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挑戰|讓權力不再任性 法治是中國愈來愈迫切的工作

撰文:應濯
出版:更新:

現在距離中共二十大的召開愈來愈臨近了,法治應該會是二十大的內容之一。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決策層一直將法治視為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十八大以來,中共決策層又專門召開中央全會專題聚焦全面依法治國,並將其上升為「四個全面」。

這一方面說明中共決策層對於法治日益增加的重視,另一方面則反映出中國法治建設依然處於進行時,仍有待下大力氣去推進。從歷史和現實來看,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有着數千年專制主義和人治傳統的超大國家來說,雖然經歷了近代民主共和的洗禮,但人治慣性和官僚主義仍在發揮較大影響,法治建設依舊是結構性挑戰。

當前中國所面臨的防疫困境和經濟困境,讓許多人切身體會到法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早在2020年疫情爆發之初,習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要求「疫情防控愈是到最吃勁的時候,愈要堅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各項防控工作」。但在現實執行層面,有不少地方出現層層加碼、一刀切,反覆衝擊法治底線,比如「惡意返鄉」、「種地道歉」、「鐵絲鎖門」與河南紅碼事件。

今年7月,多地的河南村鎮銀行儲戶反映自己的健康碼再次被遠程賦「紅碼」。(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

2007年制定施行的《突發事件應對法》第十一條明確規定:「有關人民政府及其部門採取的應對突發事件的措施,應當與突發事件可能造成的社會危害的性質、程度和範圍相適應;有多種措施可供選擇的,應當選擇有利於最大程度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益的措施。」

可現實情況往往不盡人意,正如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童之偉在2020所警示的:「不少公職人員、尤其是地方上的領導者在過去幾十年的公共生活中形成了一種不良積習:但凡有突發事件,首先想到的是把自己手中的權力擴大和運用到極致,同時把公民、個人的權利自由壓縮或限制到極致,並且以這種方式向上表白自己辦事『堅決果敢』『舉措強有力』『能幹、有擔當』。」

為何會這樣?長期以來,中國許多地方政府施政時習慣於運動式政治動員模式,而忽略依法行政面向。不少官員習慣於提出一個又一個的政策或措施,而容易遺漏具體的政策或措施是否有法可依。不可否認,運動式政治動員模式往往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政策和措施往往相對靈活,以結果和解決問題為導向。但缺點是容易滋生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在執行過程中難免矯枉過正、層層加碼和一刀切。

今年5月,上海疫情期間,有道路被加上圍欄,阻礙消防車出入。(網上圖片)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宏勃早前曾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法治原則》一文中認為,「作為公法的『帝王原則』,比例原則是公權力行使應遵循的基本準則……哪裏有權力和權利,哪裏就應當有比例原則」。他建議「政府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中,必須以法治為導向,實現從『政治動員模式』向『依法應急模式』的轉變」。

經濟問題同樣如此,若經濟政策或措施震動幅度過大,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勢必容易用力過猛,好心辦壞事,侵蝕公眾對於市場環境的信心和預期。不久前,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副部長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魏加寧在一篇演講《中國當下,解決宏觀問題要靠微觀改革,解決短期問題要靠長期主義》中指出:「讓民營企業、創新者擁有長期主義的話,就不能讓他總是面臨顛覆性的風險。」

他說:「過去,政府是鼓勵發展網路平台,但是去年變成了打擊網路平台,導致網路平台的員工紛紛下崗,股價大幅下跌……還有,打擊教培,打擊網遊等,也導致了大量的員工失業。如果政策環境總是面臨着顛覆性的風險的話,企業家誰還敢投資?!誰還敢創新?!誰還敢擁有長期主義?!」

北京市民經過一家關閉的學而思教育培訓機構 (視覺中國)

他談到監管體制時表示:「當高層領導在忙於其他事情,沒有注意到這個領域的時候,我們的監管就『放羊』,比如說前些年的P2P;而當高層領導注意到這個領域的風險後,高層一發話,我們的監管部門就會『齊步走』、『一刀切』還要『一步到位』。國外的金融危機往往是由於投資者的『羊群效應』,而我擔心我們中國是監管者的『羊群效應』。後來有人還糾正我說,不是『羊群效應』,而是『狼群效應』。於是,監管政策在從緊,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就只能放鬆,否則就會出現『同步震盪』。」

經濟發展的一個至關重要條件是穩定的預期,如果預期不穩,變來變去,人心勢必不穩,經濟便難以發展。在改革開放已經40餘年,民營經濟早已是中國經濟不可動搖的重要基石的今天,為何還有許多企業家和投資者動輒因「消滅私有制」、「民營經濟離場論」之類無稽之談而提心吊膽?歸根結底,是因為中國法治建設尚不盡人意,許多人擔心有關保障民營企業正當權益的法律法規抵擋不住權力任性。

防疫和經濟的雙重困境,無不說明中國亟待健全法治,下大力氣讓外界相信權力不可任性。日裔美國政治學家福山認為,一個良好的政治秩序包括三個要素:強大的國家、法治和責任政府。福山之所以如此重視法治的作用,是因為法治可以限制和規範公權力,為社會運行提供穩定的、公開的、可以預見的規則。這一點非常重要,事關公權力能否被節制和公民權利能否得到保障,直接決定一個社會能否長治久安。可以說,對於當下中國來說,為了保護改革開放40餘年的發展成果,為了走出防疫困境和經濟困境,讓未來行穩致遠,建設法治政府、法治國家和法治社會已是迫在眉睫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