流基地」,迄今已遍布24個省市區、總數達到79家之多。綜觀這些為數不少的交流基地,可分成:中華傳統文化、宗教場所、與台灣近代歷史淵源、民國史(抗戰)相關,以及近年新建等五大類。其中數量最多、佔比最高者,即與中華傳統文化有關的領域(26處)。

眾所周知,台灣先民以閩、粵籍居多,除人數最多(70%以上)的閩南語族裔,佔台灣人口約兩成的客家人在歷史中也未缺席,諸如在乙未戰爭中英勇犧牲的抗日烈士徐驤(1860—1895年)、吳湯興(1860—1895年)、姜紹祖(1876—1895年),近代著名文學家賴和(1894—1943年)、吳濁流(1900—1976年)、呂赫若(1914—1951年)、鍾理和(1915—1960年)、鍾肇政(1925—2020年),作曲家鄧雨賢(1906—1944年)等,皆在台灣史上留下厚重的筆墨。因此,文化交流基地特將四處客家文化有關的地區列入:永定區客家文化園、寧化石壁、長汀汀州客家首府、梅州市,都在彰顯客語族裔與台灣的深厚連結。

此外,台灣在明末清初之際引進科舉制度,並在今台南市設定「全台首學」(台南孔廟),即使歷經日本殖民統治後期的「皇民化運動」,儒家思想迄今仍是台灣重要的文化思想。而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從地方到中央,也陸續恢復祭孔活動,特別是在2006年,首次實現兩岸同步進行祭孔大典,所以將山東曲阜孔廟、貴陽孔學堂、朱熹誕生地、朱子故里列入兩岸交流基地行列,不僅是重視台灣傳統文化中的中華元素,也體現清代台灣書院制度承襲福建書院制度而來:「閩中大儒以朱子為最,故書院無不崇祀,海外亦然」,可見儒家文化作為兩岸共同的精神紐帶。

山東曲阜孔廟。(網絡圖片)

其他像是河南湯陰羑里城,相傳為周文王姬昌遭商紂王囚禁於此地,將「伏羲八卦」重卦後形成《周易》「六十四卦」,至今台灣無論是對先秦文化的學術研究或民間占卜論吉凶,都離不開《易經》;還有,清代台灣深受閩南式功夫茶文化影響,對於包括茶壺在內的茶具也是極為講究,於是盛產紫砂壺的宜興,其陶瓷博物館也就自然成為兩岸共同傳承中國茶藝的重要據點之一。

與台灣政府密不可分的民國史遺跡

由於國共內戰後兩岸分治的歷史遺留問題,目前台灣政府仍使用「中華民國」國號與民國紀年,而在兩岸交流基地中與民國史相關的遺跡,數量也不容小覷(19家)。除了人們一般熟知、已成為旅遊景點的廣東中山翠亨新區(孫中山故居)、南京中山陵、廣州黃花崗,以及北京盧溝橋與宛平縣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中國大陸還特別重視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所留下的遺址。

南京中山陵。(資料圖片)

諸如紀念1938年台兒莊大捷(山東棗莊)、1939年崑崙關戰役(廣西南寧)、1940年國軍第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抗擊日軍的陣亡地(湖北宜城)、1944年騰衝戰役(雲南保山)、1944年龍陵戰役(雲南保山),以及中央研究院、國立中央博物館(今南京博物院前身)、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金陵大學文科研究所、國立同濟大學、中國營造學社南遷落腳地的四川宜賓李莊古鎮,還有1945年8月21日,日軍代表向國軍遞交投降書的湖南芷江(史稱芷江受降),象徵日本侵華戰爭的終結,彰顯對國軍在抗日戰爭中英勇犧牲、保家衛國的肯定。

不僅如此,國府在國共內戰失敗遷台後,於1955年與美國合作執行《金剛計劃》,將浙江大陳島、象山縣漁山列島等地居民悉數遷往台灣,史稱「大陳義胞」,成為戰後融入台灣族群的一股力量。此外,昔東北軍「少帥」張學良(1901—2001年)曾因蔣介石軟禁、長期在台灣生活,2016年遼寧瀋陽的張作霖故居(張氏帥府)也名列兩岸交流基地,並與新竹張學良故居共同搭建成合作交流平台。

遼寧瀋陽的張作霖故居(張氏帥府)。(維基)

不可或缺的宗教場所

與台灣傳統宗教廟宇香火鼎盛相同,被批准設立為兩岸交流基地的中國大陸宗教場所(17家)亦不遑多讓,和台灣的宗教信仰的淵源亦相當深厚。除了人們熟知的莆田媽祖祖廟,供奉保生大帝的青、白礁慈濟宮,祀有清水祖師的泉州安溪清水巖,奉祀關聖帝君的山西解州關帝廟,主祀臨水夫人陳靖姑的古田臨水宮,加上在台相當流行的佛教禪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之道場,以及隨國府遷台的江西龍虎山「嗣漢天師」(張天師)皆與中國大陸的信仰起源地保持緊密聯絡。其中較特別的,當屬四川梓潼的文昌祖庭。

台灣民間普遍相信,逢考試時只要虔誠向「文昌帝君」祈求,結果多能讓人如意,使得大考前祀有文昌帝君的廟宇香火也特別興盛,不過最早的文昌廟卻建於四川梓潼縣七曲山大廟。據古籍《廣博物志》、《華陽國志》記載,文昌信仰始對雷神、樹神等自然神的崇拜。大禹時,古代先民以為梓樹化童子成神,於是在七曲山建廟祭祀。清嘉慶六年(1801),清廷將文昌帝君頒入國家祀典,使文昌帝君信仰達到最高峰,不過台灣非官方性質的民間書院,往往主祀文昌帝君,朱熹僅為配祀。在「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影響下,文昌信仰在台至今歷久不衰。

四川梓潼的文昌祖庭。(網絡圖片)

近代台灣歷史淵源

相較於傳統文化、宗教信仰與民國史,雖然兩岸交流基地對近代台灣的歷史發展着墨較少,僅僅只有5家,但對台灣的影響卻是相當直接。例如福州馬尾造船廠、船政學堂,孕育近代中國許多海軍人才,如北洋海軍各艦管帶、幫帶,自總兵以下皆來自船政學堂的培養;辛亥革命後,閩系海軍甚至成為中央海軍的建軍基礎,乃中華民國海軍最大的派系,船政學堂幾經改制,成為今台灣海軍官校的前身之一。處於粵東與閩南之間的南澳島,為當時全中國唯一的海島總兵府,轄閩南粵東水師,除派班兵輪守台灣、澎湖(直到割讓為止),還數度發兵赴台鎮壓民變與支援抗日軍事行動,鄭芝龍、鄭成功父子亦曾屯兵於此,在中法戰爭率黑旗軍大破法軍的劉永福,戰後被授予南澳鎮總兵一職。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開啟了台灣走向近現代化的進程;甲午戰爭中駐劉公島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使台澎割讓給日本,淪為帝國主義鐵蹄下的殖民地,都改寫了近代台灣的發展步伐。

當代互動與新建基地

在傳統歷史文化的積澱之外,有12家交流基地就聚焦在了近年兩岸的實際互動上。2008年5月,四川發生芮氏規模8以上的強震(汶川大地震),在災後重建時期,台灣民眾對四川的捐款及捐建災後重建專案資金,高達15.2億元人民幣,捐贈物資折合人民幣2億多元,援建重建專案189個,是除了香港之外,中國大陸境外款最多的地區;同年12月,大陸贈送給台灣一對大熊貓(團團、圓圓),作為兩岸關係改善,特別是民間交流方面的一大契機。2011年,元代畫家黃公望(1269—1354年)的國寶級鉅作《富春山居圖》在台北故宮「合璧」展出,為該畫燒斷成「剩山圖」與「無用師卷」後、相隔361年後再次「合體」,帶有兩岸「分久必合」的政治寓意,所以於2013年,浙江富陽黃公望隱居地就名列兩岸交流基地中。

作為有4,800多家台資企業聚集,10萬左右台商及其眷屬常年生活的城市,使江蘇昆山有「小台北」之稱。在昆山的台灣人,也就將媽祖信仰(慧聚寺媽祖廟、媽祖文化主題公園)和棒壘球文化(慧聚慢速壘球公園)、閩台古建築風格帶到當地,形成了昆山慧聚廣場。此外,還有黎族、苗族聚居的海南保亭縣,可與台灣原住民進行文化交流,兩岸意外同名的「陽明山」,都是在不同地域中的「異中求同」。

綜觀現有的79個海峽兩岸交流基地,絕大多數與台灣有着緊密的關聯,不僅是對兩岸關係從古至今的歷史回顧,也是當代大陸與台灣現實互動的縮影。有心人士淺薄地將其蔑稱為「文化統戰」,這不但是將台灣文化「去脈絡化」的粗暴處理,也忽略了台灣民眾在大陸的生活點滴與精神需求,僅僅充斥着「逢中必反」的反射動作而已。

習近平在中共19大政治報吿中提到:「將推動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心靈契合」,意味着當前大陸對台工作重點在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後的統一,那麼兩岸在歷史文化方面所存在的天然聯絡,自然是絕佳的切入點。而台灣義守大學教授王嘉州的研究顯示,台灣民眾前往海峽兩岸交流基地參觀訪問後,將改善其對大陸政府之印象,政治認同會往「兩岸融合」傾斜,最終提升其「中國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