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10周年｜對話馬勇：中國要告別的革命不是辛亥
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日的到來對當下的中國具有特殊意義，不僅在於中共在10月9日召開最高規格的紀念大會，還在於前不久的台灣國民黨主席選舉，本屬台灣主流意識之外的「異類」參選人張亞中讓「兩岸統一」的論述在島內颳起了一股「旋風」。與民進黨避談辛亥革命、甚至淡化「雙十」色彩的做法相比，張亞中明確提出辛亥革命與孫中山思想是兩岸最大的公約數。而在大陸一邊，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9日紀念大會的講話中再次將辛亥革命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論述體系，並直接喊話「分裂國家的人從來沒有好下場」，無疑讓中共對辛亥革命的紀念不止於話語權的爭奪，更對今天愈發緊繃的台海現實賦予了明確的指向意義。同時在學術上，中國大陸近些年對辛亥革命的研究也一直存在多向度的探索。多維新聞記者近期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馬勇，就辛亥革命的性質、特點、精神遺產等方面的問題展開對話。本篇為系列專訪第三篇（共四篇）。
多維：對於辛亥革命以及民國這一歷史階段，學界有兩種聲音比較普遍，一個是告別革命論，一個是走出帝制。關於告別革命，1995年李澤厚、劉再覆在《告別革命》一書的序言中說：「影響20世紀中國命運和決定其整體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們所說的革命，是指以群眾暴力等急劇方式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的激烈行動（不包括反對侵略的所謂『民族革命』）。」在書中，作者主張「要改良不要革命」，「贊成英國式的改良，不贊成法國式的暴風驟雨式的大革命」，「解決階級矛盾可以是階級調和，協商互讓，進行合作，即改良而非革命」，並宣佈要告別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您的一些文章裏提到，告別革命是不容易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說李澤厚所要告別的革命，是近似於法國大革命之類的暴力革命的話，那您指的不可告別的革命又是怎麼樣的革命？
馬勇：我講的革命是人民的天賦權利，李澤厚講革命不要再發生是剝奪人民革命的權利，革命是人民的天賦權利，就像吃東西是人民的天賦權利一樣。所以革命不能主觀上告別它，而應該是在制度安排上避免革命的發生。所以李澤厚講告別革命，很大意義上來講，是不要再革命了，這個我是反對的，應該強調革命還是人民的權利，革命和不革命都是我的權利，你壓榨我當然要革命了，之前發生的革命基本上也都是因為不平等、不公正才革命。
辛亥革命並不是李澤厚、劉再復所理解的那種劇烈的政治革命。我十幾年前就說過，辛亥革命是烈度最低的革命。這裏的「革命」主要強調社會性質的變革，而不是與暴力、大規模屠殺等方式產生聯繫。辛亥革命把中國送進了資產階級主導的共和體制，讓整個中國社會的性質發生了變化，權利實現了分享。儘管後來發生過袁世凱稱帝獨裁，但不妨礙承認民國是一個憲政架構，何況袁世凱最後失敗了，張勳想要重現帝制不也失敗了嗎。你可以不滿意民國的憲政架構，但辛亥革命毫無疑問讓中國走上了憲政的軌道。
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一次意義非常深刻的革命，但它不是一次暴力革命，也不是李澤厚講的需要「告別」的革命。李澤厚說「不要再發生辛亥這樣的暴力革命」，其實李先生沒有專門研究辛亥，這裏的辛亥是他那一代人想象中、重現的「辛亥」，他真正要告別的是天安門事件。李澤厚先生在反思這個事情，認為中國需要避免暴力革命，應該支持漸進的一點一滴的改良。這是好的，我覺得應該把歷史和現實分開。
馬勇：之前我拿出對辛亥革命的研究與解讀，很多學者反應不過來。後來慢慢的，或者說幾乎同時，法律史學界的學者開始在反思這個事情，或以為我講的是有道理的，因為清帝國是把中國的法統傳給袁世凱，中華民國的合法性得到了法律上的確認，雖然這一變革是從革命引發的，但最後並沒有走向暴力革命，民國建立政權是在清朝原來的基礎上做「加法」，是一種更高級的文明狀態，而不是暴力革命那樣的「減法」。
多維：關於走出帝制，秦暉在《走出帝制：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回望》一書中，試圖回答兩個核心問題：為什麼強大的清朝衰落得如此之快，後更在西方的侵略面前滅亡？為什麼在1911年清朝滅亡後，儘管民眾普遍讚賞西式的憲政，這種制度卻沒有在中國紮根？對於這樣的問題，您怎麼看？既然革命是不可能告別的，那是不是走出帝制本身也是不可能的？有學者曾經說過，現在的中國不過是披着現代外衣的帝國，潛台詞也是走出帝制是艱難的。
馬勇：秦暉教授主要講的是秦制，他對秦制非常反感。其實歷史上，黃宗羲、譚嗣同認為中國的君主專制就是強制，就是商鞅、李斯建構的那樣一種君主專制。中國一切罪惡的根源都來源於此，要走出帝制，就是走出秦制。
秦暉教授的看法自然有道理，中國歷史確實蒙有秦制的陰影。進入近代轉型挫折，在很大程度上頑強的秦制肯定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只是回到中國的古典，也就是回到還沒有西方近代因素的農業文明，我們也應該承認那時由秦制生髮出來的一切制度安排，有弊端，有問題，但也有其可取之處。
最近100多年來，在西方思想的影響下，我認為一些中國學者對中國古典史的看法太負面了，並不是歷史真相。當然這背後主要來自18世紀之後，西方人對中國看法的調整，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這一波之後，西方對中國古典的看法直接影響了中國對自己的認知與判斷，包括不少漢學家後來對中國的解析。
我在很多年前那本《超越革命與改良》中就討論過，帝制並不是一個與現代化相沖突的制度安排，帝制國家完成立憲改革，君主並不是毫無意義的擺設，這在辛亥後一百多年全球政治上例子很多。換言之，帝制並不是現代化必須割除的一個毒瘤。如果仔細閲讀辛亥前十年中國知識界關於帝制存廢的討論，就清楚帝制、共和的差別與意義，就不難體會嚴復、梁啟超，甚至楊度等人思想主旨。
馬勇：關於第二個問題，也就是憲政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紮根，也是過去100年裏一個理解性的誤差。從歷史維度來解讀這一過程，民國剛開始確實有權力結構的問題，袁世凱時期還不如原來帝國好，當時復辟也是這個原因，民國不如大清，所以不斷動盪，一直到1917年仍然是動盪。不過經過兩次復辟帝制，中國的共和制度逐漸走穩了，1917年之後有沒有發生顛覆性的運動推翻總統？沒有。從1917年到1928年北洋時代結束，這個過程中沒有平白無故把總統幹掉了，表明共和制度架構在這十幾年是穩的，內閣走馬燈一樣更表明共和制度就是這樣。
1927年蔣介石通過暴力手段結束了北洋政府，建立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這個時期他走的是孫中山的三階段，也即：軍政、訓政、憲政。孫中山骨子裏有一個憲政的藍圖，他說分成三個階段訓練人民，蔣介石建立南京國民政府之後就按照這三個階段做。1928年宣佈訓政綱領，之後緊鑼密鼓籌備國民黨一黨訓政的制度建設。
然而，形勢比人強，國民黨一黨訓政的計劃被九一八事變所打斷。九一八事變發生，抗日救亡運動興起，中國共產黨漸漸成為歷史的主角，極大推動了中國的政治進程。國共合作，全面抗戰，在這個過程當中國民黨統治區和共產黨統治區都開始了自己的憲政運動，這個憲政運動一直走到1946年，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這個憲法既容納了西方的憲政內容，又結合了中國的傳統。如果歷史主義地討論自己民族的這段歷史，我們應該承認憲政並不是完全失敗。
但在1931年，中國既定的軌道上出來一個新道路，這個新道路的標誌就是中華蘇維埃的成立。這是國共分裂的結果，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信仰，特別是那一代共產黨人從失敗中悟出的一個道理，武裝暴力奪取政權，按照自己的模式去建立國家，去實踐社會主義。這個實踐不是馬克思（Karl Marx）之前所規範的，在一個發達的社會程度下，來推行社會主義理想。馬克思主張在社會經濟發展之後，通過政策的調節來增加福利，列寧（Vladimir Lenin）講可以在貧窮的地方發展，向世界推廣社會主義，這種理想一直到現在還影響着中國共產黨人，一直到到今天的共產黨領袖，也有着強烈的理想主義的一面。共產黨相信，自己是一個領導階級、先進階級，這和儒家的傳統有關，資產階級承認每一個人都有缺陷，每一個人都需要約束，才能承認憲政的重要。我覺得可能要從這個角度，才能理解憲政在中國有沒有紮下根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