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挑戰 | 疫情常態化後　中共亟待重建經濟社會

2020年9月8日，「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黨舉行。

這是一次規格極高、極為引人關注的大會。會議由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做長篇講話，總理李克強主持，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宣讀主席令，主抓中共黨務、意識形態並負責書記處常務工作的王滬寧宣讀表彰決定，汪洋、趙樂際、韓正，和有「第八常委」之稱的王岐山出席。

會議根據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決定，授予鍾南山「共和國勳章」，授予張伯禮、張定宇、陳薇「人民英雄」國家榮譽稱號，另有186名個人、150箇中共基層阻止被授予榮譽稱號，14名犧牲在防疫一線的共產黨員被追授「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稱號。鍾南山等代表受表彰個人和集體發言。

回顧新冠疫情爆發三年來的經歷，那絕對是屬於中國人的高光時刻。

當年2月初，新冠疫情在湖北武漢爆發，迅速向全國擴散，後又不斷穿透國家與洲際邊界。在人們對病毒認識還極為有限，所有人談新冠變色的情況下，中國通過嚴厲封城、一省幫一市、集中全國醫護資源救援等防疫舉措，打響了防止疫情傳播的「總體戰 阻擊戰」，通過中國人所熟悉的「人民戰爭」的模式，在經歷過初期的慌亂後，迅速阻斷了疫情傳播，取得了防疫戰爭的偉大勝利。彼時，歐美因為疫情防控無力，正深陷病毒災難的泥灘，每天天文數字般的感染與死亡比例，不僅成為普通民眾的人道災難，也使西方制度與自由主義文化顏面喪盡。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充分展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充分展現了中華文明的深厚底藴，充分展現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自覺擔當，極大增強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必將激勵我們在新時代新徵程上披荊斬棘、奮勇前進。」習近平在大會講話中講到。

「我們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堅定果敢的勇氣和堅忍不拔的決心，同時間賽跑、與病魔較量，迅速打響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用1個多月的時間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勢頭，用2個月左右的時間將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個位數以內，用3個月左右的時間取得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的決定性成果，進而又接連打了幾場局部地區聚集性疫情殲滅戰，奪取了全國抗疫鬥爭重大戰略成果。在此基礎上，我們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抓緊恢復生產生活秩序，取得顯著成效。中國的抗疫鬥爭，充分展現了中國精神、中國力量、中國擔當。」習近平總結說。

習近平講話在人民大會堂贏得了雷鳴般的掌聲，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疫情防控中取得的成績，極大激發了中國人的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人們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在中美對抗持續加劇、對西方制度批判成為顯學、中國傳統文化與整體自信不斷回歸、中國共產黨亟需向世界展現它在新時代的使命擔當與領導能力的態勢下，這場來之不易的巨大勝利可謂恰到好處。

然而，問題與挑戰也隨之而來，而且隨着疫情與防控持續，隨着全國絕大多數國家陸續放開管控，形勢變得越來越嚴峻，經濟每況愈下，相關防疫路線也遭到越來越普遍而強烈的社會質疑與反彈壓力。

宏觀經濟面臨嚴峻挑戰

2021年10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總體經濟形勢給出了「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的總體判斷。

2022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才剛提出「要根據病毒變異和傳播的新特點，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僅僅幾天後，5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就又召開專門會議，提出「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我們的防控政策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我們的防控措施是科學有效的。」「要深刻、完整、全面認識黨中央確定的疫情防控方針政策，堅決克服認識不足、準備不足、工作不足等問題，堅決克服輕視、無所謂、自以為是等思想，始終保持清醒頭腦，毫不動搖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堅決同一切歪曲、懷疑、否定我國防疫方針政策的言行作鬥爭。」

從8個月前總結表彰會上的萬眾一心，到8個月後把「動態清零」的防疫路線提到「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高度，對全黨認識和執行「動態清零」路線做出嚴厲要求，並且三令五申，要求全黨「保持清醒頭腦，毫不動搖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堅決同一切歪曲、懷疑、否定我國防疫方針政策的言行作鬥爭。」這期間的變化落差不能不引起關注，它折射出不僅在社會大眾層面，甚至在中共內部可能都已經出現了不小的迷茫與質疑聲音。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變化，除了各地不顧基本民生需求與生產需要，層層加碼、一刀切防控導致的群情激憤，每個人從日常生活即可感的迅速變差的經濟運行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根據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統計，在疫情防控還不太嚴厲、社會人員與物資流通總體還算順暢的2021年，全國企業註銷就達到了349.1萬戶，個體工商戶註銷961.9萬戶。

進入2022年，因為疫情疊加外部衝擊，尤其是上一年政府體系對多個市場不合時宜的連續重拳出擊，經濟情況迅速惡化。根據清華大學的統計數據顯示：僅在2022年上半年，全國一共有46萬家公司宣佈倒閉，一共有310萬左右的個體工商戶註銷。

大量市場主體倒閉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經濟活力迅速下降，失業人口暴增，居民個人與家庭收入下降，社會對未來預期進一步轉弱。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2年前8個月，全國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4%，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大量因失業返鄉的農民工以及「畢業即失業」的大學生。2022年全中國的大學生畢業人數達到了1076萬人，歷史首次突破千萬大關，有數據顯示，截至8月，大學生實際總體結業率還不到20%，這就意味着，僅僅是大學畢業生就產生了近800萬失業人口。

另外，統計數據還顯示，8月份，不包括新畢業大學生，全國16-24歲年輕人口調查失業率為18.7%，這個數字雖然比7月下降1.2個百分點，但是仍然居於全球前列，甚至比陷入戰爭被制裁的俄羅斯都高。

年輕人，大學生，從來都是引發社會變革最激進的力量，世界各國的經驗教訓無一不證明了大量年輕人失業的危險性。中國城鄉二元制結構與較高的家庭積蓄，從總體上消化了不少失業人口，減緩了社會矛盾，但是如果經濟長期下行，趨勢得不到有效改善，隨着家庭積蓄被耗光，年輕人的挫折感上升，必然會引發嚴重的社會穩定問題。

經濟活力下降還體現在其它一些宏觀數據上。根據中國央行公布的數據，8月末，廣義貨幣（M2）餘額259.51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長12.2%，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2個和4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餘額66.46萬億元，按年增長6.1%，增速比上月末低0.6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高1.9個百分點。

但另一方面，社會融資數據方面，8月居民戶貸款4580億元，按年減少1175億元。其中居民戶短期貸款1922億元，按年多增426億元，居民戶中長期貸款2658億元，按年減少1601億元。中長期貸款萎靡，顯示出居民貸款結構並未好轉，預示着房地產市場仍待進一步提振。

企事業單位貸款方面，8月企事業單位貸款8750億元，按年多增1787億元。其中企事業單位短期貸款-121億元，按年少減1028億元，企事業單位中長期貸款7353億元，按年多增2138億元，表明企事業單位貸款結構有所修復。但需要注意的是，貸款增長主要來自於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和地方融資平台，這就又說明了一個實際上這些年一直在持續發展，但是卻已經在國內被打上了「政治不正確」標籤的國進民退問題，實際上，但凡實事求是地對中國經濟進行分析，都知道民企對中國經濟民生的意義，民企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即代表着中國的經濟活力，無論在稅收、就業、業態分佈還是與人民日常生活的關聯性維度，民企活力下降往往就就是經濟活力下降。

從社融-M2增速總體來看，8月末社融-M2的按年增速為-1.7%，較上期進一步擴大0.4個百分點。社融擴張速度明顯弱於貨幣擴張速度，預示着信貸需求和貨幣寬鬆存在一定錯配，企業家不敢不願投資，消費者不願消費，金融市場資金空轉現象並未好轉。

財政可持續性面臨嚴峻挑戰

經濟運行變差的另一個直接後果是財政收支出現嚴重失衡。

根據官方統計，2022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05221億元，扣除留抵退稅因素後增長3.3%，按自然口徑計算下降10.2%。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47663億元，扣除留抵退稅因素後增長1.7%，按自然口徑計算下降12.7%；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57558億元，扣除留抵退稅因素後增長4.7%，按自然口徑計算下降7.9%。全國稅收收入85564億元，扣除留抵退稅因素後增長0.9%，按自然口徑計算下降14.8%。公共預算支出方面，上半年128887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5.9%。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支出15630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5.8%；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13257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5.9%。

在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支情況上，2022年上半年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27968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8.4%。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1898億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2%；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本級收入26070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9.7%。上半年，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54826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31.5%。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預算本級支出2040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2倍；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相關支出52786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9.5%。

一邊是10%-30%左右的財政預算收入下降，一邊是將近6%-30%左右的支出增長，這樣的財政狀況怎麼長期持續？

中國是一個「大政府」國家，政府承擔着大量社會管理事務，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特別隨着進入新時代後，全面強化了中共的全面領導地位，提出「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隨着黨強化對大量日常事務的領導，一些原本由社會公益組織負擔的社會服務功能向政府轉移，硬性財政支出這些年一直在大幅增加。在經濟良性運轉，經濟與財政收入保持一定增速的情況下，問題並不會暴露，但是一旦經濟失速，財政收入跟不上支出速度，問題就會立刻暴露。

這就可以解釋現在不僅內地很多地方財政揭不開鍋，沿海發達地區的財政也同樣入不敷出，一些地方連維持「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支出」都出現困難。

2022年1月13日，位於中國東北的鶴崗市人大召開會議，批准了《關於鶴崗市2021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22年預算草案的報告》。報告顯示，鶴崗市地方債務餘額當時257億元，系統內債務110.9億元，隱性債務146.1億元，通過發行再融資債券、展期、置換、使用化債周轉金等措施，解決債務還本支出13.2億元，債務付息支出9.3億元。而2021年，鶴崗市公共一般預算收入為13.9億元。也就是說，債務餘額是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19.5倍，鶴崗市財力不足根本無法支付到期的債務性付息資金，政府履約出現問題。

如果說鶴崗是一個東北的資源型城市，城市債務困境隨着資源稟賦與產業結構變化有其特殊性，那麼北京市通州區下轄某鎮在法院判決敗訴，依法必須償還某民營企業近一億元欠款卻無力償還的案例，則折射出即便在北京這樣一般人印象中財大氣粗的首都，至少在區以下財政層面，也陷入了政府因財政困難而不得不違約乃至違法的惡劣情況。

另一個引人注意的案例發生在貴州。2022年8月25日，財政部引發《支持貴州加快提升財政治理能力奮力闖出高質量發展新路的實施方案》（財預〔2022〕114號）的通知，通知除了提出要加大對貴州財政資金支持力度，還就支持貴州防範化解政府債務風險做出包括積極增強化債能力、穩妥降低債務風險、科學安排新增政府債券等三項安排。通知表示要研究支持貴州高風險地區開展降低債務風險等級試點，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原則，在落實地方政府化債責任和不新增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前提下，允許融資平台公司在與金融機構協商的基礎上採取適當展期、債務重組等方式維持資金周轉，降低債務利息成本。

從官方與公共輿論層面，迄今為止，從來沒有包括貴州在內的任何一個省級政府傳出過政府違約新聞，但是財政部這個言語晦澀的通知，還是折射出了即便在一些省級財政層面，也不得不通過債務展期、債務重組等維持周轉。

嚴峻的經濟局面與不斷加大的財政壓力，促使主要負責經濟社會運行的國務院系統不斷加大對經濟運轉的督察力度。2022年5月25日、7月7日、8月16日，國務院連續召開了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東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負責人座談會、經濟大省政府主要負責人座談會等專題會議，要求各地方政府要發揮穩經濟關鍵支撐作用，落實好穩經濟一攬子政策，挖掘自身政策潛力，保市場主體激發活力，各省要堅持政府過緊日子，盤活財政存量資金，保持財政收支平衡，要完成財政上繳任務。

社會信心面臨嚴峻挑戰

現代市場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預期經濟，人們對未來預期的好壞，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決定經濟未來，還能影響到當下的經濟運行狀態。這個預期就是信心。

然而，當下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已經遠遠超越了經濟範疇。連續三年的疫情影響與嚴厲管控，尤其是一些地方不顧民眾基本生活與生產需要採取的層層加碼、一刀切等粗暴防疫措施不僅嚴重影響到經濟社會運行，使人們普遍感受到的日常生活場景趨向蕭條，很多民眾的收入與生活質量下降，個人行動自由受到限制，很多人因為這些管控措施，對整體社會未來的信心也遭受到重創。

一個必須正視的現實是，隨着以疫情防控為表象的管制力量不斷加強，對政治正確和秩序的追求不斷強化，科技又賦予了政府更多更高效的管制手段，因為對經濟未來和個人空間不斷收緊的焦慮，情緒激烈的抗爭、消極的「躺平」、以及出於安全與個人自由訴求的「潤學」似乎已經成為某些群體的人生選擇。

在中國網絡上，「清零」與「共存」兩種路線之爭、中西醫之爭和俄烏戰爭之爭，已經成為三大「友盡」話題，而且是焦躁、最具對抗情緒的話題。在這個充滿了撕裂與鬥爭語言的環境下，很多防疫專家的聲音在消失。張文宏這位在武漢疫情期間聲譽鵲起的防疫專家的音量正逐漸淡出網絡視野，甚至連獲得了「共和國勳章」的鍾南山提議進行疫情防控創新嘗試的科研文章也被禁止在自媒體平台傳播。

2022年4月到5月，上海疫情期間，網絡上一度興起了一股唱《國際歌》的熱潮。大概是因為這首共產主義歌曲有鼓動人們團結對抗的政治想象，在內地微博上曾出現一個視頻，有一隊警察敲開了一戶人家的大門，以涉嫌播放《國際歌》為由，要對這家的夫婦進行傳喚、調查。這家夫婦則表示，他們確實聽到了《國際歌》的聲音，但否認是自己放的，並且質疑警察，播放《國際歌》有錯嗎？當時的情緒演變，連一向以宣揚「極左」而飽受爭議的「烏有之鄉」也表示「國際歌不行?難道只能唱『聽我說，謝謝你』？」。

人們對經濟民生與自由流動的渴望，看不到頭的頻繁的核酸檢測，以及隨時可能因疫情防控被限制自由的不確定性，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疫情防控產生抵觸情緒。另一方面，世界各國普遍放開防控產生的「孤島效應」，又對中國接下來如何進行疫情防控，形成了一個非常大的外部挑戰。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在經歷上海封控之後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我覺得這次靜默帶來的轉折性意義，現在還遠遠看不出來。一般人只談到經濟衝擊，經濟衝擊是其中一部分，但更大的是另外一些衝擊。人是靠某種期望、對某些前景的信心活着的，群體中彼此之間有一種信任感，這種信任存在於公民與政府、個人與個人之間。現在這些紐帶受到了強烈的衝擊，甚至引發了某種危機感。這種衝擊帶來的影響，我覺得到無論在經濟、政治還是在文化心理意義上，都是一個大事件。隨着時間的推移，這點將會看得更明顯。」

二十大後的中共如何完成經濟社會與心理重建，怎麼去面對這個最現實的挑戰，這是一道必答題，且看執政者如何答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