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逝世|我到哪裏,哪裏就是中國 大學者與他的自由主義精神

撰文:段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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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史學大師余英時逝世的消息一傳出,全球多家中英文媒體都發布了專文報道。弔詭的是,不同地區媒體側重面向也各有不同,凸顯出余英時多重面向的一生。例如台灣媒體報道多偏重他「反共」、堅持「自由主義」;內地媒體則多提到他的學術經歷與成就。

一般媒體或個人在悼念、乃至於評價余英時,很容易不自覺落入意識形態的窠臼。雖然不可否認,余英時政治立場鮮明,他的史學研究確實曾分別對兩岸社會造成影響,尤其是《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士與中國文化》對兩岸知識分子的作用。但是,以對一個面向的喜惡,來套用到其他面向的評斷,這樣會使得對余英時的評價先戴上「有色眼鏡」。因此在評價余英時前,首先要釐清指涉的「余英時」是「中國思想史學者」、「反共鬥士」、「自由主義者」,還是「20世紀中國知識人」?

余英時逝世消息傳出後,台灣中央研究院隨即發文悼念。(Facebook@中央研究院 Academia Sinica)

中國史研究的西學底色

生於1930年的余英時,歷經中國抗戰與國共內戰,從大陸各省輾轉流離至香港、美國,他的足跡本身就是一部歷史。而他接觸到錢穆、楊聯陞等前輩大師,並在香港新亞書院、美國哈佛大學求學,也讓他的學術基礎橫跨中學與西學,為他的研究奠定不同於現代中國史學者的底色。

拋開余英時在意識形態受到的褒貶,單純就學術上而言,他的思想史研究成果確實非凡。他師從錢穆、楊聯陞,對文字記憶力尤其驚人,除了能提出史學研究的「大問題」外,也因為其在西方學界發展,於中國思想史研究方法論上有所創新,諸如使用「反智論」、「軸心突破」等西方學術概念作為參照,以創新性的「問題意識」解釋中國歷史上的重要議題,豐富了歷史研究的視野。

尤其,余英時的史學研究跟社會科學與西方史學的互動,甚至在行文中屢屢援引西方思想史學家的觀點類比於傳統思想家、指出其中異同,頗有「比較歷史」或者「比較思想史」的開創性。其學生陳弱水曾扼要地指出,余英時是中文歷史界第二次現代化重要的發軔人物。然而,必須注意的是,余英時的史學研究融貫中西,卻並不等於「西化」;他在著作中也非常明白指出中國與西方部分重要思想脈絡的根本差異,例如「士」與「知識分子」、「內向超越」與「外向超越」之別。

余英時在未到知天命之時,就與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一同在1974年膺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第十屆院士,受到中國史學界最高殿堂的肯定,這在思想史人才濟濟的環境中,殊為不易。由於院士遴選過程嚴謹,必須經由院士評議會跟院士集會等重重關卡,當選門檻也必須有高得票。可以想見1970年代「老院士」們即認可了余英時的學術成就;甚至在兩岸隔絕期間,他對史學大師陳寅恪《論再生緣》的見解,也得到陳寅恪「作者知我」的評語。而以余英時近70年的學術歷程來看,他的思想史研究能同時獲得西方漢學界與兩岸三地史學界的高度肯認,甚至擔任美國數所頂尖高校正教授,這樣的中國學者,委實並不多見。

中國文化與道統的堅持

在現實上,余英時對中國文化的包袱,予人樂於揹負之感,除了指出當代中國具有文化空虛現象、「現在是『士』最衰弱的時候」外,也投射到對於「道統」的理念中。他曾反問台灣《聯合報》記者,為什麼非要到某一塊土地才叫中國?「我到哪裏,哪裏就是中國」。這樣的豪語,充分顯示他多年浸淫於中國文化與思想研究的自信。

至於政治立場,余英時深受五四運動影響,有對民主與自由主義的堅持,對中共的批評尤其受到抨擊。但他並不認為古代中國士大夫爭取做官的文化適合現代,所以從未參政;他也並不是國族主義者,更曾自嘲是「無國籍」人士,由於蔣介石政府懷疑他是香港「第三勢力」,從而拒絕發給護照。他除了不支持共產黨外,同樣不擁護國民黨,長期寄寓美國,最後也入土於同在美國終老的父母墓旁。

余英時對於當代中國政治社會關注未曾停歇,圖為2019年他接受台灣官媒中央社專訪,針對五四運動百年進行評論。(中央社)

余氏遺產蓋棺猶難論定

余英時的離世消息一出,許多報道都想對他蓋棺論定。這對一位91歲高齡逝世,曾經歷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時刻,且有政治價值追求的思想史大師來說,又是談何容易?所以還是回到原先的問題,評價余英時首先要釐清,是針對余英時的哪個面向。

1990年錢穆逝世後,余英時撰有《一生為故國招魂》一文悼念其先師,文中指出「任何人企圖對他的學術和思想作比較完整的評估,都必須首先徹底整理他所留下的豐富的學術遺產,然後再把這些遺產放在現代中國文化史的系統中加以論衡。這是需要長期研究才能完成的工作」。在此,或許可借用斯人斯語,作為逝者余英時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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