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歧途｜1957-1977：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反右」一詞在中共的歷史中絕不陌生，毛澤東在1957年的發動並主導的反右運動，是令當年成為中國當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轉折點，並為此後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埋下伏筆，可說是「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1957年至1977年是中共百年歷史中最「歧途」的時期，是意識形態專政的巔峰階段，乃至往後絕大多數國民對此段時期的評價亦甚為負面。中共亦在痛定思痛中鞏固了其辯證思維的傳統，既堅持反右運動是「完全正確和必要」，但同時亦承認「被嚴重地擴大化」，對於影響極其深遠的文化大革命，中共則直斥是「完全錯誤」、「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長期摒斥「為文革平反」的極左呼籲。
反右運動：對「大鳴大放」的矯枉過正
細數當年的情況，毛澤東先是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其後又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舉行座談會，再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最終，《人民日報》在1957年5月1日頭版刊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號召要藉鼓勵批評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開宗名義要「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
根據在1981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對於1957年反右運動的源起，就定性是「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與此同時，「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2014年，由中國社科院夏春濤編著，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共產黨員網、人民網等多黨媒刊布的《中國共產黨怎樣解決作風建設問題》中，亦保持這種辯證思維，明確指出「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一次有益嘗試」，亦承認反右運動中途走上了歪路，反右變成了左傾，令之成為個人及家庭的不幸，也是中共和中國的不幸，是時代的悲劇。
但對於當時親身經歷的中國民主黨派、學術界以及知識分士等各界人士而言，反右運動是他們在這段「歧途」時期的第一個劫難。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會按照罪行輕重得到六種處理方式，由重到輕依次是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免於行政處分。其中接受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的右派分子，須到邊疆、農村、監獄等地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由於遠超出負荷，加上隨接出現的全國性饑荒，他們大多都客死異鄉。即便能夠留在城市，也要被迫從事厭惡性工作，又或者在受盡歧視下繼續原來的工作，不少人最終選擇自殺。
章伯鈞是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同盟」及「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並且曾經身居要職，擔任交通部長、中共中央機關報《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是約55萬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之一，甚至是被認定是「頭號大右派」。章伯鈞憑藉其身份地位，所受到的衝擊較低，但他的情況，某程度上已可反映出當年知識分子的心態。章伯鈞女兒章詒和在受訪時，談到父親的心路歷程，「劃右以後，他從一個忙碌的政治家變為孤獨的思想者。從此，靈魂在自己軀殼裏無法安放。以至那副軀殼對於靈魂似乎都是『異已』的。」
大躍進：一錯後的再錯
反右運動結束後，中共在1958年至1960年發動社會生產運動「大躍進」。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中正式提出「大躍進」口號，翌年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就制定「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並通過第二個五年計劃，為大躍進正式制定任務和目標。
從結果來看，大躍進緊接反右運動而起，同時因為反右運動使大量知識分子被肅清，令大躍進的各項政策轉變，失去來自中共黨內或者專家的反對聲音。大躍進對中國的發展帶來深遠影響，1959年到1961先被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後又被調整為「三年困難時期」，也算中共承認那三年的「人禍」大於「天災」。
研究指期間所發生的大饑荒，共造成1500萬至55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村的農民。更有甚者，各地甚至還不乏食人肉的記錄。中國歷史上每逢戰亂便常常上演「折骨為炊、易子相食」的局面，可是當這發生在20世紀的新中國，卻實令人駭然，更何況是發生在並無戰亂的「太平年月」？便是不提這些駭人故事，彼三年奇低的出生人口，就已經是那段艱難歲月最直觀的旁白，直至今日依舊是老一輩內地國民心有餘悸的回憶。
而如果說這些令尋常勞苦人民都飽受其難的「天災人禍」終於在1962年終止，那麼而後數年爆發的文革，就因其動蕩和深遠影響，而成為中共百年以來最大的污點。
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與紅色恐怖
文化大革命一般認為始於1966年5月16日出台的《五一六通知》，終於毛澤東逝世及1976年10月6日的「粉碎四人幫」事件。中共在《決議》中指出，文革出現的原因有二，一是毛澤東的錯誤，二是被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利用及助長毛澤東的錯誤。中共對於文化大革命一直都是持否定態度，「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甚至是「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文革時期，是中共在最高領導人的錯誤指揮下，令中國陷入建國後最嚴重的歧途，其由始至終都離不開政治鬥爭。大抵上而言，毛澤東在大躍進失敗後退居二線，他指控中共內部有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等混入，甚至已在中央形成「資產階級司令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有透過「文化大革命」才能奪回權力。毛澤東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論點，中共在《決議》是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文革其中一個鮮明象徵是「紅衛兵」，他們大多數是來自中學、大專院校的學生，意為「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典型穿著是身穿綠軍帽、綠軍裝，左臂上有紅色袖章，並且手握毛語錄。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是紅衛兵萌發及誕生的搖籃，「紅衛兵」一詞就是取材自該校高年級學生張承志的筆名。張承志等人先後在校內貼出多張大字報，內容盡顯狂熱思想及對毛澤東「信仰」，「我們就是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對今天這個修正主義的清華附中，就要這樣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場無產階級的大鬧天宮，殺出一個無產階級的新世界！」、「無限忠於毛主席，一定最堅決，一定最勇敢，最忠實地執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關於造反的最高指示」。
上述大字報獲《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全文刊出，加上毛澤東在回信《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中表明堅決支持，令紅衛兵成功走出校園，運動蔓延至全社會。毛澤東的支持，是令紅衛兵運動成為「紅色恐怖」的主因，前者在三個月內連續八次在北京接見來自各地的紅衛兵，又明令嚴禁警方鎮壓。宋彬彬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學生，她是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的代表之一。毛澤東與紅衛兵其中一張最著名的照片，就是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親手為毛澤東戴上繡著「紅衛兵」三字的紅色袖章。
中共最嚴重的錯誤
中共在建國之初提出反右，在當時社會環境或許是有需要，但結果卻是使中國的發展停滯、倒退。歸根究底，在上位者未能合理判斷國情，加上盲目自信，以為能借助「大鳴大放」來自省，卻演變成肅清異己、知識分子；以為透過大躍進就能「超英趕美」，卻演變成蔚為奇觀的「衛星田」、「浮誇風」，浪費大量資源。文革更甚，毛澤東拒絕承認錯誤，反而宣稱要推行「革命」，致使中國迎來長達十年的浩劫。
有一點必須指出，正如《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在2011年的一篇分析文章所指出，要加以強調和區分「徹底否定文革」與「全盤否定1957年至1977年的中國歷史」，要徹底否定以「文化大革命」為總題目的所有理論、方針、組織和活動，但不能簡單化地否定這一段歷史。文革是這段歷史的一個主要內容，同時還包含有中共逐漸糾錯的過程。此外，中共、中國人民還有做很多事情，包括在任何時期都必須進行的生產建設和其他工作，這些事情本身並不具有文革的特定內容，也不是文革本身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事實上，即使是反右運動、文革期間惡名昭彰的「破四舊」等，這些大規模政治運動對中國往後發展也有正面作用。有觀點指出，「破四舊」中的行為，在嚴重損壞中國傳統文化傳承，導致道德倫常敗壞的同時，亦客觀打破了不少傳統文化和傳統社會關係中的糟粕。現今的中國，沒有太多印度的社會問題，所受傳統文化當中糟粕的束縛，相較於香港尤其台灣較少，這都是相關的。
1957年至1977年這20年間，是中共最「歧途」的時期，造就中國、中國人民永遠無法磨滅的痛苦。現今在的官方論述中，對那段歷史的定義依舊是「人禍」甚於「天災」、文革更是「完全錯誤」，「為文革翻案」的極左言論也持續受到官方的摒斥。
百年之際，中共發起黨員學「四史」（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亦是要對中共的歷史成就和錯誤進行總結與反思，從而推動下一步的歷史使命。
而從國民的角度，也實則令人感歎。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剛剛於月初發布，而即將步入退休年齡的一批人，便是出生於1950年代，或是當年反右及文革受害者的子女，或是當年的紅衛兵，又或是同時身兼兩個身份，他們在幼時經歷「三年困難時期」，青年經歷文革，成年後又見證了改革開放四十年。從這個維度觀之，對這一代國民而言，中共既可謂劣跡斑斑，亦又在持續的自我糾正中帶領國民經歷了「由苦至甜」的過程。
這一代國民對中共的印象，無疑是複雜的，難以簡單概括的，甚至是難以回首細數的。身處那個年代，在狂熱與折磨之餘，彼時國民對「中國共產黨」這幾個字的印象想必也是同樣難以言喻的。那段沉重而激蕩的歷史，以及其為中國所帶來的意義，或許唯有幾代人之後的人們，才能平靜地給出中肯而真正持平的評價與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