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應深化開放,引領新一波全球化︱專家有話說

撰文:外部來稿(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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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什麼要引領下一波全球化?全球化有利於推動全球經濟發展,是國際公共品的核心。

一是經濟快速發展。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現在的40多年間,中國從整體貧窮到現在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方面,1980年還不到300美元,去年年底已達12000美元,更促成了數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任何一個數據拿出來都是世界經濟的奇蹟。

二是快速城市化。全球化推動了城市化。因為城市化不僅是高樓大廈,必須與產業相配合。從深圳、東莞到廣州,城市化都與產業全球化休戚相關。

三是技術的應用。全球化就是資本、技術、人才、勞動力在全球範圍內相對自由地流動。改革開放以來,世界各國的技術在中國得到大量應用,尤其是東莞、深圳,短短幾十年就成為全球製造業基地。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形成對珠江三角洲供應鏈、產業鏈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國人均GDP去年年底已達12000美元。(新華社)

四是民營企業崛起。上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型,轉型帶來第一波民營企業的崛起。上世紀90年代,外資進入中國,主要與民營企業相結合,對民營企業發展有顯著的推動作用。

五是人口紅利。不少觀點認為,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得益於人口紅利。但可以發現,不是每個國家有人口紅利後經濟就能得到發展。人口紅利的釋放離不開工業化和城市化。

當前出現了逆全球化趨勢,我們的前途在哪?還要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近代以來,我們經歷了三波全球化。第一波全球化由歐洲國家引領,通過英國工業革命擴散到歐洲大陸、北美和世界各地,造就了1875年到1914年的全球化,這波全球化推動了歐洲國家之間貿易、投資、人才的流動,有力促進了經濟發展。但同時也產生兩個矛盾:一是全球化帶來大量財富,但各國內部社會階層不公平問題越來越突出;二是不同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導致民族主義崛起。第二波全球化發生在「二戰」結束到上世紀70年代初,是有限的全球化。這波西方內部全球化造成的後果就是福利社會大擴張和高稅收,資本活動受到較大限制,由此產生了第三波全球化的動力。中國則抓住了第三波全球化的機遇,從貧窮國家成為第二大經濟體。這波全球化為人類創造了巨量財富,但也同樣產生了國家內部社會階層以及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所以,歷史地看,全球化並不是一帆風順。

近年來,我們的全球化面臨一個新環境,包括中美衝突帶來的經貿脫鉤、技術「卡脖子」等問題,俄烏衝突對全球營商環境的不利影響,持久不退的新冠疫情對國際供應鏈的衝擊,東南亞國家營商環境迅速改善帶來的挑戰等。面對這些情況,中國應當繼續深化開放,引領新一波全球化。

中國的全球化面臨一個新環境,包括中美衝突帶來的經貿脫鉤、技術「卡脖子」等問題。(資料圖片)

新一輪全球化中,我們要主動開放,原因在於「三個有」:我們有強大的政治意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意志是哪一個國家的政黨都不能相比的。這些年來,儘管美國搞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但中國一直在提倡和推動開放;我們有物質基礎,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貨物貿易國;我們有豐富的經驗,我們的開放走過了三個階段,從上世紀80年代將外國資本「請進來」,到加入WTO與世界「接軌」,再到本世紀初開始「走出去」。現在,進一步的開放已經蓄勢待發。只要我們繼續開放,外國資本就不會離開。

中國要引領全球化,抓手是什麼?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成渝等經濟增長極都是抓手,其中以粵港澳大灣區條件最好。珠江三角洲以民營企業為主,又是內循環與外循環的交匯點,充滿發展動能。全球化就是資本、技術、人才的流動,如果這些生產要素在國內流動,就能推動內部大循環;如果在國際大流動,就能推動全球化進程。所以,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非常有意義。粵港澳大灣區可以通過珠三角9個城市和香港、澳門的融合,建立三個世界級的經濟平台:金融中心、科創和製造業中心以及國際教育平台。粵港澳大灣區大融合會遇到一些困難,但前景樂觀,前途無量。

本文為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8月29日在2022世界莞商大會經濟峰會暨半導體產業發展論壇的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