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G20是時候傾聽發展中國家的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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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帶來罕見危機的當下,愈來愈多聲音呼籲全球要加強疫情防控和經濟救助上的合作。在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二十國集團組織(G20)成為全球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十二年後,疫情之下的全球再度把目光投向了G20。

當下,就連發達國家都忙於自保,援助他國的舉措自然更加乏力。但是,下一階段疫情的災難中心,很可能就在人口眾多、經濟基礎薄弱的第三世界。上月,G20領導人在疫情全球爆發之際首次舉行視像峰會,會後的聯合聲明提及,「我們嚴重關切所有國家面臨的嚴重風險,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如非洲和小島國家,其衞生系統和經濟應對挑戰的能力更弱,難民和流離失所者面臨特別風險。」

然而,從近期G20峰會和多次部長級會議來看,中美之間的政治角力及美國調查世界衞生組織(WHO)等問題正在成為焦點,而各國所謂「務實的合作」則大多只是停留在紙面的承諾。4月19日G20衞生部長的特別會議之後,媒體甚至傳出美方執意反對在聯合公報中提及「加強WHO防疫角色」的字眼,因此導致公報流產。這樣的細節無疑是背後矛盾的一種印證。

3月底的G20領導人視訊會議之後,各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缺乏實際行動。(Reuters)

全球疫情「窪地」

本來,正當中國內地的經濟活動在4月開始逐步重啟,美國、歐洲等疫情重災區也開始拋出重啟經濟的計劃,很多人感到疫情帶來的災難可能終於要結束了。可是,若把眼光放向全球,會發現竟有如此多的疫情「窪地」。對印度、非洲、南美和一些東南亞國家來講,疫情防控的關鍵時期從4月才剛剛開始。

截至上周六(4月25日),中亞的土耳其已經累計新冠肺炎確診超過10.7萬人,死亡人數約2,700;俄羅斯累計確診約7.5萬人,死亡人數接近700;南美的巴西有近6萬人確診,超過4,000人死亡;印度確診人數達2.6萬,死亡人數超過800;非洲確診病例超過3萬人,且多數國家還處在疫情蔓延的初期。正如木桶效應所揭示的,全球疫情何時結束,不是由防控效果最好的國家來決定,而是取決於漏洞最多的地區。令人擔憂的是,這些地區面臨的挑戰,恐怕比歐美更為複雜和艱難。

以最受外界關注的人口大國印度為例,其3月下旬開始實施全國封鎖,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曾宣稱和其他國家比起來,印度已能更好地遏制新冠肺炎的傳播。印度的封國、封城措施的確嚴厲,在機場也進行了監測,鐵路舊車廂也改造成「移動病床」,但是,其防控局面還是天然地受到多方面的掣肘。

從醫療條件來看,印度13.5億人口中有註冊醫生108萬名,平均1.1萬人才有一個醫生。雖然疫情擴散後印度官方迅速提高檢測實驗室的數量,衞生部又宣稱將在5月前能生產100萬個本土製造核酸試劑盒,但在龐大的人口基數面前仍舊顯得匱乏。孟買最大貧民窟之一達拉維(Dharavi)出現的疫情更讓外界擔憂,其擁擠程度、衞生條件和聚集情況,讓本就不足的醫療資源更捉襟見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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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達拉維貧民窟病亡的患者是虔誠的穆斯林,且此前曾參加新德里的伊斯蘭教大型活動,「穆斯林傳播新冠病毒」、「印度穆斯林發動新冠聖戰」等言論一時甚囂塵上,讓本就因為《公民身份修正案》而激化的宗教民族矛盾升溫。當穆斯林面臨更多的毆打、私刑、驅趕和清真寺被襲,防控恐陷入混亂。

再者,民間衞生意識的相對欠缺也是疫情傳播的催化劑。3月下旬以來,「鼓掌殺死新冠病毒」、「吹號角殺死病毒」、「點蠟燭殺死病毒」等各種荒誕不經的說法在印度廣泛流傳。莫迪宣布宵禁當天,全國多處竟舉辦遊行和焰火表演,輕易瓦解了森嚴的封鎖措施。

難以承受的生存危機

以上現象雖然帶有「印度特色」,但是其背後的問題卻非孤例。印度出現的諸多防控隱患,在南美洲、非洲、東南亞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例如土耳其的難民、戰爭、黨派紛爭的問題和疫情交錯,巴西、印尼、伊朗也因為政治分歧或宗教原因在是否封城的問題上難以達成一致,而非洲的坦桑尼亞在4月初的基督苦難主日彌撒仍有信眾聚集祈禱,說明保持社交距離的防護意識還沒被真正重視。

多數發展中國家醫療資源不足、工業體系不夠完善,很難在醫療設備上自給自足。因此,在外界關注發達國家如何爭搶醫療物資時,或許沒有想到,疫情促使各國實行重要物資的保護措施和出口限制,最吃虧的其實是發展中國家。

印度的困境並非印度獨有,圖為巴西l里約熱內盧的曼德拉貧民窟。(AP)

包括歐盟、美國和印度等在內的69個國家和地區禁止或限制出口口罩等個人防護裝備(PPE)、藥品和醫療器械等產品。哈薩克斯坦、越南等至少14個國家為確保國內糧食供應,採取了限制出口的措施。這些措施疊加上供應鏈本就受到疫情衝擊,讓發展中國家的防控和生活保障更加艱難。上周二(4月21日),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FP)發布了一份報告,預測2020年面臨嚴重糧食危機的人口數量將翻倍,增至2.65億,最多可能波及30個國家。

在經濟層面,聯合國3月就曾警告,疫情期間,發展中國家正在遭遇資本外流、債券利差擴大、貨幣貶值、出口收入銳減、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和旅遊業利潤縮水,對國家經濟的衝擊甚至比2008年的金融海嘯更加嚴重。

當前,就連發達國家都出現「美元荒」,這對發展中國家產生的連鎖效應不問可知。上周三(4月22日),阿根廷政府正式向債權人提交債務重組方案以避免違約,這可能只是一個開始。對於經濟增長已大幅放緩的印度、剛走出經濟萎縮的巴西、經歷貨幣危機的土耳其,乃至經濟更加脆弱的欠發達國家來說,面對巨額資金流出時又該如何自保?

然而,發展中國家的疫情並未受到應有的關注。其中一個原因是,疫情最先爆發的是城市聚集、人員往來頻繁的發達地區,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口流動相對較小,對全球疫情的影響力也相對較弱。

疫情下的發展中國家面臨嚴峻的生存問題,甚至是糧食危機。圖為莫桑比克的一處水稻農田。(新華社)

不過,這不應該是發展中國家不受重視的理由。除中國之外,全球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發展中國家,如果這些民眾的生存和健康不受重視,只能說是全球發展不平等的另一種體現。

G20不能「見死不救」

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危機比發達國家更加嚴峻。聯合國曾呼籲國際社會提供2.5萬億美元協助發展中國家,以應對疫情衝擊。外界也寄希望於G20提高個人防護裝備及醫療設備的產量,取消所有藥品、防護用品、醫療器材等原材料的關稅和出口禁令,確保公平分配,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的資助。

然而,在發展中國家佔總數一半的G20,幾乎沒能兌現以上任何期待。雖然3月26日的G20領導人視像峰會向全球作出「六大承諾」,但對於如何「最大限度地減少對貿易和全球供應鏈的干擾丶協助全部有需要的國家」,各國始終沒有推出實質性、有約束力的措施。

4月19日的G20衞生部長特別會議只重申「重視疫情對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所帶來的風險」,但沒有具體承諾;上周二,G20農糧部長會議同樣敦促各國避免對全球食物供應鏈造成不必要障礙,採取的措施要符合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貿易規則,並向WTO通報,但具體怎樣約束並不清楚。在經濟層面,除了G20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4月15日同意為最不發達國家提供臨時債務救濟,決定自5月1日開始暫停債務償還之外,幾乎沒有任何針對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的共同舉措。

疫情的殘酷現實是全球性的,但發展中國家尤其難以承受現實之重。若G20還只是繼續充當各國的政治秀場,那麼發展中國家將面臨自救無力、求助無門的狀況,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將難以想像。如果說十二年前,G20的成功使美國借助發展中國家之力度過金融危機,同時改革全球治理,那麼,現在G20的發展中國家力量更應發揮領導作用,以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

上文刊登於第211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27日)《G20,是時候傾聽發展中國家的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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