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十大爭議人物・張國燾｜毛澤東最強對手　後半生亡命天涯

在中共建黨百年歷史中，張國燾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他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也是毛澤東的最強大對手，投靠國民黨又被國民黨拋棄，最終客死異國。

張國燾，江西萍鄉人，1916年入北京大學讀書。五四運動時任北京學生聯合會總幹事，享有「學生要人」美稱。1920年參與發起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主持中共一大，被選舉為中央局組織主任。不久又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1922年，陳獨秀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四大期間，張國燾代理中共總書記職務。

1925年，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直接領導五卅運動。同年10月，中共設立中央軍事部，張國燾任主任，成為中共第一任軍事領導者。在1927年中共五大上，張國燾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1928年中共六大後，張國燾留在莫斯科並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1年回國，歷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在鄂豫皖和川陝蘇區大搞「肅反」。

1935年6月，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一萬多人）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八萬多人）在四川懋功會師。這是張國燾與毛澤東分別八年後重逢。在張國燾部下、中共開國上將許世友看來，這是一對才能、資歷和威望真正匹敵的對手。他説：「在黨內，除了毛澤東，誰也不是張國燾的對手。」

由於兩軍兵力懸殊，張國燾的心態開始發生變化。會師後，中共中央確定了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方針，張國燾主張向川康邊轉移。後來，中共中央為了兩軍團結，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８月，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右路軍和左路軍共同北上，毛澤東等隨右路軍行動，張國燾等隨左路軍行動。

9月張國燾拒絕執行北上方針，電令老部下、右路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後，與周恩來等緊急磋商，決定率領紅一、紅三軍先行北上。

張國燾則率領左路軍和右路軍中原紅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南下，並另立中共中央。南下後，紅四方面軍在作戰中減員一半。1936年６月，張國燾宣佈取消第二中央。7月，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會師後，毛澤東頻頻去電張國燾強調團結，「對過去爭論一概不談」，「等待國燾同志等北上商討一切」。張國燾最終同意北上。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

張國燾是個精明人，知道依照中共黨內鬥爭的慣例，長征路上的這番折騰，是不會輕易過去的，與其被動挨批，不如主動過關。1937年2月，他寫了一份檢討，承認「犯了反黨反中央的錯誤」。在3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作了檢查。毛澤東發言説：「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時候，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説：『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當時稍微不慎重，那麼會打起來的。」

這就是所謂「草地密電」。對於這次黨史、軍史上的大事件，其真偽歷來存在很多爭論。不過再關乎張國燾過往行跡，譬如1935年9月下令三十一軍政委詹才芳扣留軍委縱隊的電令，便可知道他的確多次動過「武力解決中央」的念頭。

張國燾的朋友圈（請點擊大圖瀏覽）

加之西路軍（紅四方面軍主力）全軍覆沒的原因，對張國燾路線的批判在延安掀起高潮。這時，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王明在會上傳達了莫斯科關於抗日統一戰線的精神，主張加強對託派及其他反黨分子的鬥爭。這些火藥味極濃的話，令張國燾有些心驚膽戰。

會後王明單獨找張國燾談話，説張國燾與中央鬧分裂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並且告訴他，李特、黃超（均為張國燾部下，西路軍高級將領）就是托派，他們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已被槍決。「王明反託派的矛頭，竟是指向着我的。」張國燾説：「由於這種重大的刺激，我經過一番考慮，最後決定脱離中共。」

1938年清明節，他利用代表中共與國民黨一起祭祀黃帝的機會離開延安到西安，隨即逃往武漢，投靠國民黨。在武漢的中共代表周恩來等苦口婆心勸導他返回延安，毛澤東等五人也聯名發電勸返，但張國燾不為所動，最終被中共開除黨籍。

會見蔣介石後，張國燾進入軍統，並被授予中將。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很器重張國燾，他也很賣力，但沒有取得令戴笠滿意的成效。當蔣介石在一份報告上批示「凡是能叛變共產黨的人，也會隨時叛變我們」後，戴笠的態度發生很大變化。1941年，張國燾找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謀得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職務，可是，每逢國民參政會開會，他只能一個人向隅而坐。抗戰勝利後，張國燾又被安排到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任署長，而江西省省長王陵基，恰好是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時的老對手。張國燾只好主動辭職，轉赴上海。

轉眼間，淮海戰役、平津戰役開始，國民黨敗局已定。1948年11月，他偕全家秘密赴台灣。在台灣也不過一年時間，他倍受冷遇，又逃往香港另謀生路。在香港，他與國民黨左派要人顧孟餘等人發起「第三勢力運動」，可又被顧孟餘等排擠出局。

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時，困局中的張國燾托友人向北京捎去想北上的信息。北京的回覆很簡單，只要公開承認錯誤，北歸的門是敞開的。可他不願認錯，這扇門又被關上了。山窮水盡之際，美國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請他撰寫個人回憶錄《我的回憶》，並答應每月付給2,000港元研究費，1966年《明報月刊》購買版權連載，張的日子方才有了起色。

張國燾的三個兒子皆在美國與加拿大定居。文革爆發後波及香港，1968年，為了保險起見，張國燾和妻子移居加拿大多倫多，並加入教會，與王明一樣流亡異鄉。1973年中風之後，行走不便的張國燾被送入護老院。1979年12月3日，這位曾經叱咤風雲的傳奇人物，於他國的護老院逝世，享年82歲，葬在多倫多松山墓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