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同性戀受教育權第一案」敗訴 中國平權路仍艱難(下)

撰文:林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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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日,「中國同性戀受教育權第一案」在北京宣判。該案原訴人廣州中山大學學生秋白(化名)因大量高校教材出現污名同性戀的內容,向教育部申請教材監管訊息公開。在教育部未答覆的情況下,秋白於2015年8月17日以「教育部不作為」為由提起訴訟。2017年3月2日,案件幾經波折,終以敗訴落幕。近年來,在同性戀平權議題上,中國有幾宗案件倍受矚目,然而如同大部分平權案件,該案在上訴前並不被看好,質疑、嘲諷聲不絕於耳,敗訴的結果亦不出乎意料。
儘管首宗「同性戀受教育權案」敗訴,但案件點燃的火花並未隨即消逝。案件為什麼會敗訴?該案在同志平權路上有什麼影響和意義?案件背後暗示了中國高校同志群體處境是什麼?同志NGO從業者、性研究學者、法律專家將一同從這宗同性戀教育權案,解讀案件留下的意義,反思高校同志圈的現狀。
本文為「中國同性戀受教育權第一案」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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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9日,七對來自中國的同性戀伴侶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美國加州舉行婚禮。(視覺中國)

自由風氣縮緊,恐同思潮回溯

艾曉明表示,在中大「彩虹社」成立前後,大學環境相對而言更為開放和自由。然而十多年後的社會環境,言論自由的風氣縮緊,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在性、性別等邊緣議題的討論。

2015年底出台的《電視劇內容製作通則》(簡稱:通則)規定,禁止在電視劇中出現的內容包括,「表現和展示非正常的性關係、性行為,如亂倫、同性戀、性變態、性侵犯、性虐待及性暴力等」,通則點名同性戀,並且將其與性侵犯等犯罪行為等量齊觀,引起網絡輿論反彈,被指有關規定涉歧視同性戀。

通則很快施行在影視產品中。2016年初,涉及中國同志校園題材的網絡劇《上癮》紅透網路,但在上線1個月左右便在全網「下架」。該劇在1月29日開播以來,短短十餘天就取得總點擊量過億的成績。

同性戀校園題材的網絡劇畢竟是虛構的,那麼在現實中,同志學生的處境如何呢?

就在4月16日,某大學有兩名女生高舉橫幅抵制同性戀,上面寫道「維護中華民族傳統倫理 捍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抵制西方腐朽思想侵蝕  讓同性戀遠離大學校園」,影下橫幅的相片在當天旋即刷爆微信朋友圈。

拉橫幅的其中一名女生為醫學博士,她在事後透露,截止17日早晨,已有十多名教師及三位中央教育部、省教育廳領導明確表態支持她們的舉動,「我作為一個醫學博士,有責任從理論上加強公共衛生安全。」 她還表示,「讓同性戀遠離校園」並不意味著要消滅同性戀,而是要進行「改造和教育」,例如採取不和同性戀接觸,不進行同性戀活動。

她還提及此番行動旨在跟隨「中央政策」,既然同性戀在中國不為主流價值觀接納,同性戀者就應該適應這種社會身分地位,為自己異於常人的選擇承擔代價,而非讓社會為其「買單」。

近年來,在大學中亦不乏有恐同言論。2015年,中國知名大學復旦大學在軍訓動員大會的艾滋病講座中,在「男同學要努力培育異性戀的性取向」一節,提及男同學需「樹立正確的異性交友觀」,「要學會與異性交往」,在網絡引發爭議。類似言論,出自大學教師之口的情況並不少見。

艾曉明指出,現時大學內有「非常保守的、很明顯的恐同思潮在泛濫。」 艾曉明曾於2003年在大學籌辦兼備校園社團性質和NGO的「性別教育論壇」,在國內屬於先鋒之舉。當時就性多元的議題,在大學內還有「施展拳腳」的空間。她認為,倘若秋白上訴教育部的事情發生在2005年左右,「也不是太大的事」,彼時能夠請到台灣最激進的性權派領袖來校演講,能談性工作、能談同性戀。

2015年11月,有同志社團高舉彩虹旗參加馬拉松。(視覺中國)

時間線拉回當下,「十多年整個政治環境在言論方面是收緊的,言論控制收的很緊,對NGO團體的空間也就急遽縮小。」

在中國,政治環境的風自然會刮進校園高牆內。艾曉明認為,社會環境的收緊,導致過去在性別平等教育內批判的觀點,能夠堂而皇之地回潮。在同性戀議題上,同志學生沒有能見度,無法表達自己的驕傲。例如學生社團無法正式註冊,同志學生群體沒有平等機會使用教室、放映同性戀主題的影片、舉辦講座。同時,同志學生若要舉辦活動,便會涉及學生集結的問題,在校方眼中,這儼然會成為管理層面的障礙,「是不可控的。」

管理障礙的背後,是根深蒂固的恐同思想。對管理者而言,同性戀者屬於挑戰傳統的少數人群,「會構成一種秩序的動搖」。同性戀群體在異性戀霸權為中心的教育體系中,既沒有獲得知識的合法性地位,亦未獲得普遍認同,該議題在學術領域中亦是薄弱,「教科書都說你們(同性戀者)是精神病、精神變態,那怎麼說呢,都是專家學者寫的。」

在性別研究及教育方面均有經驗的學者黃海濤則認為,十年前可以在學校做的關於同志倡導的行動,現在都「不可想像」了。如今他已經離開學校,成為一名獨立評論人。

黃海濤分析,校園風氣收緊與近年來社會上平權活動「被敏感化」有關,「一旦你走出書齋,介入了社會,挑戰了權力機構,你就被敏感化了。反過來就會影響到學校的研究,你做一些論壇演講都沒關係,你在課堂上和學生開課,我覺得就變得困難了,更不用說像十年前開展彩虹社。」

以上種種,反映出同性戀群體既無法在文化層面獲得認可,更無法在權利平等層面與主流思想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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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作家白先勇曾在同志文學作品中寫到:「在我們的王國裡,只有黑夜,沒有白天。」(視覺中國)

個體力量可以留下什麼?

大環境收緊,恐同思潮暗湧,女大學生狀告教育部的新聞在訊息如洪水的時代裏,能留下什麼印記?

性別研究學者黃海濤認為,如今同性戀已不再是禁忌的話題,過去的媒體報道更多呈現了獵奇心態,把同性戀當作一種景觀。但近年來,包括秋白在內的多起事件讓公眾意識到,同性戀群體不僅存在,而且擁有他們的權利,「(這些行動)已經把能見度和倡導的行動提升到同志人群自我賦權的層面。」

黃海濤指出,這種能見度建基於法治社會的承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同志群體能夠自覺地運用法治工具進行維權行動。

談到近來在中國興起的粉紅經濟浪潮,在社會上似乎營造出了屬於同志群體的空間。同志群體的身份認受度是否有實質性的改變?黃海濤指出,粉紅經濟體現出同志或許能在私人領域享有優質的生活,有一小部分精英可以在商業的浪潮下獲得他們的優勢,甚至被社會接納,「但這部分人的經濟地位較高,在社會上也擁有更多的話語權。」 他認為,總體而言同志被社會接納的部分是非常小的。

在官方話語體系中,同志議題還囿於灰色地帶。黃海濤提出,LGBT屬於一個突破口,在解決婦女、兒童和移民問題時,LGBT也成為國際人權領域的最新發展領域。然而中國官方目前仍避免在性少數議題上表態,「官方引出了一個灰色地帶,他就不能對這件事情表態,他還覺得這件事情是不能說的事情。」

難以啟齒的原因有二,其一,LGBT議題和別的人權議題面向相若,一旦被政治化就不好辦了;其二,官方亦有在文化層面的顧慮,LGBT議題有違中國官方所倡導的的那一部分傳統價值觀。

儘管如此,黃海濤認為在爭取同志平權的路上,個體事件還是能帶來零星的突破。「雖然面對這樣的環境,也不是說同志群體就坐以待斃,沒什麼事情可以做。我覺得還是有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因為畢竟這個社會,政治空氣是一部分,但科技、商業..社會進步還是有很多空間。你可以利用社會進步做一些事情。你必須在政治空氣沒有鬆動的時候,可以在別的地方開一些新的戰場。」

個體維權行動可以不斷創造先例,拓展空間,「像一個發動機一樣,推動一個運動往前走,而不在於取得一時的進展,或一時的挫折。」 而人們可以通過前驅者努力的個案,擺脫一些恐怖的想像,去做一些微小的努力。

「中國同性戀受教育權第一案」終審判決後,敗訴的秋白沒有怠慢,仍在組織志願者向有錯誤訊息教材的出版社反饋,目前已有出版社和編者給出積極反饋,承諾將在再版時作出修訂。

台灣知名作家白先勇曾在同志文學作品中寫到:「在我們的王國裡,只有黑夜,沒有白天。」 對中國同志群體而言,或許白晝尚遠,但依舊有人朝著夜色褪去的路上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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