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和解的啟發:國家是時間河流上的行船 外交不可意氣用事

撰文: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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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中澳關係的正常化頗有啟發意義。11月4日至7日,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既是去年阿爾巴尼斯上任以來首次訪問中國,又是2016年以來澳洲總理首次訪華,預示中澳關係已正常化。

在阿爾巴尼斯訪華之前,中澳關係已經疏遠7年,其中多數時候都是發生在莫里森(Scott Morrison)執政時期。當初美國政府對華髮起貿易戰,澳洲率先宣佈禁止使用華為5G設備。後來新冠疫情在西方國家肆虐,澳洲又配合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將矛頭指向中國。澳洲一度成為美國盟友中與中國關係最僵化、矛盾最激烈的國家之一。隨着兩國關係跌入谷底,中國對一些澳洲商品採取反擊措施。不過,應該看到的是,過去數年中澳關係交惡的現實並未妨礙今天中澳和解的努力。當強硬而又民粹的莫里森在去年澳洲大選中被阿爾巴尼斯擊敗,中澳關係隨即迎來和緩的希望。隨後一年多時間,中澳高層舉行會晤,兩國逐步恢復合作,紛紛釋放善意,阿爾巴尼斯訪華正式宣告中澳和解。

11月6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和阿爾巴尼斯的會晤中說道:「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澳兩國恢復各領域交流,走上了改善發展關係的正確道路。中澳同為亞太地區國家、二十國集團重要成員,兩國沒有歷史恩怨糾葛,沒有根本利益衝突,完全可以成為相互信任、相互成就的夥伴。」阿爾巴尼斯同樣對兩國積極接觸感到滿意,並認為中國長期穩定持續發展符合澳洲的利益。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中澳關係日後必然一帆風順,更不意味着澳洲會偏離美國,但至少說明澳洲注重與中國改善關係,務實認識到兩國合作的重要性,兩國關係雨過天晴。

澳洲前總理莫里森。(Getty)

回看中澳關係從交惡到重新和解的過程,不難發現,一時之間的分歧、矛盾、衝突並不意味着永遠會這樣,關鍵在於是否在恰當反擊的同時為日後冰釋前嫌預留空間。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對外政策往往受制於多重因素,不能把一時之間的選擇簡單上綱上線為整個國家和地區的長久選擇。許多事情,一時之間改變不了並不意味着將來改變不了,重要的是沉住氣,保持理性和冷靜,從長遠考慮。對於一個國家和地區來說,政策所欲達成的目標不是短期內的勝負,不是意氣用事,而是最終能否惠及整個國家和地區的利益。今日中澳關係的轉圜說明中國在當初兩國關係墜入激烈博弈的谷底時預留迴旋餘地,並在機會出現時能及時重啟對話與合作。

在中國對外交往歷史上,類似情況多有發生,近年來的中菲關係、中韓關係便是例證。2013年菲律賓政府單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2016年南海仲裁案在中國缺席的情況下公布結果,招致中國強烈反對。南海仲裁案是中菲關係急劇惡化、菲律賓政府聯合美日對抗中國的一個標誌性事件。當時南海仲裁案在國際社會引發密切關注,中菲矛盾白熱化,南海局勢一度有劍拔弩張的風險。所幸的是,當時中國比較冷靜、克制,並未讓局勢失控。不久後,隨着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成為新總統,菲律賓對華政策迅速發生大幅調整,中菲關係重回穩定友好狀態。

2016年7月23日上午,澳洲墨爾本,169個華人社團發起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遊行,抗議南海仲裁非法。(VCG)

中韓關係同樣如此,本來朴槿惠上任初期,中韓關係明顯升温,但因為韓國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事件,兩國突然交惡,後來隨着文在寅上任,中韓關係又趨於和緩。目前因為韓國尹錫悦政府對華強硬態度,中韓關係面臨新的困境,但只要中國守住底線,從長遠考慮,等待時機,留有餘地,相信未來中韓兩國還會重新走近。

外交工作的本質是服務於國家利益。在今天這樣一個和平與發展深入人心的時代,外交工作只有學會在和平與發展的框架下解決問題,學會「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才能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否則,如果被短期內的勝負情緒所束縛,被狹隘激進的民族主義浪潮所裹挾,一味用強,讓兩國關係持續惡化,走向失控,乃至兵戎相見,給彼此造成難以癒合的傷痛,那日後將難有轉圜空間。在當今世界,不乏一些國家和地區意氣用事,陷入無休無止的對抗之中,難有寧日。

國家是時間河流上的行船。不因一時之間的得失而意氣用事,凡事應該從長遠考慮,等待時機,為日後的積極變化創造條件,理應是國家對外政策最為務實、理性的選擇。這既是中國多年以來所積累的經驗,又是中國今後應該傳承和發揚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