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北京大學姚洋・二|理論遠遠落後實踐 當代中國最大挑戰

撰文: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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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北京時間2月7日,習近平在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延續二十大報告,對於如何正確理解和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發表講話。在講話中,習近平重申了中國式現代化五個方面的特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並直言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現了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

提到「現代化」,很多中國人都不會陌生。因為自鴉片戰爭以來,被西方的堅船利炮叩開大門的中國,就不斷在「刺激—反應」模式下艱難尋求着現代化。從洋務運動的器物現代化,到戊戌變法的制度現代化,再到五四運動從文化上尋找病根,中國的近代史,既是一部充滿戰爭與混亂的歷史,也是一部探尋中國式現代化之路的歷史。日前,《香港01》記者圍繞中國式現代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問題專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以下為訪談第二篇。

香港01:在文章中,您特別談到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並談到了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之後如何引領中國共產黨回歸中國,比如對階級鬥爭的重新定位、黨的任務的變化,且認為鄧小平帶領黨從社會改造轉向經濟建設,指導其實踐的是中國的務實主義哲學傳統。目前來看,中國共產黨已經滿百年,如果依循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路徑,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目前處在什麼樣的階段?後續會如何繼續中國化?這對於外界認識中國共產黨有何啟示?

姚洋: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總體判斷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在實踐層面比理論層面要走得快得多,換言之,在實踐層面,很大一部分已經回歸中國,比如務實主義、選賢任能、恢復市場經濟等,都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化的表現,但在理論層面,面臨着重新改造的難題。我個人認為,當代中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理論遠遠落後於中國共產黨的實踐,這是最大的挑戰,也是最根本的挑戰。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視覺中國/資料圖片)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非常重視理論的政黨,每一次重要轉折都是理論先行,比如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是要寫文章,文革之後啟動的改革開放,也是理論指導實踐。而當前理論落後於實踐最重要的,就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完全落伍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勞動價值論,而勞動價值論的下一步就是剝削理論,在一個源自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國家就具有了階級屬性。如果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剝削理論,那就必須依照這個邏輯去實踐,但顯然,改革開放40多年我們並不是按照這一套理論來做的。我們經濟成果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不是剝削理論,不是單一的按勞分配,而是按要素分配,是資本和勞動共同取得回報,中國才有今天的發展。

所以在新時代構建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吸收改革開放的寶貴經驗,放棄剝削理論。而且,往前看,剝削理論也不利於凝聚全國各階層的力量,不利於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如此,對所有制的討論不應再有政治意義,而僅應有經濟意義,即把效率作為確定所有制的主要標準。但這不意味着中國社會主義就放棄其它目標,而是要通過再分配提升國民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的能力,以此實現共同富裕。如果我們機械地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套到社會主義上,那就不是實事求是,也不符合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我們一定得改,否則會有越來越多的混亂,比如前段時間出現的「人民經濟」的討論,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引發的擔憂等。

香港01:國進民退的爭論也是比較典型的。作為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至今沒有解決一個理論難題:究竟要不要消滅私有制?消滅私有制這個概念對馬克思來說是哲學意義的,「消滅」資本主義並不等同於作為生產要素的「資本」也將會在一段時間之後被取締。

姚洋:對,國進民退這些爭論,都是一脈相承的,這關係到我們對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這個問題太重要了,高層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怎麼往前推進,這是一個艱鉅的任務。最難的不在於建構什麼樣的理論,而在於是否有勇氣放棄已經不適應於中國發展階段的理論。如果不邁出這一步,中國的基本政治經濟制度就懸而未決,因為具體的實踐和飄在空中的理論完全不吻合,大家心裏就發毛,社會思想必然也就會混亂。

在過去四十餘年的歷史浪潮中,「傻子瓜子」創始人年廣九曾經3次入獄,經歷四次婚姻,幾經沉浮,極富傳奇色彩。2023年1月11日,年廣久去世。(圖源:VCG)

香港01:關於實踐落後於理論,您在文章的「中華文明的世界意義」章節中,也特別談到了實踐與理論之間的張力的問題。具體來說,在理論層面,中國化剛剛起步,黨的理論要回歸中國傳統,難度很大,畢竟反傳統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主導思想,但是,站在建黨一百周年的節點上,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後衝刺階段的起點上,是時候在理論層面認真對待中國傳統了。是否可以理解為,您所提到的「黨的實踐與黨的理論之間的張力」,關鍵的癥結在於未能直面中國傳統?2012年十八大報告提出了「三個自信」,後來有增加了文化自信,這一次二十大「歷史自信」又被提到了重要位置,並在二十大報告中與文化自信並列提出,該怎麼理解這幾個自信之間的關係?破解黨的實踐與黨的理論之間張力的關鍵在哪裏?

姚洋:二十大報告提出來了大方向,這也是整個中國特別是黨的理論界應該努力的方向,但問題在於,我們現在的理論仍然處於革命的話語體系裏,沒辦法跳出來。所以這次報告專門提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問題,我覺得是有深意的,希望大家從老的理論中跳脱出來,重新思考黨的理論。要創建新的理論,勢必要揚棄一部分舊理論,但我們現在還做不到,於是只能不斷疊牀架屋。但這樣會阻礙我們前行的道路,比如不放棄階級鬥爭,就別談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