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歧途|1957-1977: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撰文:葉琪 吳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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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一詞在中共的歷史中絕不陌生,毛澤東在1957年的發動並主導的反右運動,是令當年成為中國當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轉折點,並為此後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埋下伏筆,可說是「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1957年至1977年是中共百年歷史中最「歧途」的時期,是意識形態專政的巔峰階段,乃至往後絕大多數國民對此段時期的評價亦甚為負面。中共亦在痛定思痛中鞏固了其辯證思維的傳統,既堅持反右運動是「完全正確和必要」,但同時亦承認「被嚴重地擴大化」,對於影響極其深遠的文化大革命,中共則直斥是「完全錯誤」、「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長期摒斥「為文革平反」的極左呼籲。

反右運動:對「大鳴大放」的矯枉過正

細數當年的情況,毛澤東先是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其後又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舉行座談會,再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最終,《人民日報》在1957年5月1日頭版刊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號召要藉鼓勵批評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開宗名義要「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

「大鳴大放」演變成反右運動。(新浪歷史)

根據在1981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對於1957年反右運動的源起,就定性是「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與此同時,「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2014年,由中國社科院夏春濤編著,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共產黨員網、人民網等多黨媒刊布的《中國共產黨怎樣解決作風建設問題》中,亦保持這種辯證思維,明確指出「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一次有益嘗試」,亦承認反右運動中途走上了歪路,反右變成了左傾,令之成為個人及家庭的不幸,也是中共和中國的不幸,是時代的悲劇。

反右運動令當年成為中國當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轉折點。(維基公有領域)

但對於當時親身經歷的中國民主黨派、學術界以及知識分士等各界人士而言,反右運動是他們在這段「歧途」時期的第一個劫難。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會按照罪行輕重得到六種處理方式,由重到輕依次是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免於行政處分。其中接受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的右派分子,須到邊疆、農村、監獄等地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由於遠超出負荷,加上隨接出現的全國性饑荒,他們大多都客死異鄉。即便能夠留在城市,也要被迫從事厭惡性工作,又或者在受盡歧視下繼續原來的工作,不少人最終選擇自殺。

章伯鈞被批鬥。(內藤證券投資調査部)

章伯鈞是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同盟」及「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並且曾經身居要職,擔任交通部長、中共中央機關報《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是約55萬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之一,甚至是被認定是「頭號大右派」。章伯鈞憑藉其身份地位,所受到的衝擊較低,但他的情況,某程度上已可反映出當年知識分子的心態。章伯鈞女兒章詒和在受訪時,談到父親的心路歷程,「劃右以後,他從一個忙碌的政治家變為孤獨的思想者。從此,靈魂在自己軀殼裏無法安放。以至那副軀殼對於靈魂似乎都是『異已』的。」

大躍進:一錯後的再錯

反右運動結束後,中共在1958年至1960年發動社會生產運動「大躍進」。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中正式提出「大躍進」口號,翌年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就制定「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並通過第二個五年計劃,為大躍進正式制定任務和目標。

大躍進導致大量資源被浪費。(新浪軍事)

從結果來看,大躍進緊接反右運動而起,同時因為反右運動使大量知識分子被肅清,令大躍進的各項政策轉變,失去來自中共黨內或者專家的反對聲音。大躍進對中國的發展帶來深遠影響,1959年到1961先被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後又被調整為「三年困難時期」,也算中共承認那三年的「人禍」大於「天災」。

研究指期間所發生的大饑荒,共造成1500萬至55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村的農民。更有甚者,各地甚至還不乏食人肉的記錄。中國歷史上每逢戰亂便常常上演「折骨為炊、易子相食」的局面,可是當這發生在20世紀的新中國,卻實令人駭然,更何況是發生在並無戰亂的「太平年月」?便是不提這些駭人故事,彼三年奇低的出生人口,就已經是那段艱難歲月最直觀的旁白,直至今日依舊是老一輩內地國民心有餘悸的回憶。

大躍進使中國出現「三年困難時期」,數以千萬計民眾遭遇大饑荒餓死。(史客兒)

而如果說這些令尋常勞苦人民都飽受其難的「天災人禍」終於在1962年終止,那麼而後數年爆發的文革,就因其動蕩和深遠影響,而成為中共百年以來最大的污點。

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與紅色恐怖

文化大革命一般認為始於1966年5月16日出台的《五一六通知》,終於毛澤東逝世及1976年10月6日的「粉碎四人幫」事件。中共在《決議》中指出,文革出現的原因有二,一是毛澤東的錯誤,二是被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利用及助長毛澤東的錯誤。中共對於文化大革命一直都是持否定態度,「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甚至是「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發起的標誌。(知乎)

文革時期,是中共在最高領導人的錯誤指揮下,令中國陷入建國後最嚴重的歧途,其由始至終都離不開政治鬥爭。大抵上而言,毛澤東在大躍進失敗後退居二線,他指控中共內部有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等混入,甚至已在中央形成「資產階級司令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有透過「文化大革命」才能奪回權力。毛澤東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論點,中共在《決議》是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文革其中一個鮮明象徵是「紅衛兵」,他們大多數是來自中學、大專院校的學生,意為「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典型穿著是身穿綠軍帽、綠軍裝,左臂上有紅色袖章,並且手握毛語錄。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是紅衛兵萌發及誕生的搖籃,「紅衛兵」一詞就是取材自該校高年級學生張承志的筆名。張承志等人先後在校內貼出多張大字報,內容盡顯狂熱思想及對毛澤東「信仰」,「我們就是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對今天這個修正主義的清華附中,就要這樣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場無產階級的大鬧天宮,殺出一個無產階級的新世界!」、「無限忠於毛主席,一定最堅決,一定最勇敢,最忠實地執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關於造反的最高指示」。

上述大字報獲《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全文刊出,加上毛澤東在回信《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中表明堅決支持,令紅衛兵成功走出校園,運動蔓延至全社會。毛澤東的支持,是令紅衛兵運動成為「紅色恐怖」的主因,前者在三個月內連續八次在北京接見來自各地的紅衛兵,又明令嚴禁警方鎮壓。宋彬彬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學生,她是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的代表之一。毛澤東與紅衛兵其中一張最著名的照片,就是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親手為毛澤東戴上繡著「紅衛兵」三字的紅色袖章。

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親手為毛澤東戴上繡著「紅衛兵」三字的紅色袖章。(維基公共領域)

中共最嚴重的錯誤

中共在建國之初提出反右,在當時社會環境或許是有需要,但結果卻是使中國的發展停滯、倒退。歸根究底,在上位者未能合理判斷國情,加上盲目自信,以為能借助「大鳴大放」來自省,卻演變成肅清異己、知識分子;以為透過大躍進就能「超英趕美」,卻演變成蔚為奇觀的「衛星田」、「浮誇風」,浪費大量資源。文革更甚,毛澤東拒絕承認錯誤,反而宣稱要推行「革命」,致使中國迎來長達十年的浩劫。

有一點必須指出,正如《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在2011年的一篇分析文章所指出,要加以強調和區分「徹底否定文革」與「全盤否定1957年至1977年的中國歷史」,要徹底否定以「文化大革命」為總題目的所有理論、方針、組織和活動,但不能簡單化地否定這一段歷史。文革是這段歷史的一個主要內容,同時還包含有中共逐漸糾錯的過程。此外,中共、中國人民還有做很多事情,包括在任何時期都必須進行的生產建設和其他工作,這些事情本身並不具有文革的特定內容,也不是文革本身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事實上,即使是反右運動、文革期間惡名昭彰的「破四舊」等,這些大規模政治運動對中國往後發展也有正面作用。有觀點指出,「破四舊」中的行為,在嚴重損壞中國傳統文化傳承,導致道德倫常敗壞的同時,亦客觀打破了不少傳統文化和傳統社會關係中的糟粕。現今的中國,沒有太多印度的社會問題,所受傳統文化當中糟粕的束縛,相較於香港尤其台灣較少,這都是相關的。

有觀點指出,「破四舊」客觀打破了不少傳統文化和傳統社會關係中的糟粕(新浪軍事)

1957年至1977年這20年間,是中共最「歧途」的時期,造就中國、中國人民永遠無法磨滅的痛苦。現今在的官方論述中,對那段歷史的定義依舊是「人禍」甚於「天災」、文革更是「完全錯誤」,「為文革翻案」的極左言論也持續受到官方的摒斥。

百年之際,中共發起黨員學「四史」(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亦是要對中共的歷史成就和錯誤進行總結與反思,從而推動下一步的歷史使命。

而從國民的角度,也實則令人感歎。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剛剛於月初發布,而即將步入退休年齡的一批人,便是出生於1950年代,或是當年反右及文革受害者的子女,或是當年的紅衛兵,又或是同時身兼兩個身份,他們在幼時經歷「三年困難時期」,青年經歷文革,成年後又見證了改革開放四十年。從這個維度觀之,對這一代國民而言,中共既可謂劣跡斑斑,亦又在持續的自我糾正中帶領國民經歷了「由苦至甜」的過程。

這一代國民對中共的印象,無疑是複雜的,難以簡單概括的,甚至是難以回首細數的。身處那個年代,在狂熱與折磨之餘,彼時國民對「中國共產黨」這幾個字的印象想必也是同樣難以言喻的。那段沉重而激蕩的歷史,以及其為中國所帶來的意義,或許唯有幾代人之後的人們,才能平靜地給出中肯而真正持平的評價與總結。

注:2021年為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其對中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為理解中共對中國之意義,01中國將百年劃分為八個階段,於後續數周內,以八篇文章嘗試刻畫「中國共產黨」五個字對彼時國人的意義。此為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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