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有話說】吳啟訥：新冠肺炎如何改變世界（二）
新冠肺炎疫情這隻2020年伊始飛出的最大「黑天鵝」，正在深刻且全方位地改變世界，而且有些變化還在繼續發生中。拋開每個國家防疫情況鋪陳以及輿論場上的口水戰，這次疫情也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一些關鍵命題的契機，比如資本主義、全球化、民族主義以及自由主義等。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啟訥接受《香港01》專訪，對這些問題進行了系統闡釋。此為訪談第二部分。
01：中國思考全球化弊端的思路，是要把經濟發展的一部分重點轉到生態平衡方面去；而美國的想法可能是競爭性的，而且從歷史上看，美國也有轉嫁矛盾和危機的慣性。更深層次來看，其實是由文化屬性決定的。
吳啟訥：這種競爭性想法的來源是什麼？這樣就到了第三個問題，我覺得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源頭是西歐，他們對人群做了分類，劃分了人群之間的界限之後，在人群同土地和資源之間做了必然連結，從這裏發展出整套的意識形態以及政治體系。種族主義、東方主義、殖民主義，在很大程度上，都源於西歐的民族主義。這次新冠疫情，西方仍用「民主」/「專制」、「現代」/「落後」的後殖民和東方主義框架看待並不受意識形態及政治因素制約的病毒，相當於直接套用西方主導的人群之間的競爭模式來理解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這種簡化，不會出問題嗎？
民族主義的一個基本動力就是競爭，這跟中國傳統有很大的差異。中國傳統當中沒有民族主義的思想，這個傳統當中最重要的核心思想叫做「天下觀」。 「天下」固然有一個核心，就是認為中國王朝本身具有統治的正當性，是統治的核心，然後要把這套統治的理念普及到所謂天下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種哲學和統治理念不是競爭性的，統治者認為既然我的統治理念是合理的，那我應該對世界上所有人都平等。當然我們看到在歷史上和現實中，這種想法並沒有真正實現，但是這個理念長存在中國人的心目當中，以至於影響到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萌芽，是針對於西歐民族主義所帶來一個發展階段，就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所做的一個反映。19世紀，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到了亞洲，破壞中國傳統的「天下」政治秩序，日本也加入了破壞者的行列。「天下」秩序解體後，中國的利益和內部的政治傳統遭到進一步壓縮，這種壓縮必然造成反彈，讓中國人想要模仿西方的民族主義，做出一個對抗西方的意識形態武器。不過，中國民族主義先天不足，後天不良，近代中國的國族形塑，到今天為止，也還沒有完成。
中國民族主義先天不足之處，從一個角度看，在於始終把民族主義的目標定在原來天下觀的目標裏面，以至於看世界的時候就有一個特殊的角度，也即永遠站在中國為中心的角度。中國中心的真正內涵，不在於一切從自身的利益出發，損人利己，而在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人」，認為全世界想法一定跟我一樣。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清朝中期以前會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清末以來就覺得，世界上哪裏都好，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受苦的地方，那麼，更應該無條件地接受世界，接受外界幫助中國進入世界民族的體系。顯然，這種想法沒有看到民族主義的競爭性內涵，違背民族主義的內涵核心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將民族主義理想化，將民族國家天下化。
近代中國也遭到殖民主義的侵害。殖民主義除了把中國一些地方變成殖民地，比如說台灣、香港、澳門、東北曾變成殖民地，其他地方可說是半殖民地、次殖民地，可以說整個中國都處在被殖民的狀態。這種情況讓包含台灣、香港以及大陸知識分子在內的中國的知識分子都留下一種後殖民情結，這種情結體現在認定西方、日本這些殖民宗主國在社會發展上比較進步，在價值上也比較進步，因而產生了羨慕乃至於崇拜的心理。冷戰前後，在經濟全球化的助長下，西方主導的文化全球化更擴大了這種後殖民情結。
對西方的真誠羨慕，也使得中國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出現了嚴重斷層。清末以來，多數中國知識菁英主動摒棄傳統知識體系，迎接西方「新知」，但由於缺乏中國以外的生活經驗，缺乏對西方社會、文化和歷史的深度認知，使得整個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接受了一種「半調子西學」。國民黨和共產黨曾試圖用集體主義來糾正知識分子的這種偏向，但反而進一步激發了知識分子西化慾望，並以傳統中國式的個人主義作為反擊武器。後殖民情結、天下觀留存下來的中國中心主義與個人對集體的反抗三者的奇妙結合，形成一種特殊形態的民族主義，目前或許可以把它稱作「逆向民族主義」或者「反民族主義」。
從這次疫情，也可以看出過去30多年來中國知識界一個普遍的傾向，就是想要在全球化當中找到中國人的位置，這個傾向在30年前那部擁有廣泛影響的紀錄片《河殤》當中有所呈現。《河殤》認為中國的文明本身是落後、陳舊的土地文明，它必須要走向進步的海洋文明，就是西方式的文明，這個想法一直延續到今天。受到《河殤》影響的一代知識分子，今天主導着中國大陸各個部門、行業，他們當中的多數都認定中國的利益與世界各國的利益一致，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各國對中國是悲天憫人，想要幫助中國人民脱離苦難，中國自身做得不好會連累世界各國，而這個想法在疫情發展的前期非常明顯。
而當我們發現整個西方出現大規模疫情而沒有控制能力的時候，在全世界為西方辯護最有力的，正是中國這一群受到《河殤》影響的知識分子，這種理念的源頭就是前面所講的逆向民族主義。講到個人主義，不由得想起疫情中的一種現象，很多中年的中國人把他們的子女送到歐美留學，疫情爆發後，很多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的利益和歐美國家的利益聯結在一起，在情感上站在中國的對立面。其實這種思維很有中國傳統色彩，血緣家庭的在個人心目中的地位超越抽象的「民族」、「國家」。事實上，這種鏈接邏輯，在西方並不多見。
01：你提到中國的逆向民族主義很有意思，這與西方的民族主義放在一起對比，互相之間是如何發生作用的？具體該怎麼理解？
吳啟訥：對比很鮮明。冷戰之後，西方的民族主義不僅沒有減弱，反而大幅增強。在冷戰背景下，西方堅持兩項價值，一個是整個自由、民主陣營與共產陣營的對抗，這裏面還包含一些理念；另外一個就是各國的民族利益。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這一部分減弱了，但民族利益這一部分增加。所以在西方各國這些年的各種政治表述中，民族利己這種政治主張和舉措變得越來越明顯。
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全球資訊傳播當中，出現了一種與傳統嚴肅媒體的內容、風格平行的資訊傳播和知識體系建構。這種平行資訊傳播一方面包含一些傳統的內容，這裏面大家可以嚴肅討論意識形態、經濟、社會制度的問題，但也包含民族主義情緒主導下的攻擊、漫罵，其中所依據的很多資訊完全出自意識形態背景下毫無依據的想象和臆造。這種平行的資訊體系、平行的知識體系，藉由社群媒體的擴散，影響越來越大。近十年來，真正主導全球輿論的是後一種，傳統媒體的受眾日趨減少，新媒體受眾接受的是不斷民族主義化的平行資訊體系、平行知識體系的影響。
跟中國逆向民族主義的現象相比，中國以外強烈的民族主義趨向顯示，由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正在步步接近成功。不過，這個趨勢在新冠病毒疫情到來之後遇到衝擊。新冠病毒是完全沒有意識形態影響的意外因素，當然我們剛才也講過這個意外也並不意外，它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過程中掠奪地球資源所造成的結果，其中也可能有文化全球化扮演的角色。
資本主義、全球化以及民族主義這三個議題最終要歸結到哪裏？美國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最近接受媒體訪談時說，西方制度當中，民主的品質在冷戰之後大幅下降了。他的描述可以引申出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整個政治的品質有什麼評估的標準？
在過去19世紀、20世紀以來，所有的政治都被民族主義化以及意識形態化，政治裏面很多的技術因素都被加上一種政治描述，讓我們沒有辦法認清，政治究竟是在做什麼？其實政治本身有很重要的一個所謂政治的能力，就是怎麼樣把政治做好，怎麼樣做就不好。這個嚴肅的議題，在新冠肺炎疫情到來之前其實是沒有辦法討論的，因為所有的討論一定又迴歸到了意識形態裏面。但是因為病毒本身的盲目，為我們提供一個空前的契機，政治的品質是好是壞，政治的能力是好是壞，不可避免地要經過病毒的檢驗。這個檢驗，當然不能簡化為說死的人少就一定是好的，死的人多就一定是不好的，但至少可以說明，人死得多是不夠好的，可以讓人死的少是比較好的，我想這樣一個評估不算過分。