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6萬億救助金開閘 是「救市」還是「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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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了對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的救助法案,預計這個2.2萬億美元的法案將短時間內通過眾議院、正式生效。

該法案的通過,說明美國兩黨迅速達成共識,體現了一定的凝聚力。可以說,無論是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的財政措施還是聯儲局的量化寬鬆(QE)政策,規模和強度都是前所未有的。高達2.2萬億美元資金注入市場,加上此前聯儲局釋放的預估在4萬億美元的流動性,美國疫情之下將釋放約6萬億美元的流動性。

目前,美國疫情仍然在迅速增長,截至3月25日確診病例已經逼近7萬人大關,死亡病例破千。疫情的嚴重性,的確要求政府雙管齊下,進行有效的防控和合理的經濟救助。然而這6萬億美元,是否能真正幫助美國走出危機?

釋放流動性有必要 但非關鍵

特朗普推出的財政和貨幣措施,最核心的一點就是提供流動性,聯儲局「無限量寬鬆」的政策,也就是等於說「越多越好」。要知道,聯儲局此次不止動用了相當於6次常規降息的緊急降息,利率降至0的水平,也不僅重啟QE,開展對銀行、一級交易商以及貨幣基金的流動性支持工具外,還動用了非常規手段,啟用商業票據融資機制,直接向企業注入流動性。

在疫情影響下,美國家庭和企業發生逾期付款和違約的概率上升,金融機構和投資者購買商業票據意願降低,導致該市場幾乎陷入停頓,利率大幅上升,多數企業無法獲得短期借款。商業票據市場目前規模在1.13萬億美元,是貨幣市場重要部分,且發行主體主要是非金融機構,激活這個市場的確是有必要的。不過,由於聯儲局信貸購買對企業信用層級和範圍都是受限的,最邊際的1.2萬億美元投機級債券和無評級債券,以及1萬億美元槓桿貸款仍然存在風險暴露的可能。

因此,聯儲政策最好的結果是防止企業資產負債表的坍塌,但是對實體經濟作用仍然有限。雖然給財政政策贏得了時間,但是美股在此前一跌再跌的反應已經證明,市場對此並不買賬。一方面,這是因為聯儲局頻頻重啟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措施,讓市場更加恐慌;另一方面,疫情造成的危機本身就和傳統的金融危機不同,因此用應對後者的手段並不完全合適。

金融危機的根本問題在於社會總需求不足,然而在疫情發生前,美國的企業、家庭部門資產負債表、金融市場都未出現總需求不足的情況。疫情帶來的危機,其實是由於社會供給被擾亂。消費受到的衝擊是從提供端而來——比如搶購潮後無法補貨的商店,失去了供應商的企業。

供應鏈解決方案提供商Resilinc的數據顯示,疫情導致製造業活動的放緩,主要體現在零部件短缺、勞動力中斷、交通中斷、無法交付給客戶,從而造成總產能未被充分利用。也就是說,解決供應鏈的問題比貨幣流動性更重要,但是上述以「熨平信用周期」或以消除「資產負債表衰退」為目標的貨幣政策無能為力。

美國疫情最嚴重的紐約市,交通和商業處在停滯狀態。圖為紐約世貿中心車站,人流稀少。(AP)

同樣,2.2萬億美元財政援助之中,包括5,000億美元的「流動性援助」,一項核心措施是直接向個人發放1,200美元的現金援助。雖然針對中小企業、航空業等受衝擊嚴重的領域的援助更具指向性,但要幫助企業轉型、修復供應鏈,不僅要資金,也需要配套的措施。資金援助有助於市場信心,但並非完全「對症下藥」。

「開閘放水」的多重隱患

聯儲局史無前例「開閘放水」,配合財政政策的效果怎樣還需觀察,但是兩個隱患不得不說。

一是從短期來看,對市場可能造成更大沖擊。這一點從市場的反應就已經能看到——資本市場流動性充裕,加之市場恐慌大增,對衝基金的程序化交易放大跌幅,成為美股一個月內4次熔斷的助推手。其中,美國波音、通用電氣的股價暴跌,說明商業票據市場失靈;垃圾債息差飆升至2008年以來最高點,背後是回購市場的亂象。這些正是注入流動性的副作用。

從長期來看,「開閘放水」運用不當,反而可能對經濟埋下滯脹隱患。1970年代,美國以寬鬆貨幣應對石油危機,結果造成美國經濟持續時間最長的滯漲。現在,美國難保不會重蹈覆轍。

波音公司已經因疫情關閉了其西雅圖地區工廠的生產,可見疫情對製造業之影響。(Reuters)

不該忘記,2019年全球經濟增速降至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製造業活動勢頭嚴重減弱,全球貿易戰和疫情對供應鏈的衝擊,讓國際收支的情況更加嚴峻,即使美元仍然強勢,一些商品價格也可能因供應不足而上漲,推動其他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上漲,導致人們的生活成本上升,演化為通脹。

而更可怕的是,這一次「開閘放水」無疑是美國金融風險的又一次累計,海量的流動性和遠超歷史規模的債務或將成為下一輪貨幣或債務危機的引爆器,一旦聯儲局寬鬆貨幣政策退出的時機和節奏把握不當,恐將帶來新一輪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危機。一旦這種情況出現,美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選項都會不足。

2019財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飆升至約9,844億美元,2020年政府赤字可能會超過1萬億美元。美國政府已經揹負超過23萬億美元的國債,早在2019年3月初,聯邦政府舉債額度已經觸及國會設定的上限,財政不得不採取非常規措施避免政府債務違約。聯儲局招數用盡、財政政策力度有限,美國如何面對危機的深化呢?

特朗普救市政策的背後邏輯

誠然,疫情下各國都要在防控的同時維護經濟穩定,然而特朗普的政策邏輯,則更傾向於「救市」,而不是「救人」。不可否認,一個穩定的經濟是對民眾生活必須的支撐,在救助法案中,也擴充了失業保險、取消或順延抵押貸款、學生貸款的還款義務,且對防控治療工作進行了必要的撥款。

但是比較來看,2.2萬億美元的救助資金中,只有約1,000億美元用於對醫院的救助,超過100億美元用於藥物開發,以及40億美元用於口罩、手套、防護服以及呼吸機等醫療用品生產,這還是民主黨對白宮議案提出修改之後的結果。而對航空業及供應商的救助一項,就高達610億美元。

面對美國仍然存在檢測工具不足、各州哄搶醫療用品的現象,特朗普始終不願真正啟用《國防生產法案》,更不同意將醫療產品生產線國有化。特朗普一方面表示美國復活節就可能解禁封鎖,另一方面極力把疫情爆發的責任推給中國。

特朗普的救市政策,最終還是出於政治動機,他在疫情下極力保護大企業的利益,不惜動用前所未有的手段來減緩經濟衰退的狀況,兩者最終的目的都是保住2020年大選的選票。然而,疫情一天不減輕,市場的不確定性就會繼續累積,如果特朗普防控措施不力,且因政治抨擊而損害和中國和防控合作,那麼「救市」的努力也都會付諸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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