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理想｜1921-1936：由浪漫到實幹 在覆滅邊緣重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以戰勝國的身份，居然落得「欣然同意」膠東半島諸多權益讓予日本的下場，國內有識之士憤慨難當，掀起「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五四運動，並且身體力行地宣揚各種政治理念，籌組以重振國運為目標的政治組織。受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啟發、於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亦是其中之一。
時隔一百年，中共現在是中國的執政黨。在這百年巨變之中，中國和中共都走過了不同的階段，而中共在創黨的頭十多年可謂歷盡生關死劫，直到1936年西安事變後才迎來轉機。在那些刀口上舔血求存的日子，中共在黨內外激烈鬥爭中達成了一致的方向，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層，建立紀律與組織嚴密的軍政系統，構建了影響力延續至今的信念傳承。
中共眼中的「中共」：理想如何落地？
建黨初期，中共人數甚少、成員年輕，多是充滿理想情懷。
日本大文豪芥川龍之介在1921年4月訪問上海時，就採訪了中共建黨人之一的李漢俊。在交談中，時年31歲的李漢俊躊躇滿志地表示：「現代中國應將如何？此問題之解決，不在共和亦不在復辟。此種政治革命於中國改造之無力，過去既已證明之。現在亦復將證明之。然吾人之當努力者，唯社會革命一途而已耳」，少年壯志，盡顯無遺。
不過，也正如李漢俊自己所說，「種子在手，唯懼萬里之荒蕪，或吾力之不逮也。是以不得無憂吾人之肉體堪此勞任否」。剛剛誕生的中共缺乏治理經驗，對政治之難、國情之難缺乏深刻認知，況且在軍閥割據的年代又缺乏武裝力量，面對國難當前顯得無力。以至於時人不乏認為，中共不過是知識份子的烏托邦政黨。
即便是在彼時的黨內，中共也曾有巨大分歧。
後世人們嘗言，中共的革命成功是因為既有精英階層領導，復有廣大群眾基礎。可是在創黨之初，中共雖然主要由有留學經歷的知識分子領導，但是在「廣大群眾基礎」該從何而來的問題上，卻長期缺乏定論。
譬如，陳獨秀等人重視工人及貶低農民，認為進步的城市力量應充當運動先鋒。但是李大釗等人卻更強調農民的重要性，他鼓勵年輕知識份子要到農村去解放農民，以激發農民的革命能量。
在此之餘，彼時的中共又幾乎完全受「共產國際」指導，以至於做出一系列昩於時勢且過於左傾的錯誤行動。
中共彼時在湖北、湖南和江西進行群眾運動，強化群眾運動、武裝工農，並動員群眾擾亂及攻擊國民黨右派，乃至發生諸如1927年文獻學者葉德輝在長沙「農民協會公審大會」上以「封建餘孽、豪紳領袖」的罪名被槍決的極端事件，令即便是支持農民運動的毛澤東都感到不妥。
而當中共黨內都沒能就「中共究竟是什麼」達成共識，黨外對其的印象就更為分裂。
國民黨和有產者眼中的匪徒？
提及對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印象，一個不可避免的主角便是國民黨。
20年代初，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正逐漸完成從一個鬆散團體到執政黨之轉變，在蘇聯的援助下，國民黨逐步建立組織性，培養槍桿子，並參循「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在蘇聯指示下與中共協作。
對當時的國民黨而言，中共既可謂是無可推辭的同僚，亦是實現國家獨立、消滅軍閥割據，驅逐帝國主義的夥伴。
然而，國民黨第二代領導人蔣介石對中共的看法，則與孫中山有根本性不同。
1923年，蔣介石等人赴蘇聯考察，他一方面積極學習蘇共在軍事政治和黨務方面的長處，另一方面也得出了「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之結論。這種認知也成為他日後決意鏟除中共的思想基礎。
在國共合作的過程中，中共獲得政治實務及軍事經驗，國民黨卻因中共是否內部滲透策反，以及土地革命進程，爆發嚴重內鬨，乃至爆發「清黨」和數次對中共根據地的圍攻。在國民黨眼中，武裝對抗國府的中共已然顯露其奪權的真實目的，是勾結蘇聯的「黃俄」。
國民黨對中共的這種判斷，既是因為蔣介石本人對中共政治理念的否定，亦是基於當時各方逐鹿的現實國情。
另一方面，前文言及的左傾政策，也令中共很難獲得地主及城市居民等有產者的認可。
自國共決裂起，中共在各地發動的罷工進一步增加，百餘場武裝起事遍及14省140餘縣（市），打土豪、分田地等一系列活動，嚴重損害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乃至安全。這些行為一方面將既得利益群體推至對立面，另一方面也被不少人視作「破壞社會秩序的匪徒」。
例如在當時上海發行的商業報紙《申報》上，報道就常以「共匪」來稱呼中共黨員。查看該報諸如「普寧縣再遭共匪焚殺」、「焚掠江陰之共匪首領在滬拘獲」等的報道標題，大概已反映部分城市人眼中的中共形象。
可是，這些由地主、資本家、中產階級組成的有產者群體，又如何能夠代表彼時以廣大農民為主體的國民？
農民眼中的「中共」：革舊圖新的解放者
後世認為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之前，國府「南京十年」是亂世裏的黃金時代。但對於當時廣大農民和底層城市居民而言，國軍不外乎是分治中國的軍閥裏的最大一支，官僚只換了個主子，而大地主和資本家則換了另一支保護他們的槍桿子，剝削依舊無止，貪腐依舊無盡。
而對當時不少知識份子而言，相較於滿清和軍閥，國民黨縱然有其先進的意義，無論是孫中山五權分立的宏偉暢想，還是蔣介石等人基本統一全國的努力，都值得肯定。但國民黨卻依舊沒能為廣大國民帶來真正的改變，且其自己也淪為了另一個最大的軍閥。
在這些人的眼中，提倡農工革命、打倒舊體制、體恤到廣大基層國民生活艱難的中共才是真正的進步力量。魯迅等人筆下對一個個小人物的塑造，何嘗不是反映了當時國民受困於苦難和愚昧的現實？而這又何曾是彼時國民黨所關注的重點？
便是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等人一反陳獨秀等人指責工農運動「過火」、「幼稚」、「妨礙統一戰線」的看法，指出「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
革命者必須抓大放小，國情之複雜必然不能面面兼顧，而以「農村包圍城市」為革命重心的路線，又何嘗不是毛澤東等人對彼時中國國情更切身的體悟？
在國共決裂後，中共中央政治局遵循共產國際，在城市中發動罷工、暴動，卻又接連失敗。毛澤東等人則在江西、湖南、福建腹地深入農村，創建蘇區。後來歷史不僅證明毛澤東的路線方為正確，更折射了彼時生活在農村的廣大國民對中國共產黨之認可和期待。
在流竄和挫敗中奠定共識
而後的歷史便是眾所周知：中共在城市的力量幾乎覆滅，國民黨的數次圍剿亦成功將中共趕出皖、贛、浙、閩等地的根據地。歷經「長征」的中共主要力量，最終抵達、匯聚於陝甘蘇區。
在那實為竄逃的過程中，中共的一系列軍事失利，使領導層和部眾相信毛澤東才代表正確的路線，乃至在遵義會議上終結了共產國際主導中共的情形，奠定了後續的發展方針。
回顧中共在1921創黨到1936長征結束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嘗試了不同的路線，並經歷了一系列挫折，亦在這過程中給彼時中國國民的不同群體，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有人視之為匪徒逆賊，有人視之為不法分子，有人視之為浪漫而不切實際的空談者，亦有人視之為真正繼承了孫中山救國精神的革命者，乃至是黑暗中的希望。
對中國共產黨自己而言，那最初的十餘年也是「認識自己」的階段。一眾分歧，最終在切實的嘗試和一再的失敗之後，凝聚出了共識。
而隨後時局的演變，尤其是中共中央抵達延安翌年，日本全面侵華，數萬萬國民同仇敵愾的激憤，旋為中國共產黨帶來了新的契機和更重要的目標：救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